一開始，曹休上表請求深入敵境接應周魴，皇帝命令賈逵帶兵向東和曹休會合。賈逵說：“敵人在東關沒設防，肯定把兵力都集中在皖城了，曹休深入敵境和敵人交戰，肯定得敗。”於是他安排各位將領，水陸並進，走了二百裡，抓到幾個吳國人，得知曹休戰敗，吳國派兵截斷了夾石。將領們都不知道咋辦，有人想等後續部隊。賈逵說：“曹休在外麵戰敗，退路又被截斷，前進沒法打仗，後退又回不來，生死關頭，等不了一整天了。敵人就是覺得我們沒有後援，才敢這樣。現在我們趕緊前進，出其不意，這就是先下手為強，能嚇住他們，敵人看到我們的軍隊肯定會逃跑。要是等後續部隊，敵人就把險要之地都截斷了，那時兵再多也沒用！”於是他日夜兼程進軍，還多設旗幟、敲鼓製造疑兵。吳國人看到賈逵的軍隊，嚇得趕緊跑了，曹休這才得以返回。賈逵占據夾石，給曹休提供兵糧，曹休的軍隊這才振作起來。當初，賈逵和曹休關係不咋地，可曹休這次戰敗，全靠賈逵才逃過一劫。
九月乙酉日，皇帝封皇子曹穆為繁陽王。
長平壯侯曹休上書向皇帝請罪，皇帝因為他是宗室成員，就沒追究。曹休又羞又氣，背上長了毒瘡，庚子日，死了。皇帝讓滿寵都督揚州，接替曹休的位置。
護烏桓校尉田豫攻打鮮卑的鬱築鞬，鬱築鞬的嶽父軻比能來救他，帶著三萬騎兵把田豫圍困在馬城。上穀太守閻誌，是閻柔的弟弟，一直被鮮卑人信任，他去勸解，鮮卑人才撤圍離開。
冬天十一月，蘭陵成侯王朗去世。
蜀漢的諸葛亮聽說曹休戰敗，魏國軍隊向東調動，關中地區兵力空虛，就想出兵攻打魏國，可大臣們大多持懷疑態度。諸葛亮給後主劉禪上書說：“先帝一直憂慮蜀漢和曹魏不能同時存在，帝王大業不能偏安一方，所以把討伐曹魏的重任托付給我。以先帝的英明，衡量我的才能，肯定知道我去討伐敵人，是能力不足而敵人強大。但不討伐敵人，帝王大業也會滅亡，與其坐著等死，還不如主動出擊呢！所以先帝才毫無疑慮地把這事托付給我。我接受命令那天起，睡覺都睡不安穩，吃飯也吃不出滋味，想著要北伐，就先得平定南方，所以五月渡過瀘水，深入到荒無人煙的地方。我不是不珍惜自己，隻是覺得帝王大業不能隻在蜀地偏安，所以冒著艱難危險來遵從先帝的遺願，可有人卻覺得這不是好辦法。現在敵人剛在西邊疲憊不堪，又在東邊忙活，兵法上說要趁敵人疲勞的時候進攻，這正是進軍的好時機啊。我把事情詳細陳述如下：
漢高祖劉邦英明可比日月，謀臣們也智謀深遠，可還是曆經艱險，受過重傷，才轉危為安。如今陛下您比不上漢高祖，謀臣也不如張良、陳平，卻想著用長遠的計策取勝，安穩地平定天下，這是我不理解的第一點。劉繇、王朗各自占據州郡，談論安定天下的計策，動不動就引用聖人的話，可心裡滿是疑慮，麵對困難束手無策，今年不打仗，明年不出征，結果讓孫策勢力坐大，吞並了江東，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點。曹操的智謀計策遠超常人，用兵就像孫武、吳起一樣厲害，可他也曾在南陽被困，在烏巢遇險，在祁連遭難，在黎陽受逼，差點在伯山失敗，還差點死在潼關，這之後才勉強穩定了一時的局麵。何況我才能薄弱，卻想不冒風險就平定天下，這是我不理解的第三點。曹操五次攻打昌霸沒成功，四次越過巢湖也沒成功，重用李服，李服卻想謀害他，托付夏侯淵，夏侯淵卻戰敗身亡。先帝每次都說曹操很有才能，他尚且有這些失誤，何況我能力有限，怎麼能保證一定勝利呢？這是我不理解的第四點。自從我到漢中，這才一年時間，就損失了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合、鄧銅等將領，以及曲長、屯將七十多人，還有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等一千多人，這些可都是幾十年來從各地聚集的精銳，不是一個州能有的。要是再過幾年，恐怕要損失三分之二，那還怎麼對付敵人呢？這是我不理解的第五點。現在百姓窮困，士兵疲憊，可戰事卻不能停止。戰事不停，那不管是防守還是進攻，耗費的人力物力都是一樣的，與其不行動，不如趁著現在敵人疲憊去謀劃一下，想憑借一個州的力量和敵人長久對峙，這是我不理解的第六點。事情的發展很難預料啊，以前先帝在楚地戰敗，那時候曹操拍手稱快，以為天下大局已定。可後來先帝東邊聯合吳、越，西邊取得巴、蜀，出兵北伐，殺了夏侯淵，這是曹操失算，而蜀漢的大業眼看就要成功了。但之後吳國違背盟約，關羽戰敗身亡，先帝在秭歸失利，曹丕又稱帝。凡事都是這樣，很難預料到結果。我隻能竭儘全力，死而後已，至於事情的成敗得失，不是我能預先看清楚的。”
