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紀四，從公元231年辛亥年）到公元234年甲寅年），共四年。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辛亥年）
春天二月，東吳老大給太常潘濬授予符節，讓他和呂岱一起率領五萬大軍去征討五溪蠻。潘濬的姨父的兒子蔣琬是諸葛亮的長史，武陵太守衛旍上奏說潘濬派秘密使者和蔣琬聯係，好像有想投靠蜀漢的打算。東吳老大說：“潘濬字承明）不會乾這種事。”馬上就把衛旍的奏章封好給潘濬看，還把衛旍召回，免了他的官職。
衛溫、諸葛直他們的軍隊在海上折騰了一年，士兵因為生病、瘟疫死了八九成，亶洲實在太遠了，最終沒能到達，隻從夷洲帶了幾千人回來。衛溫、諸葛直因為這事沒辦成啥功勞，被砍了頭。
蜀漢丞相諸葛亮讓李嚴以中都護的身份處理丞相府事務，李嚴還改名叫李平。諸葛亮率領各路大軍去攻打魏國，包圍了祁山，用木牛來運送糧草。這時候大司馬曹真生病了，魏國皇帝就讓司馬懿往西駐紮在長安，統領將軍張合、費曜、戴陵、郭淮等人去抵禦蜀軍。
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去世。
從去年十月開始就沒下雨，一直到今年十月。
司馬懿讓費曜、戴陵留下四千精兵守上邽，其餘的人全部出發，往西去救祁山。張合想分一部分兵力駐守雍縣和郿縣，司馬懿說：“要是前麵那支軍隊能獨自抵擋敵人，將軍你說得就對。要是抵擋不住，還把兵力分成前後兩部分，就像當年楚國的三軍被黥布打敗一樣。”於是大軍繼續前進。諸葛亮分一部分兵力留下來攻打祁山，自己則率領部隊到上邽迎戰司馬懿。郭淮、費曜等人去攔截諸葛亮，被諸葛亮打敗了，諸葛亮順便收割了上邽的麥子，然後和司馬懿在上邽東邊碰上了。司馬懿收攏軍隊，靠著險要地勢紮營，雙方軍隊沒能交戰，諸葛亮就帶兵撤退了。司馬懿等人在後麵追，一直追到鹵城。張合說：“他們大老遠跑來迎戰我們，想跟我們打，我們卻不應戰，他們肯定覺得我們不想正麵交鋒，是想用持久戰來對付他們。而且祁山那邊知道我們大軍已經快到了，軍心自然就穩定了。我們可以就在這兒駐紮，再分出一支奇兵，繞到他們後麵。不應該隻前進卻不敢逼近他們，這樣會讓老百姓失望的。現在諸葛亮孤軍深入，糧食又少，估計也快撤了。”司馬懿不聽，還是繼續追諸葛亮。追到之後，又上山紮營，還是不肯出戰。賈詡、魏平好幾次請求出戰，還說：“您怕蜀軍就像怕老虎一樣，這讓天下人笑話怎麼辦！”司馬懿聽了很不爽。將領們都請求出戰。夏天五月辛巳日，司馬懿才讓張合去攻打駐守在南圍的無當監何平，自己則從中路進攻諸葛亮。諸葛亮派魏延、高翔、吳班迎戰，魏軍被打得大敗，蜀軍繳獲了三千套魏軍的鎧甲，司馬懿隻好退回營地防守。六月，諸葛亮因為糧食吃完了，就帶兵撤退，司馬懿派張合去追擊。張合追到木門，和諸葛亮交戰，蜀軍在高處設下埋伏，萬箭齊發，飛箭射中了張合的右膝，張合就這麼死了。
秋天七月乙酉日，皇子曹殷出生，魏國宣布大赦天下。
從黃初年間以來，對諸侯王的法律禁令特彆嚴格。官員監督得也很嚴，搞得親戚之間都不敢互相往來問候。東阿王曹植給皇帝上書說：“堯推行教化，都是先親近的人，再到疏遠的人，從身邊的人，慢慢推及遠方。周文王先給妻子做好榜樣，然後影響到兄弟，進而治理好國家。陛下您有著像堯那樣聖明的品德，又有周文王那樣的仁愛之心，對後宮很好，對皇族也都很照顧，大臣們輪流值班，既能在朝堂上處理公務，又能回家和家人團聚，親情之路暢通，婚喪嫁娶這些人情往來也都能正常進行，這真的是能站在彆人角度考慮，又廣施恩惠的做法啊。可說到我呢，人情都斷絕了，在這聖明的時代卻被禁錮著，我心裡真的很難過。我也不敢奢望能和彆人交往，處理人情世故，按人倫常理生活。就說最近吧，連結婚這種事都沒辦法正常進行，兄弟之間也斷絕往來，有吉凶的事都沒法互相通知，婚喪嫁娶的禮節都廢了。