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郎樂安人廉昭憑借才能得到皇帝寵幸，這家夥就喜歡揪著大臣們的小過錯，想靠這個討好皇帝。黃門侍郎杜恕就上疏說：“我看到廉昭上奏，說左丞曹璠在處罰應該上報的事情時，沒按照詔書辦，於是被查辦審問。還說‘其他該受罰的人另外上奏’。尚書令陳矯自己上奏，說不敢推脫處罰，也不敢辯解，態度誠懇。我真心為朝廷感到惋惜啊！古代那些能治理國家、統治百姓的帝王，無不是既能贏得百姓的真心擁護，又能讓大臣們把智慧和力量都使出來。現在陛下您為各種政務操勞，有時候忙到深夜，可各種事情卻沒處理好，刑罰禁令也一天天鬆弛。究其原因，不光是大臣們不儘忠，也是陛下沒能讓他們充分發揮作用啊。百裡奚在虞國的時候顯得挺笨，到了秦國就變得很有智慧；豫讓在中行氏那裡苟且偷生，到了智伯門下卻能堅守氣節，這就是古人留下的明證。要是陛下覺得現在世上沒有良才，朝廷缺少賢能的輔佐，難道隻能追慕稷、契那樣久遠的賢人的蹤跡，乾等著後世出優秀人才嗎！現在那些所謂的賢者，都做著大官，享受著優厚的俸祿，可他們侍奉皇上的節操沒樹立起來，為朝廷效力的心思也不堅定，這是因為委任他們的職責不明確，而且世俗中有太多忌諱的緣故。我覺得忠臣不一定非得是皇上親近的人，親近的臣子也不一定就忠誠。現在要是有和陛下關係疏遠的人批評彆人，陛下就懷疑他是公報私仇，說彆人好話，陛下又懷疑他是偏袒自己親近的人，陛下身邊的人有時還會趁機進些挑撥的話，搞得那些關係疏遠的人不敢隨便批評或讚揚彆人，以至於對政事的處理，大家也都顧慮重重。陛下應該想想怎麼讓大臣們能暢所欲言，激勵大家堅守正道的氣節，讓他們能和古人一樣，名垂青史，可彆讓廉昭這種人在中間搗亂，我擔心大臣們以後就隻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對事情的得失坐視不管，這會成為後世的教訓啊。以前周公告誡魯侯說：‘不要讓大臣抱怨不被任用。’意思是，如果不賢能就不能當大臣，既然當了大臣就不能不被任用。《尚書》列舉舜的功績，說他除掉了四個惡人，沒說不管罪行大小，隻要有罪就除掉。現在大臣們不覺得是自己沒能力，而是覺得陛下不會任用他們；不覺得是自己沒本事，而是覺得陛下不考察他們。陛下為什麼不遵循周公任用人才的方法，以及大舜去除惡人的做法呢？讓侍中、尚書們，皇上坐著的時候，他們就在帷幄中侍奉，皇上出行的時候，他們就跟著華麗的車駕，皇上親自詢問，讓他們各自陳述自己的想法，這樣大臣們的品行就能都了解清楚，有能力的就提拔，沒本事的就辭退，誰還敢敷衍了事，不儘心儘力呢。以陛下的聖明，親自和大臣們討論政事，讓大臣們都能把心裡話說出來，是賢能還是愚笨，有沒有能力，都由陛下您來任用。用這種方式處理事務，什麼事辦不成；用這種方式建功立業，什麼功建不起來！每次有軍事行動，詔書裡常說：‘誰該為這事操心呢？我自己操心罷了。’最近的詔書又說：‘說什麼憂公忘私，那肯定不現實，隻要能做到先公後私，事情自然就好辦了。’我恭敬地讀了這些聖明的詔書，才知道陛下您深入了解下情，但也奇怪陛下您不抓根本，卻操心那些細枝末節。人的能力高低，確實有天生的因素，就連我也覺得朝廷大臣並非都能稱職。聖明的君主用人，會讓有能力的人竭儘全力，沒能力的人不會處在不適合他們的位置上。選拔人才沒選對，不一定就有罪；但要是滿朝大臣都能容忍不稱職的人，那就奇怪了。陛下知道有人不儘力，卻替他操心本該他負責的事，知道有人沒能力，卻教他怎麼處理事務，這哪裡隻是皇上勞累、大臣安逸的問題啊，就算聖賢同時在世，也終究不能用這種方式治理國家啊！陛下又擔心尚書台的禁令不嚴密，人情請托不斷，就製定了迎客出入的製度，讓不好的官吏守在官署門口，這其實沒抓住禁止這些現象的根本。以前漢安帝的時候，少府竇嘉征召廷尉郭躬無罪的侄子，還被檢舉上奏，彈劾的奏章紛紛而來；最近司隸校尉孔羨征召大將軍行為狂悖的弟弟，有關部門卻一聲不吭，迎合上級的意思，比接受請托還厲害，這就是選拔人才不實事求是。竇嘉有親戚的恩寵，郭躬又不是國家重臣，尚且如此；拿現在和過去比，陛下您就是沒堅決執行處罰，來杜絕結黨營私的根源啊。