十二月，諸葛亮帶兵出散關，包圍了陳倉，可陳倉早有防備，諸葛亮攻不下來。諸葛亮讓郝昭的同鄉靳詳在城外遠遠地勸郝昭投降，郝昭在城樓上回應說：“魏國的法律，你是清楚的；我的為人，你也了解。我深受國家的大恩，家族責任重大，你沒什麼可說的，我隻有拚死守城。你回去告訴諸葛亮，讓他儘管來攻。”靳詳把郝昭的話告訴諸葛亮，諸葛亮又讓靳詳再去勸郝昭，說“你兵力敵不過我們，彆白白送死。”郝昭對靳詳說：“之前話都已經說死了，我認識你，可箭可不認識你。”靳詳隻好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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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覺得自己有數萬大軍，而郝昭隻有一千多士兵，又估計魏國的東邊援軍一時半會兒到不了，就進兵攻打郝昭。他架起雲梯、衝車攻城。郝昭就用火箭射向雲梯，雲梯著火，上麵的人都被燒死了。郝昭又用繩子拴著石磨去砸衝車，衝車被砸壞。諸葛亮又造了百尺高的井闌，用來向城中射箭，還用土塊填護城河，想直接攀城。郝昭就在城裡又築了一道內牆。諸葛亮又挖地道，想從城裡突出來，郝昭就在城裡橫向挖地道截斷。雙方日夜攻守對抗了二十多天，曹真派將軍費耀等人來救援。皇帝把張合從方城召來，讓他去攻打諸葛亮。皇帝親自到河南城，擺酒為張合送行，問張合：“等將軍趕到，諸葛亮會不會已經拿下陳倉了？”張合知道諸葛亮深入敵境，糧草供應困難，掰著指頭算了算說：“等我趕到，諸葛亮估計已經撤走了。”張合日夜趕路，還沒到，諸葛亮就因為糧草耗儘，撤軍了。將軍王雙追擊，諸葛亮回頭把王雙殺了。皇帝下詔賜給郝昭關內侯的爵位。
當初，公孫康去世，他的兒子公孫晃、公孫淵都還小，下屬們就擁立他的弟弟公孫恭。公孫恭懦弱無能，治理不好國家，公孫淵長大後，就脅迫公孫恭，奪取了他的位置，還上書向朝廷說明情況。侍中劉曄說：“公孫氏從漢朝起就被任用，世代承襲官職，他們那地方，水路靠海，陸路依山，對外勾結胡人，地處偏遠，很難控製。而且他們掌權時間久了，如果現在不除掉，以後肯定會有禍患。要是等他們懷有二心，擁兵自重了再去討伐，就難辦了。不如趁他剛掌權，內部有黨羽也有仇人，出其不意，派兵壓境，再懸賞招募，不用大動乾戈就能平定。”皇帝沒聽他的，封公孫淵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吳王任命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還沒來得及授印，呂範就去世了。當初，孫策讓呂範掌管財務，那時候吳王孫權還年輕，私下裡有什麼需求，呂範總是向孫策彙報，不敢擅自答應，當時孫權還因此埋怨他。孫權當陽羨長的時候，有私自挪用財物的情況，孫策有時會核查，功曹周穀就替孫權在賬本上做手腳，讓他不被責備，孫權當時還挺高興。等孫權掌權後，因為呂範忠誠，就非常信任他，而覺得周穀能在賬本上作假欺騙，就不再任用他。
評論
這段史料濃縮了三國中後期魏、蜀、吳及周邊勢力的關鍵軍政事件，展現了權力博弈中的戰略決策、人性博弈與曆史偶然性，其中諸多細節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軍事博弈中的戰略遠見與危機應對
曹休兵敗與賈逵救援的事件，堪稱危機決策的經典案例。曹休作為曹魏宗室重臣，因急於立功而輕信周魴偽降，孤軍深入皖地，陷入吳軍重圍。賈逵的預判與行動則凸顯了卓越軍事家的素養：他精準識破吳軍“集中兵力於皖、斷夾石要道”的戰略意圖，在諸將猶豫之際，以“先人奪其心”的果斷決策，晝夜兼程設疑兵逼退吳軍，不僅解救曹休於絕境，更以兵糧接濟穩定潰軍。這一事件揭示了軍事決策的核心原則——戰機瞬息萬變，遲疑則全局皆輸，同時也打破了“私人恩怨淩駕於軍國大事”的偏見，賈逵與曹休素來不和卻能臨危相救，展現了職業軍人的底線操守。
反觀曹休的結局，其“慚憤疽發而卒”的悲劇，折射出曹魏宗室將領的壓力與局限。作為“千裡駒”的曹休，在石亭之戰中因驕傲輕敵導致慘敗，雖獲魏明帝“宗室不問”的寬宥，卻無法承受自我期許與現實落差的精神打擊。這種“慚憤而亡”的結局，既反映了古代將領對榮譽的極致重視，也暴露了曹魏宗室軍事集團後期的脆弱性——依賴身份而非能力的權力結構，終將在殘酷戰爭中暴露短板。