我和親戚之間的恩情，還不如路人；隔閡之大，比胡人和越人還厲害。現在我因為這些嚴苛的製度，永遠都沒希望去朝見陛下。我心裡一直想著陛下，對朝廷充滿感情，老天爺都知道我的心意。但這都是命運安排，又能怎麼辦呢！退一步想想，其他諸侯王也都有那種兄弟之間互相關心的心情，希望陛下能痛痛快快地下個詔書，讓各個諸侯王之間能互相問候，四季都能表達感情，這樣就能讓骨肉之間的歡樂恩情得以延續，讓兄弟之間的深厚情義得以保全。諸侯王妃妾的娘家，每年能有兩次機會得到賞賜，和那些貴族一樣，和其他官員得到的待遇也相同。要是能這樣，那古人所讚歎的，《詩經》裡所歌頌的美好情景，就能在當今聖世重現啦！我自己反省，覺得自己沒啥大本事；但看看陛下您提拔任用的人，如果把我當成異姓臣子來看，我暗自估量，也不比那些朝廷官員差。要是我能脫下遠遊冠，戴上武弁帽，解下紅色綬帶，換上青色綬帶，哪怕能得到駙馬都尉或者奉車都尉這樣一個小官職，能在京城安家，拿著馬鞭、插著筆，跟著陛下出行，在宮裡侍奉陛下，回答陛下的問題，在陛下身邊幫忙查漏補缺，那就是我最真誠、最渴望的事，做夢都想啊。我一直仰慕《詩經·鹿鳴》裡君臣宴會的和諧，常常吟誦《詩經·常棣》裡兄弟之間的告誡，也思念《詩經·伐木》裡朋友之間的情義，更始終懷著《詩經·蓼莪》裡那種父母之恩難以報答的哀傷。每次到了四季的節日，我都是孤零零一個人，身邊隻有仆人，麵對的隻有老婆孩子，想高談闊論都沒人聽，有精妙的見解也沒地方施展。每次聽到音樂都會心痛，端起酒杯就會歎息。我覺得自己像犬馬一樣的忠誠都不能打動彆人，就像人的誠心也不能感動上天一樣。以前說有人哭倒城牆、六月降霜，我一開始還相信，現在拿我的心情來對比，覺得那就是空話啊！就像葵藿的葉子總是朝著太陽，太陽雖然不會因為它回頭看一眼，但葵藿向著太陽的心是真誠的。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葵藿，要是能得到陛下像天地一樣的恩賜，像日月星一樣的光輝照耀，那可就太好了。我聽《文子》裡說：‘不做第一個享福的，也不做第一個惹禍的。’現在我們兄弟之間關係隔絕，大家都為此憂愁，而我獨自站出來說這些，實在是不希望在聖明的時代還有人得不到朝廷的恩澤，希望陛下能發揚德澤普施、天下太平的美德，宣揚光明磊落、政治清明的品德啊！”皇帝下詔回複說：“大概教化這件事，有興盛的時候，也有衰敗的時候，不是一開始好，最後就一定不好，都是各種事情導致的。現在各個諸侯王之間兄弟情義、禮節都很淡薄，諸侯王妃妾娘家得到的照顧也少了，其實本來也沒有禁止各個諸侯王互相往來問候的詔書。這都是下麵的官員矯枉過正，害怕被責備，才搞成這樣的。我已經下令有關部門，按照你說的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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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又上書說：“以前漢文帝從代國出發去京城，懷疑朝廷有變故，宋昌說：‘朝廷內有朱虛侯、東牟侯這樣的近親，外麵有齊、楚、淮南、琅邪這些諸侯王，這就像磐石一樣穩固，希望大王不要懷疑。’陛下您往上看，有周文王時虢國兩位國君的輔助；中間想想，有周成王時召公、畢公的輔佐；往下看，有宋昌所說的那種磐石般穩固的局麵。我聽說羊披上虎皮，看見草就高興，看見豺狼就害怕得發抖，都忘了自己披著虎皮了。現在任用將領不合適，就有點像這個情況。所以俗話說：‘發愁的是做事的人不懂，懂的人卻沒辦法去做。’以前管叔、蔡叔被流放誅殺，周公、召公卻能輔佐成王；叔魚犯罪受刑，叔向卻能幫助國家。管叔、蔡叔、霍叔這‘三監’的叛亂，如果要有人承擔責任，我願意擔當；而像周公、召公那樣輔佐朝廷的人，在皇族中肯定也能找到。