製定出入製度，讓不好的官吏守門，這可不是治理國家該用的辦法。要是我的話能稍微被陛下留意采納，還擔心什麼奸邪不能消除，還留著廉昭這種人乾什麼呢！揭發奸邪不法的行為，本是忠誠的事，可世人厭惡小人這麼做，是因為他們不顧道理，隻為了鑽營往上爬。要是陛下不再考察事情的來龍去脈，隻認為違背眾人、與世道相悖就是奉公，偷偷打小報告就是儘忠，難道那些通達事理、有大才能的人反倒做不到這些嗎？他們隻是顧及道理，不願意這麼做罷了。要是天下人都不顧道義，隻追求利益，那可是皇上最頭疼的事，陛下您還能有什麼樂趣呢！”杜恕是杜畿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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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有次突然到尚書台門口，陳矯跪著問皇帝：“陛下要去哪兒啊？”皇帝說：“我想檢查一下文書。”陳矯說：“這是我職責範圍內的事，陛下不適合親自來做。要是我不稱職，就請陛下罷免我，陛下還是回去吧。”皇帝覺得挺慚愧，就掉轉車頭回去了。皇帝還曾經問陳矯：“司馬公忠誠堅貞，可以說是國家的棟梁之臣嗎？”陳矯說：“他是朝廷中眾望所歸的人物，至於能不能算得上國家的棟梁，那我就不知道了。”
東吳的陸遜帶兵前往廬江，大家都覺得應該趕緊去救援。滿寵說：“廬江雖然小，但將領得力，士兵精銳，防守是沒問題的。而且，敵人棄船行軍二百裡前來，後方空虛，他們不來，我們還想引誘他們來呢，現在應該任由他們前進。隻是擔心他們逃跑的時候追不上。”於是整頓軍隊趕赴楊宜口，吳國人聽說後，連夜逃走了。當時，吳國人每年都有來侵擾的打算。滿寵上疏說：“合肥城南麵靠近長江、巢湖，北麵離壽春很遠，敵人要是圍攻合肥，就能憑借水勢；我們官兵去救援，得先打敗敵人的主力，包圍才能解除。敵人來進攻很容易，我們去救援卻很難，應該把城內的軍隊往西移三十裡，那裡有險要的地勢可以依托，再建一座城堅守，這就相當於把敵人引到平地，然後截斷他們的退路，從策略上看很有利。”護軍將軍蔣濟卻認為：“這樣做是向天下示弱，而且看到敵人的煙火就毀壞城池，這不等敵人進攻，自己就先放棄了；一旦到了這個地步，敵人就會肆意掠奪，那淮北地區就都得加強防守了。”皇帝沒有答應。滿寵又再次上表說：“孫子說：‘用兵，是一種詭詐的行為，所以能做到的要裝作做不到，用利益去迷惑敵人，向敵人顯示自己的威懾力。’這就是說表麵現象和實際情況不一定要相符。又說：‘善於調動敵人的人，會製造假象迷惑敵人。’現在敵人還沒到，我們就把城往西移，收縮兵力，這就是製造假象引誘敵人。把敵人引到遠離水域的地方，選擇有利的時機行動，在外取得成功，內部也會因此受益啊！”尚書趙谘覺得滿寵的計策好，皇帝下詔同意了滿寵的方案。
評論
這段史料生動展現了曹魏中期朝堂治理的深層矛盾與軍事戰略的決策智慧，其中蘊含的君臣關係、人才任用、製度建設與軍事謀略等問題，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現實鏡鑒意義。
朝堂生態的困境：苛察之弊與信任危機
尚書郎廉昭以“抉擿群臣細過”邀寵的行為，如同一麵鏡子，照出了當時朝堂生態的畸形。他專挑官員細微過失上奏，這種“政治碰瓷”式的邀功方式，直接導致尚書令陳矯等重臣“不敢辭罰，亦不敢陳理”，折射出皇權高壓下的臣僚失語。黃門侍郎杜恕的上疏，則直擊問題核心：治理的關鍵不在於苛察細過，而在於建立良性的君臣互信機製。
杜恕的奏疏堪稱古代政治智慧的經典論述。他提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的辯證觀點，直指曹魏朝堂的信任症結——君主對疏臣的毀譽過度猜忌，對近臣的愛憎過度依賴，最終導致“疏者不敢毀譽，政事損益皆有嫌”。這種氛圍下，大臣隻能“容身保位，坐觀得失”，形成“主勞而臣逸”的治理悖論。杜恕引用周公“無使大臣怨乎不以”的告誡，強調“為大臣則不可不用”的用人原則，主張君主應“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儘”，這一理念至今仍是現代組織管理的核心準則。
