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己酉年)
春天,蜀漢諸葛亮派部將陳戒去攻打武都、陰平這兩個郡,雍州刺史郭淮帶兵去救援。諸葛亮親自出兵到建威,郭淮就退兵了,諸葛亮順利拿下這兩個郡後回師。蜀漢後主劉禪再次下詔,任命諸葛亮為丞相。
夏天四月丙申日,吳王孫權正式稱帝,實行大赦,改年號為黃龍。百官都來朝會,吳王把功勞歸給周瑜。綏遠將軍張昭拿著笏板,正準備誇讚孫權的功德,還沒開口,吳王就說:“要是按張公您以前的計策,我現在都得當乞丐討飯吃了。”張昭聽了超級慚愧,趴在地上,汗流浹背。
吳王追尊父親孫堅為武烈皇帝,哥哥孫策為長沙桓王,立兒子孫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孫策的兒子孫紹為吳侯。任命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太子右弼,顧譚為輔正都尉,陳表為翼正都尉,謝景、範慎、羊衜等人都作為太子的賓客,這時候東宮號稱人才濟濟。太子讓侍中胡綜寫了篇《賓友目》,裡麵說:“才華出眾,遠超常人的,是諸葛恪;精準洞察時機,能探究幽深微妙之事的,是顧譚;善於言辭,能解開疑惑的,是謝景;鑽研學問,辨析精微,可與子遊、子夏相比的,是範慎。”羊衜私下反駁胡綜說:“諸葛恪有才但粗心,顧譚精明但固執,謝景善辯但浮誇,範慎深沉但狹隘。”羊衜最後因為這話被諸葛恪等人厭惡,後來這四個人果然都倒台了,就像羊衜說的那樣。
吳王派人帶著吳、漢兩國並尊二帝的提議去告訴蜀漢。蜀漢有人覺得和東吳結交沒好處,而且名分和體製不順,應該彰顯正義,和東吳斷絕聯盟。丞相諸葛亮說:“孫權有篡位稱帝的心思已經很久了,我們國家之所以忽略他這叛逆的行為,是想得到他作為犄角之勢的援助。現在要是公開和他斷絕關係,他必定對我們恨之入骨,我們就得調兵去東邊防守,和他對抗,直到吞並他的土地,才能再去圖謀中原。但東吳那邊賢能的人才還很多,將相之間也和睦,不是一下子就能平定的。如果我們和東吳對峙,乾等著雙方軍隊老化,那正中北方曹魏的下懷,這可不是好辦法。以前漢文帝對匈奴言辭謙卑,先帝劉備和東吳友好結盟,都是順應形勢,通權達變,深謀遠慮,為長遠利益考慮,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樣一時意氣用事。現在議論的人都覺得我們和東吳、曹魏成三足鼎立之勢,不能齊心協力,而且認為孫權已經滿足於現狀,沒有進占中原的想法,這麼推斷,看似有理,實則不然。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力量和曹魏相比並不占優,所以隻能憑借長江天險自保。孫權沒辦法越過長江,就像曹魏沒辦法渡過漢水一樣,不是他們力量有餘卻不想占便宜,而是實在力不從心。要是我們大軍前去討伐曹魏,孫權往好裡打算,會想著瓜分曹魏土地為以後做打算;往差裡說,也會擄掠百姓,擴張領土,在國內展示武力,不會坐視不管。要是他按兵不動和我們保持和睦,那我們北伐的時候,就不用擔心東邊有後顧之憂,曹魏在黃河以南的軍隊也不能全部調到西邊來對付我們,這樣的好處可太大了。所以孫權篡位的罪名,先不宜公開指責。”於是,蜀漢派衛尉陳震出使東吳,祝賀孫權稱帝。吳王和蜀漢結盟,約定平分天下,豫州、青州、徐州、幽州歸東吳,兗州、冀州、並州、涼州歸蜀漢,司州的土地,以函穀關為界劃分。