在皇族和藩王之中，肯定有能擔當輔佐重任的人。能讓天下人都豎起耳朵聽、睜大眼睛看的，是掌握權力的人。所以謀略能改變君主的想法，威望能震懾下麵的人。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掌握政權，不一定非得是親戚，權力在誰手裡，就算關係疏遠也會被看重，權力沒了，就算是親戚也會被輕視。當年奪取齊國政權的是田氏家族，不是呂氏家族；瓜分晉國的是趙、魏兩家，也不是姬姓的人。希望陛下能看明白這些。那些隻想保住自己的位置，遇到危險就躲開的，是異姓臣子。希望國家安定，家族富貴，國家興盛自己也榮耀，國家有難自己也願意同擔災禍的，是皇族的臣子。現在卻疏遠皇族，親近異姓，我實在是想不明白。現在我和陛下就像一起在冰上走、在炭火上踩，一起爬山、一起渡河，冷暖燥濕，高低都共同經曆，怎麼能和陛下分開呢！我實在是太氣憤了，所以上表向陛下傾訴。要是有說得不對的地方，懇請陛下先把這表藏在官府，彆輕易扔掉，等我死了之後，或許這些話還有值得思考的地方。要是這表中有哪怕一點點能讓陛下上心的，懇請陛下把它拿到朝堂上，讓那些博學的人來糾正我表中不符合道義的地方，這樣我就滿足了。”皇帝隻是用客氣的詔書回複了他。
評論
公元231年曹魏太和五年）的這段曆史記載，如同打開三國中後期的一扇窗口，展現了魏、蜀、吳三方在軍事、政治、製度層麵的複雜博弈，也折射出亂世中權力運作的邏輯與人性困境。透過這些簡練的文字，我們能看到戰略決策的得失、帝王權術的運用、製度設計的矛盾，以及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掙紮。
東吳：信任困境與開拓代價
東吳在這一年的兩件事，集中體現了政權穩定與對外探索的雙重挑戰。孫權對潘濬的信任危機處理，堪稱古代帝王禦下的經典案例。當武陵太守衛旍舉報潘濬私通蜀漢長史蔣琬時，孫權一句“承明不為此也”，不僅展現了對核心重臣的了解，更以“封表示濬”的方式傳遞信任，同時果斷罷免告密者，既維護了內部團結，又強化了權威。這種“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政治智慧，在派係林立的東吳政權中尤為重要——潘濬作為荊州降將，本就處於敏感位置，孫權的表態直接避免了內部猜忌的擴散。
而衛溫、諸葛直的悲劇，則揭示了古代開拓探索的殘酷代價。率領五萬大軍遠航一年，士卒因疾疫死亡十之八九，最終僅帶回夷洲今台灣）數千人，卻因“無功”被誅殺。這一事件背後是多重矛盾的交織：一方麵，東吳對海外世界的認知有限，“亶洲絕遠”的現實與統治階層的擴張野心形成落差；另一方麵，古代“結果導向”的軍功製度缺乏容錯空間，將探索失敗簡單等同於“無能”。從曆史意義看，這次遠航是大陸與台灣早期交流的重要記錄，但對於執行者而言，卻成了用生命買單的政治犧牲品。孫權的判決看似嚴苛，實則反映了割據政權對“效率”的極端追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任何未能產生實際收益的行動都可能被視為浪費國力。
蜀魏交鋒：軍事博弈中的戰略性格
諸葛亮第四次北伐公元231年）的記載，堪稱軍事心理學與戰略選擇的教科書案例。這場戰役的核心矛盾，在於司馬懿與諸葛亮的“性格博弈”，以及曹魏內部的指揮分歧。
司馬懿接替病重的曹真主持西線防務後，其“穩守避戰”的風格與張合等將領的“主動求戰”形成鮮明對比。當張合建議分兵駐守雍、郿時，司馬懿以“楚之三軍為黥布所擒”的典故拒絕，堅持集中兵力——這一決策體現了他對蜀軍機動性的忌憚，卻也埋下了內部不滿的種子。而諸葛亮“大芟刈其麥”的行動，精準打擊了魏軍的後勤根基，迫使司馬懿被動應對。