尤為深刻的是，杜恕點出“不治其本而憂其末”的治理誤區。曹魏君主既擔憂台閣禁令不密，又用“惡吏守寺門”這種形式主義防堵；既抱怨朝臣不儘力，又越俎代庖“代之憂其職”。這種“抓小放大”的治理邏輯，本質上是對製度建設的忽視。正如杜恕所言，杜絕“阿黨之原”在於“督必行之罰”，而非形式化的門禁製度；激發臣僚活力在於“委任之責專”，而非苛察細過的監視。
君臣權力的邊界：陳矯拒君的政治啟示
陳矯麵對魏明帝突然視察尚書省的舉動，以“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嚴詞拒絕，展現了古代官僚對行政邊界的堅守。這一事件背後，是君臣權力分工的深層博弈——君主不應越權乾預具體行政事務，大臣需對職責範圍內的事務全權負責。陳矯的“拒君”不僅未獲罪，反而使明帝“慚而回車”，反映出曹魏初年仍保留著健康的政治製衡傳統。
而陳矯對“司馬公忠貞”的模糊評價——“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則埋下了曹魏政權後來被司馬氏取代的伏筆。這種對權臣的微妙態度，既顯示出官僚集團的政治敏感，也暗示了皇權與世家大族之間的張力。在君主與權臣的權力平衡中，官僚群體的態度往往成為關鍵變量，這一曆史細節為理解魏晉禪代提供了重要注腳。
軍事戰略的博弈：滿寵移城的辯證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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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寵在廬江之戰中“欲擒故縱”的戰術——放任吳軍深入二百裡，待其“後尾空絕”再整軍出擊，最終迫使“吳人夜遁”，完美詮釋了《孫子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的作戰思想。而他力主遷移合肥城的戰略決策，更展現了卓越的軍事預見性。
滿寵提出移城的核心邏輯是重構攻防態勢：將合肥城從“南臨江湖”的不利地形，遷至“西三十裡有奇險可依”的險要處，從而“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這一構想遭到蔣濟的激烈反對，認為“未攻而自拔”會示敵以弱。雙方的爭議本質上是軍事思維的碰撞——蔣濟固守“城池不可輕棄”的傳統觀念，滿寵則秉持“兵者詭道”的靈活思維，主張“能而示之不能”的誘敵之策。
魏明帝最終采納滿寵之策，體現了曹魏軍事決策機製的理性一麵。這場戰略辯論揭示了軍事決策的核心原則：地形、態勢、主動權比城池的象征意義更重要。滿寵的“移城之計”後來被證明極具遠見，新合肥城成為抵禦吳軍的堅固屏障，其戰略思維對後世軍事防禦體係建設影響深遠。
曆史鏡鑒的當代價值
這段史料蘊含的治理智慧跨越千年仍具生命力。在組織管理中，杜恕強調的“委任之責專”與“君臣互信”，對應著現代管理學的授權原則與信任文化；陳矯堅守的“職分邊界”，啟示著現代組織中權力製衡與權責清晰的重要性；滿寵的軍事辯證法，則印證了戰略思維中“形式與實效”“表象與本質”的辯證關係。
從曹魏朝堂的治理困局到軍事決策的博弈，這段曆史告訴我們：健康的政治生態需要清晰的權力邊界、充分的信任機製和務實的治理邏輯。無論是苛察細過的管理誤區，還是越權乾預的權力濫用，抑或是固守成規的戰略僵化，都會侵蝕組織的活力與效率。唯有建立在權責分明、信任包容基礎上的治理體係，才能實現“群臣智力儘，庶事康”的治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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