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龍二年公元234年，甲寅年）
春天二月，諸葛亮帶著十萬大軍從斜穀出兵攻打魏國，還派使者去跟吳國約定一起大規模進攻。
三月庚寅日，山陽公漢獻帝劉協）去世，魏國皇帝穿著素服為他發喪。
己酉日，宣布大赦天下。
夏天四月，發生了嚴重的瘟疫。
崇華殿失火。
諸葛亮到了郿縣，把軍隊駐紮在渭水南岸。司馬懿帶領軍隊渡過渭水，背靠著渭水紮營抵抗，他跟將領們說：“諸葛亮要是從武功出兵，沿著山往東進攻，那確實讓人擔憂；要是他往西去五丈原，那咱們就沒啥可擔心的了。”結果諸葛亮還真就把軍隊駐紮在了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對司馬懿說：“諸葛亮肯定會爭奪北原，咱們應該先占領那裡。”好多人都覺得郭淮說得不對，郭淮又說：“要是諸葛亮跨過渭水登上北原，和北山的兵力聯合起來，切斷通往隴地的道路，擾亂當地的百姓和少數民族，這對國家可不利啊。”於是司馬懿就派郭淮去駐守北原。戰壕和營壘還沒修完，蜀漢的大軍就來了，郭淮迎上去反擊，把他們打退了。諸葛亮想到之前幾次出兵，都是因為糧草供應不上，導致自己的誌向沒法實現，於是這次就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屯田，作為長期駐紮的基礎。屯田的士兵和渭水岸邊的老百姓混在一起耕種，老百姓生活不受影響，軍隊也沒有擾民的行為。
五月，吳國老大進駐巢湖口，向合肥新城進發，對外號稱有十萬大軍；又派陸遜、諸葛瑾率領一萬多人進入江夏、沔口，朝著襄陽去；將軍孫韶、張承進入淮河一帶，向廣陵、淮陰進軍。六月，滿寵想率領各路軍隊去救援新城，殄夷將軍田豫說：“敵人這次是傾巢而出，大規模進攻，可不是貪圖小利，他們是想以新城為誘餌，引咱們的大軍過去。咱們應該讓他們攻城，先挫挫他們的銳氣，彆跟他們正麵硬剛。他們要是攻不下城，士兵肯定會疲憊懈怠；等他們疲憊懈怠了，咱們再出擊，就能大獲全勝。要是敵人識破了咱們的計謀，肯定就不攻城了，自己就會撤走。要是咱們現在就進兵，那就正好中了他們的計。”
當時在東邊的將士們都在輪流休假，滿寵上表請求召回中軍的兵力，同時召回正在休假的將士，等兵力集結後再進攻。散騎常侍廣平人劉邵建議說：“敵人剛到，心思集中，士氣正旺，滿寵帶著少數兵力在當地作戰，如果馬上進攻，肯定壓製不住敵人。滿寵請求等兵力集結，這沒什麼錯。我覺得可以先派五千步兵、三千精銳騎兵，作為先頭部隊出發，大張旗鼓地前進，製造聲勢。等騎兵到了合肥，把隊伍拉開，多設些旌旗戰鼓，在城下炫耀兵力，把敵人引出來，再繞到他們後麵，截斷他們的退路，還要切斷他們的運糧通道。敵人聽說大軍來了，騎兵又斷了他們的後路，肯定會嚇得逃跑，不用打就自己潰敗了。”皇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滿寵想放棄新城的防守，把敵人引到壽春，皇帝沒同意，說：“以前漢光武帝派兵占據略陽，最終打敗了隗囂，先帝在東邊設置合肥防線，在南邊守住襄陽，在西邊鞏固祁山，敵人每次來都在這三座城下被打敗，因為這些地方是兵家必爭之地。就算孫權攻打新城，肯定也攻不下來。命令各位將領堅守，我親自去征討，等我到的時候，孫權估計就跑了。”於是派征蜀護軍秦朗率領兩萬步兵和騎兵，去協助司馬懿抵禦諸葛亮，還告誡司馬懿：“隻要堅守營壘，抵抗住他們的鋒芒就行，他們進攻沒收獲，撤退又找不到機會交戰，停留時間長了糧食就會吃完，搶劫也搶不到東西，肯定就得撤退；等他們撤退的時候再追擊，這就是大獲全勝的辦法。”秋天七月壬寅日，皇帝乘坐龍舟向東出征。滿寵招募了一些勇士，燒毀了吳國的攻城器械，還射死了吳國老大的侄子孫泰；同時吳國的官兵很多都生病了。皇帝還沒到，離戰場還有幾百裡的時候，先派出的疑兵就到了。吳國老大一開始覺得皇帝不會親自出征，聽說大軍來了，就趕緊逃跑了，孫韶也跟著退兵。
