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庚戌年）
春天的時候，吳國老大派將軍衛溫、諸葛直帶著一萬精兵，乘船漂洋過海，想去尋找夷洲和亶洲，打算抓點當地人回來擴充自己的人手。陸遜和全琮都勸說道：“當年桓王創業的時候，手下也就那麼點人。現在咱江東的兵力，足夠乾大事了，沒必要跑那麼老遠去那種鳥不拉屎的地方，跑萬裡之外去攻打彆人，海上風浪啥的太難預測了。而且士兵們換了水土，肯定容易生病，本想增加人手，結果反而損失了；本想撈好處，結果反而有害。再說了，那些地方的人跟禽獸差不多，就算抓回來也沒多大用，沒有他們也不影響咱啥。”但吳國老大根本不聽。
這邊呢，尚書琅邪人諸葛誕和中書郎南陽人鄧颺等人互相拉幫結派，還互相吹捧。他們把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稱為“四聰”，諸葛誕他們這八個人稱為“八達”。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兒子。中書監劉放的兒子劉熙、中書令孫資的兒子孫密、吏部尚書衛臻的兒子衛烈，這三個人都比不上前麵那些人，但因為他們老爸有權有勢，就勉強把他們列為“三豫”。代理司徒事務的董昭給皇帝上書說：“凡是統治天下的人，沒有不看重那些質樸、忠誠、講信用的人，而特彆討厭那些虛偽不實在的人，因為這些虛偽的人破壞教育、擾亂治理、敗壞風氣。之前建安末年魏諷被處死，黃初初年曹偉被斬殺。想想前後皇帝的詔書，對這種浮誇虛偽的行為那是深惡痛絕，一心想打散這些歪門邪道的團夥，恨得牙癢癢。但執法的官員呢，都害怕這些人的權勢，沒人敢去揭發他們，結果風氣越來越差，不良行為越來越嚴重。我發現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把做學問當回事兒了，專門一門心思搞社交。那些所謂的名士，也不把孝順、友愛、品德修養當首要的，反而把追名逐利放在第一位。他們拉幫結派，互相吹捧，誰要是說他們壞話，就像受到懲罰一樣；誰要是跟他們一夥，就像得到獎賞一樣。對自己人那是誇得天花亂墜，對不跟自己一夥的，就找各種毛病。甚至還說：‘現在這世道還怕過不下去？隻要會搞人際關係，隨便混混就行；還怕彆人不了解自己？給他灌點迷魂湯，哄著就行。’又聽說還有人讓奴仆冒充在職官員家屬，偷偷進出宮廷禁地，傳遞書信，刺探消息。這些事兒啊，法律絕對不能容忍，犯了就得嚴懲，就算是魏諷、曹偉的罪行，也不過如此了！”皇帝覺得他說得很對。二月，下詔說：“社會風氣的質樸和浮誇，會隨著教化而改變。戰亂以來，經學都荒廢了，年輕人學習都不按照經典來。這到底是教育沒做到位，還是選拔人才不看品德呢！從今以後，郎吏要是精通一部經典，又有治理百姓的才能，經過博士考核，成績優秀的，趕緊提拔任用；那些華而不實、不務正業的，就辭退！”於是諸葛誕、鄧颺等人就被免官了。
夏天四月，定陵成侯鐘繇去世。
六月戊子日，太皇太後卞氏去世。秋天七月，安葬武宣皇後。
大司馬曹真提議：“蜀漢老是來侵犯，咱不如從斜穀去討伐他們。讓各路將領分幾路一起進攻，肯定能大獲全勝。”皇帝同意了，還下詔讓大將軍司馬懿沿著漢水從西城進發，到漢中與曹真會合，其他將領有的從子午穀進軍，有的從武威進軍。司空陳群勸說道：“太祖當年去陽平攻打張魯的時候，收了好多豆子麥子來補充軍糧，結果張魯還沒拿下，糧食就不夠吃了。現在咱去討伐蜀漢，沒地方補充糧食，而且斜穀地勢險要，進退都困難，運送糧草肯定會被攔截。要是多留兵把守險要之地，又會減少打仗的士兵，這事兒可得好好考慮啊。”皇帝聽取了陳群的建議。曹真又上表說要從子午道進軍，陳群又指出這條路的不便之處，還算了算軍事開支啥的。皇帝把陳群的建議發給曹真，曹真卻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出發了。
八月辛巳日，皇帝往東巡視；乙未日，到了許昌。
評論
這段史料記錄了三國時期太和四年公元230年）魏、吳兩國的重要事件，從中可窺見當時的政治、軍事與社會風貌，其背後反映的問題在曆史語境中具有典型意義：
吳國的海外探索與決策困境
孫權派遣衛溫、諸葛直率軍赴夷洲今台灣）、亶洲的行動，是中國古代官方首次大規模對台灣地區的探索，具有一定曆史突破性。但從決策邏輯看，其動機是“俘其民以益眾”的實用主義擴張，忽視了陸遜、全琮關於“遠涉不毛風險高、土著難同化”的諫言。這一事件既體現了吳國開拓疆域的嘗試，也暴露了君主集權下“個人意誌淩駕於理性建議”的局限——最終衛溫等人雖抵達夷洲，卻因“士卒疫死大半”無功而返，印證了諫言的合理性。
魏國的“浮華案”與政治整肅
諸葛誕、鄧颺等人結黨標榜“四聰”“八達”，形成以交遊、虛名相標榜的政治小圈子，本質是東漢以來“清議”風氣的變異，演變為權力攀附的工具。董昭的上疏直擊要害：這類群體以“趨勢遊利”為先，將學問、孝悌拋諸腦後，甚至通過奴客勾結禁中傳遞消息，破壞了官僚體係的嚴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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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帝的應對頗具針對性：一方麵認同董昭對“浮偽毀教”的批判，另一方麵以“經學取士”為抓手，通過“博士課試擢高第、罷退浮華者”，將整頓落到製度層麵。這不僅是對結黨行為的打擊，更是對曹魏政權“以儒立國”傳統的回歸——曹操雖重刑名，但曹丕、曹叡均強調經學教化，此次罷黜諸葛誕等人，實質是通過規範選官標準，遏製門閥勢力抬頭，維護中央集權。
曹魏的對蜀戰略分歧
曹真主張從斜穀伐蜀，試圖以多路並進突破蜀漢防線，而陳群以“太祖攻張魯時糧乏”為由反對，強調秦嶺地形對後勤的製約。這場爭論折射出曹魏對蜀戰略的核心矛盾：主戰派希望以國力優勢速戰速決，保守派則忌憚蜀地險峻與諸葛亮的軍事能力。最終曹真堅持出兵，卻因“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被迫撤軍，印證了陳群的擔憂。這一事件說明，地理環境與後勤保障仍是三國時期軍事行動的關鍵製約因素，即便強如曹魏，也難以僅憑國力硬撼天險。
其他事件的象征意義
鐘繇之死標誌著曹魏開國功臣集團的逐漸凋零鐘繇為“三公”之一，是曹操時代重要謀臣）；
卞太後曹操之妻）的去世，則象征著曹魏皇室“創業一代”的落幕，政權逐漸進入“守成期”。
整體而言，太和四年的曆史事件集中反映了三國中期的態勢：吳國嘗試對外擴張卻受製於現實條件，魏國通過整肅內政鞏固統治、但對蜀戰略仍存分歧，各方在相持中積累著決定最終走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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