張昭因為年老多病,上交了官位和所統領的事務,吳王改封他為輔吳將軍,地位僅次於三公,改封婁侯,食邑一萬戶。張昭每次上朝拜見吳王,言辭氣勢都很激昂,一臉正義,曾經因為直言進諫違背了吳王的旨意,中間有段時間沒被允許上朝覲見。後來蜀漢使者來了,誇讚蜀漢的德行美好,東吳群臣沒人能駁倒他,吳王感歎說:“要是張公在這兒,那使者要麼被折服,要麼就沒話說了,哪還能在這裡自誇呢!”第二天,吳王派宮中使者去慰問張昭,順便請他進宮相見,張昭離開座位謝罪,吳王趕緊跪著製止他。張昭坐定後,抬頭說:“以前太後和桓王不把老臣托付給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給老臣,所以我一心想著儘臣子的本分,報答深厚的恩情,隻是我見識短淺,違背了陛下的旨意。但我一心為國,隻想忠心耿耿,為國家奉獻一切。要是讓我改變想法,去貪圖榮華,討好彆人,這我可做不到!”吳王連忙向他道歉。
元城哀王曹禮去世。
六月癸卯日,繁陽王曹穆去世。
戊申日,魏明帝追尊高祖大長秋曹騰為高皇帝,夫人吳氏為高皇後。
秋天七月,魏明帝下詔說:“按照禮法,如果王後沒有子嗣,就挑選旁支的兒子來繼承大宗,這樣的話,就應當繼承正統,奉行公義,怎麼能再顧及自己的親生父母呢!漢宣帝繼承漢昭帝之後,給生父悼考加上皇號;漢哀帝憑借外藩的身份被擁立,董宏等人卻引用秦朝滅亡的例子,迷惑誤導當時的朝廷,不僅尊奉恭皇,還在京都建立宗廟,又抬高藩王的妾室,讓她們和長信宮的太後相比,在前殿排列昭穆次序,在東宮設置四個太後的位置,僭越違禮沒有限度,人神都不保佑,還怪罪師丹忠誠正直的勸諫,最終導致丁氏、傅氏被滅族的大禍。從那以後,這種事接連發生。以前魯文公顛倒祭祀順序,罪過在於夏父;宋國行事不合製度,華元遭到譏諷。現在命令公卿和有關部門,要以過去這些事為深刻教訓,如果後代萬一有以諸侯身份繼承皇位的,就應當明白作為後嗣的大義;要是有人敢用諂媚的言辭誤導當時的君主,胡亂建立不正當的名號來乾擾正統,稱生父為皇,稱生母為後,那輔佐大臣要毫不留情地誅殺他。把這些內容寫在金冊上,藏在宗廟裡,記錄在國家法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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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是三國時期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一年。這一年裡,蜀漢、東吳、曹魏三方勢力圍繞領土爭奪、皇權確立與外交博弈展開了一係列關鍵行動,不僅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政治格局,更為後世留下了關於權謀、外交與人性的多重啟示。
蜀漢的戰略收縮與局部拓展:諸葛亮的務實選擇
軍事上的有限勝利
春季,諸葛亮派遣將領陳戒進攻武都、陰平二郡,麵對曹魏雍州刺史郭淮的救援,諸葛亮親率大軍進逼建威,迫使郭淮退兵,成功收複二郡。這一勝利雖未從根本上改變蜀漢與曹魏的實力差距,卻為蜀漢帶來了實際利益:一方麵拓展了領土,增強了邊境防禦縱深;另一方麵提振了國內士氣,諸葛亮也因此恢複丞相之位,鞏固了權力基礎。
外交決策的深層考量
同年,孫權稱帝後提出“並尊二帝”的提議,蜀漢內部多數人主張“顯明正義,絕其盟好”,認為與僭逆者結盟有損正統之名。但諸葛亮力排眾議,提出了極具戰略眼光的外交思路:
現實利益優先:承認孫權稱帝雖違背“正統”觀念,卻能換取東線穩定,避免兩線作戰,為北伐曹魏創造條件。
實力評估清醒:諸葛亮指出東吳“賢才尚多,將相輯穆”,短期內無法吞並,若強行決裂,隻會讓曹魏坐收漁利。