陸遜派親信韓扁帶著奏表去送給吳國老大，結果被魏國巡邏的士兵抓住了。諸葛瑾聽說後特彆害怕，寫信給陸遜說：“主上已經回去了，敵人抓住了韓扁，咱們這邊的情況他們都知道了，而且現在水位下降，咱們應該趕緊撤離。”陸遜沒回複，還在催著士兵種葑菜、豆子，跟將領們像平常一樣下棋、玩射箭遊戲。諸葛瑾說：“陸遜足智多謀，他肯定有辦法。”於是就親自來見陸遜。陸遜說：“敵人知道主上已經回去，就沒什麼可擔心的了，可以專心對付咱們。而且他們已經守住了要害之地，咱們的將士們心裡肯定有點動搖，這個時候咱們得先穩住自己，讓大家安心，再想辦法應變，然後才能撤退。現在要是直接表現出要撤退，敵人會覺得咱們害怕了，就會追上來，那咱們肯定會失敗。”於是陸遜和諸葛瑾秘密商量了一個計策，讓諸葛瑾督率戰船，陸遜率領全部兵馬向襄陽城進發。魏國人一直都害怕陸遜的名聲，趕緊回兵救援襄陽城。諸葛瑾就帶著戰船出發，陸遜則有條不紊地整頓隊伍，大張旗鼓地製造聲勢，慢慢向戰船方向行進，魏國人都不敢逼近。走到白圍的時候，陸遜對外假稱要去打獵，實際上偷偷派將軍周峻、張梁等人攻打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殺、俘虜了一千多人後才返回。大臣們認為司馬懿正和諸葛亮對峙，局勢緊張，皇帝可以向西到長安去。皇帝說：“孫權跑了，諸葛亮肯定也膽寒了，咱們的大軍足夠對付他，我沒什麼可擔心的。”於是進軍到壽春，考核各位將領的功勞，分彆給予不同的封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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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壬申日，把漢孝獻皇帝漢獻帝劉協）安葬在禪陵。
辛巳日，皇帝回到許昌。
評論
青龍二年公元234年）是三國中後期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年。這一年，蜀漢、東吳聯手發動的大規模北伐，與曹魏的防禦反擊形成激烈碰撞，不僅展現了三國軍事謀略的巔峰對決，更暗藏著各方勢力的戰略困境與人性博弈。透過這段曆史記載，我們能清晰看到戰爭背後的戰略邏輯、權力平衡與曆史必然性。
蜀漢北伐：理想與現實的終極碰撞
諸葛亮在青龍二年發動的十萬大軍北伐，是他人生中最後一次親征，也是蜀漢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軍事行動。此次北伐的戰略部署與以往截然不同，體現了諸葛亮晚年對北伐困境的深刻反思。
諸葛亮選擇從斜穀出兵，並與東吳約定同時大舉，試圖形成東西夾擊之勢，這一決策直指曹魏的防禦弱點。曹魏的軍事重心長期在東線抗吳）與西線防蜀）之間搖擺，兩線同時受敵必然導致兵力分散。然而，這一理想化的戰略協同在實踐中卻因信息傳遞滯後、雙方節奏不一而效果大打折扣，暴露了古代聯盟作戰的天然缺陷。