諸葛亮《後出師表》的戰略困境與理想主義光芒
諸葛亮在曹休兵敗後上書北伐即《後出師表》），不僅是一篇軍事檄文，更是一曲理想主義的悲歌。文中“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核心主張，直擊蜀漢政權的生存悖論——偏安一隅終將被曹魏蠶食，唯有主動出擊方能爭取生機。他以“坐而待亡，孰與伐之”的反問，駁斥了群臣的保守論調，展現出清醒的戰略眼光。
諸葛亮列舉的“六未解”，層層遞進剖析北伐必要性：從高帝創業的艱險，到劉繇、王朗因保守喪地的教訓；從曹操雖強仍屢陷危局的史實，到蜀漢精銳日漸凋零的現實危機。這些論證直指核心——蜀漢與曹魏的國力差距隻會隨時間擴大，北伐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無奈選擇。尤其“喪趙雲等七十餘將、千餘精銳”的痛陳，道儘人才凋零的緊迫感，為後世理解“鞠躬儘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提供了具象注腳。
陳倉之戰則印證了諸葛亮的困境與智慧。麵對郝昭千餘人堅守的陳倉城，諸葛亮雖用儘雲梯、衝車、井闌、地突等戰術，卻因“深入無穀”糧草不足）被迫撤軍，最終僅以斬殺追兵王雙小勝收尾。這場戰役凸顯了蜀漢的致命短板——國力有限、後勤艱難，難以支撐長期攻堅，也為諸葛亮北伐的悲壯結局埋下伏筆。而郝昭以千餘兵抵擋數萬蜀軍的戰績，成為“守城典範”，其“必死耳”的決絕與曹魏“科法嚴明”的製度保障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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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更迭中的政治智慧與決策得失
同期的權力交接事件，展現了不同政權的治理邏輯。公孫淵脅奪叔父公孫恭之位後，曹魏內部出現“趁機征討”與“安撫承認”的分歧。劉曄的主張極具前瞻性——他看到遼東“水陸阻絕、外連胡夷”的地理特殊性，提出“趁其新立、以兵臨之”的preeptivestrike先發製人）策略，試圖避免日後“絕遠難製”的隱患。但魏明帝未采納，反而冊封公孫淵，這一決策為日後公孫淵叛魏聯吳埋下禍根，暴露了曹魏對邊疆控製力的局限性——鞭長莫及的地緣現實，使中央政權不得不對地方豪強妥協。
東吳的人事任免則體現了孫權的治國理念。呂範因“忠誠不私”獲封大司馬，而曾為孫權“欺瞞簿書”的周穀卻遭棄用，這種“賞罰分明、重忠誠輕投機”的用人邏輯，正是東吳能在三國鼎立中立足的重要原因。孫權對“規則意識”的重視，超越了個人私情，展現出成熟政治家的格局——政權長治久安，終究依賴製度與人心，而非短期利益交換。
民族關係與邊疆治理的早期實踐
田豫被軻比能三萬騎圍困於馬城的事件，揭示了曹魏邊疆治理的另一維度。上穀太守閻誌憑借“素為鮮卑所信”的個人威望成功解圍，這一案例證明：在中原政權與遊牧民族的博弈中，文化認同與人際信任有時比軍事威懾更有效。閻誌作為“烏桓校尉閻柔之弟”的身份，體現了曹魏“以胡製胡”的邊疆策略——通過任用熟悉遊牧文化的官員，建立跨民族溝通橋梁，降低治理成本。這種“柔性治理”思路，為後世處理民族關係提供了早期範本。
結語：曆史碎片中的永恒命題
這段史料雖短，卻涵蓋了戰爭、政治、民族、人性等多重維度。曹休的敗亡警示“驕傲與偏見的代價”，賈逵的救援詮釋“理性與擔當的價值”，諸葛亮的北伐彰顯“理想與現實的碰撞”，魏明帝與孫權的決策對比則揭示“治理智慧的差異”。這些曆史碎片拚接出的，不僅是三國中後期的權力圖譜，更是人類永恒麵臨的命題——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做決策？如何在困境中堅守信念？如何在利益糾葛中保持底線？答案或許就藏在這些跨越千年的曆史細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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