曆史經驗借鑒:以漢文帝對匈奴“卑辭和親”、劉備與東吳結盟為例,強調“應權通變,深思遠益”的務實精神,反對“匹夫之忿”式的情緒化決策。
最終,蜀漢派遣陳震出使東吳,達成“中分天下”的盟約,將豫、青、徐、幽四州劃歸東吳,兗、冀、並、涼四州劃歸蜀漢,司州以函穀關為界。這一盟約雖未真正實現,但為蜀漢爭取了寶貴的外部環境,體現了諸葛亮“以柔克剛”的外交智慧。
東吳稱帝:權力確立與內部整合
皇權合法性的構建
公元229年四月,孫權正式稱帝,改元黃龍,完成了從吳王到吳帝的身份轉變。為強化皇權合法性,他采取了一係列措施:
追尊先祖:追尊父親孫堅為武烈皇帝,兄長孫策為長沙桓王,通過抬高家族地位鞏固統治基礎。
立儲固權:立太子孫登,並為其配備了以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為核心的東宮班底,號稱“多士”,既培養繼承人勢力,也拉攏了江東士族集團。
曆史敘事重構:在稱帝大典上,孫權刻意打壓張昭,稱“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暗諷張昭早年主降曹操的主張,既強化了自身決策的正確性,也借機削弱元老勢力。
人才評價的前瞻性與局限性
東宮侍中胡綜在《賓友目》中盛讚諸葛恪“英才卓越”、顧譚“精識時機”、謝景“凝辯宏達”、範懼“究學甄微”,但羊道卻私下指出四人缺陷:“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後來的曆史驗證了羊道的判斷——四人皆以失敗告終。這一對比揭示了東吳人才評價中的矛盾:表麵的“多士”光環下,隱藏著對性格缺陷與政治風險的忽視,為日後的權力鬥爭埋下隱患。
曹魏的低調與潛藏的正統之爭
相較於吳蜀的活躍,曹魏在太和三年的記載相對簡略,僅提及元城哀王曹禮、繁陽王曹穆去世,以及追尊高祖曹騰為高皇帝、夫人吳氏為高皇後。但這一追尊行為極具政治意味:曹騰作為東漢宦官,被曹魏追尊為帝,本質上是通過重構家族譜係,強化曹魏代漢的合法性。
同時,魏明帝曹叡頒布詔書,強調“繼大宗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複顧私親”,矛頭直指西漢哀帝尊生父為皇的“僭差”行為,實則暗諷吳蜀稱帝的“非法性”,試圖從意識形態上鞏固曹魏的正統地位。這一詔書既是對內部宗法秩序的規範,也是對吳蜀“並尊二帝”的隱性回應,體現了三國時期“正統之爭”的激烈性。
曆史啟示:務實與格局的重要性
太和三年的曆史事件,集中展現了三國時期的政治邏輯與人性百態:
戰略務實性決定生存空間:諸葛亮放棄“正統”執念、堅持聯吳抗曹,孫權稱帝後仍保持對蜀聯盟,均體現了“權變”智慧。在實力失衡的格局下,拒絕情緒化決策、聚焦核心利益,是弱勢方生存的關鍵。
人才評價需穿透表象:胡綜對諸葛恪等人的讚譽停留在才能表麵,而羊道卻洞察其性格缺陷對政治生涯的致命影響。這提醒我們,人才選拔不僅要看能力,更要觀其心性與格局。
正統之爭本質是利益博弈:曹魏的追尊、蜀漢的“正義”之辯、東吳的稱帝宣言,本質上都是通過意識形態構建,服務於現實權力需求。曆史證明,脫離實力支撐的“正統”口號,難以真正撼動格局。
從宏觀視角看,太和三年的吳蜀結盟與孫權稱帝,標誌著三國“鼎足之勢”的正式確立。三方在軍事、外交、意識形態上的角力,既塑造了當時的政治格局,也為後世留下了關於權力、利益與人性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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