鹵城對峙階段，魏軍將領“畏蜀如虎”的嘲諷，暴露了保守戰略與軍心士氣的衝突。司馬懿在壓力下被迫出戰，結果在魏延、高翔等部的反擊中大敗，“獲甲著三千”的損失印證了諸葛亮的戰術優勢。最終張合在追擊途中於木門道中伏身亡，成為這場博弈的犧牲品——這位曆經三朝的名將之死，不僅是曹魏軍事力量的損失，更凸顯了司馬懿指揮中的隱患：強行命令經驗豐富的張合執行冒險追擊，背後或許摻雜著借機削弱異己的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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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局看，諸葛亮此次北伐雖因“糧儘退軍”未達最終目標，但在戰術層麵多次擊敗魏軍，展現了蜀漢軍隊的戰鬥力；而司馬懿雖守住了防線，卻暴露了與麾下將領的協調問題，其“忍辱避戰”的風格雖符合曹魏“以守待變”的長期戰略，卻也為日後軍權集中埋下伏筆。
曹魏內政：宗室困境與製度悖論
東阿王曹植的兩篇上疏，撕開了曹魏政權最敏感的傷疤——宗室政策的畸形。曹丕建立魏朝後，為防止宗室奪權，推行“禁藩”製度，諸侯王被嚴格監視，“親姻皆不敢相通問”，甚至“婚媾不通，兄弟乖絕”，親情淡薄甚於路人。曹植的控訴字字泣血：從“四節之會，塊然獨處”的孤獨，到“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的壓抑，再到對“戴武弁、佩青紱”的卑微渴望，展現了一位天才文人在政治禁錮下的精神煎熬。
曹植的訴求本質上是對“製度異化”的反抗。他引用堯、周文王“先親後疏”的古訓，對比現實中“公族疏而異姓親”的反常，直指政策的核心矛盾：曹丕父子為防宗室叛亂，卻導致“磐石之宗”瓦解，反而讓異姓權臣暗指司馬懿等）掌握實權。他以“羊質虎皮”比喻“置將不良”，用田氏代齊、三家分晉的曆史警示，論證宗室雖可能有“管蔡之釁”，但更是“周召之輔”的潛在力量。這種觀點在當時具有前瞻性——數十年後，曹魏正是因宗室衰弱而被司馬氏輕易取代。
魏明帝曹叡的回應則充滿政治話術：將問題歸咎於“下吏懼譴”的“矯枉過正”，表麵承諾“如王所訴”，實則“優文答報而已”，並未真正鬆動禁錮。這種敷衍反映了曹魏統治者的深層焦慮：既害怕宗室奪權，又無法解決異姓專權的隱患，最終陷入“防親則疏，任疏則危”的惡性循環。曹植的悲劇不僅是個人命運的不幸，更是專製製度下“親情讓位於權力”的必然結果。
曆史回響：亂世中的永恒命題
太和五年的這些事件，雖發生在近1800年前，卻折射出超越時代的曆史命題：權力如何平衡信任與猜忌？開拓如何兼顧理想與現實？製度如何協調穩定與活力？孫權對潘濬的信任、對衛溫的嚴苛，展現了領導者在“穩定”與“探索”間的艱難抉擇；諸葛亮與司馬懿的博弈，揭示了戰略性格對戰爭結果的深刻影響；曹植的上疏與曹叡的敷衍，則暴露了專製製度下無法調和的宗室悖論。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一年的曆史是三國中後期權力格局演變的縮影：東吳在穩定內部中緩慢擴張，蜀漢在有限資源下全力北伐，曹魏在製度困局中逐漸失去對權力的掌控。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環環相扣，共同指向了數十年後“三家歸晉”的曆史結局。而那些鮮活的人物——堅守信任的孫權、悲情開拓的衛溫、鞠躬儘瘁的諸葛亮、隱忍布局的司馬懿、泣血陳情的曹植——他們的掙紮與選擇，共同書寫了這段亂世中最真實的人性與權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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