在具體戰術選擇上，諸葛亮最終屯兵五丈原的決策，與司馬懿的預判高度吻合。這一細節揭示了兩位頂級軍事家之間的“心理博弈”——司馬懿精準把握了諸葛亮“穩紮穩打”的作戰風格，而諸葛亮也深知司馬懿“堅守不出”的防禦策略。這種相互預判的僵局，恰恰反映了蜀漢與曹魏的實力差距：蜀漢國力有限，經不起冒險；曹魏根基深厚，拖得起消耗。
郭淮爭奪北原的插曲，堪稱戰術層麵的經典案例。郭淮準確預判了諸葛亮試圖控製隴道、隔絕關中與涼州聯係的戰略意圖，通過搶先占據北原，成功粉碎了蜀漢的側翼包抄計劃。這一事件印證了“細節決定成敗”的軍事規律，也說明曹魏在西線的防禦體係已相當成熟，蜀漢很難找到突破口。
諸葛亮分兵屯田的舉措，是其戰略思想的重大轉變。以往北伐屢屢因“運糧不繼”功敗垂成，此次“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的屯田策略，既是為持久戰做準備，也體現了其“民為邦本”的治理理念。“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的記載，不僅展現了蜀軍的紀律嚴明，更反襯出蜀漢在失去荊州後，隻能依靠益州一地與曹魏長期抗衡的無奈。這種以攻為守的戰略，本質上是蜀漢為延續政權合法性而進行的悲壯抗爭。
東吳出兵：虎頭蛇尾的協同作戰
東吳在東線的配合行動，看似聲勢浩大——孫權親率十萬大軍攻合肥新城，陸遜、孫韶分兵出擊襄陽、淮陰，形成多點開花之勢，但實際效果卻差強人意，暴露出東吳軍事戰略的深層問題。
田豫對孫權戰略意圖的判斷堪稱精準：“賊悉眾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孫權的真實目的並非攻占新城，而是引誘曹魏主力決戰，試圖複製赤壁之戰“以少勝多”的奇跡。然而，曹魏方麵已識破這一計謀，滿寵、劉邵提出的“堅壁清野+襲擾後路”策略，精準擊中了吳軍的弱點——後勤補給線過長、攻堅能力不足。
劉邵建議的“揚聲進道，震曜形勢”戰術，是心理戰的經典運用。通過虛張聲勢、威脅後路，迫使吳軍不戰自亂，體現了曹魏在軍事謀略上的成熟。而魏明帝拒絕滿寵“拔新城守，致賊壽春”的提議，堅持“地有所必爭”的戰略思想，顯示出其對地理重要性的深刻認識。合肥、襄陽、祁山這三大戰略支點，如同曹魏的“鐵三角”防禦體係，成為東吳和蜀漢難以逾越的屏障。
孫權的迅速撤軍，反映了東吳軍事行動的投機性本質。當發現無法引誘魏軍主力決戰、己方又因“多疾病”戰力受損時，孫權立即選擇撤退，暴露出其“見利則進，無利則退”的實用主義傾向。這種缺乏戰略定力的表現，使得東吳難以對曹魏構成真正威脅，也讓吳蜀聯盟的協同作戰淪為空談。
陸遜在撤軍過程中的表現，則展現了其卓越的軍事才能。麵對“大駕已還，賊得韓扁”的危急局麵，陸遜通過“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的鎮定表現穩定軍心，隨後以“攻襄陽”為幌子掩護撤軍，甚至趁機“斬獲千餘人”，堪稱“以退為進”的經典戰例。這一細節既凸顯了陸遜的個人能力，也反襯出東吳軍事指揮體係的斷層——除少數名將外，整體戰略規劃能力明顯不足。
曹魏應對：成熟的防禦體係與戰略定力
曹魏在應對吳蜀聯合進攻時的表現，展現了一個成熟政權的戰略定力與係統優勢。從最高統治者到前線將領，形成了高效的決策鏈條與執行體係，這是曹魏能夠以一敵二的核心原因。
魏明帝的決策堪稱典範。他一方麵派遣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強化西線防禦；另一方麵堅持“自往征之”，親赴東線指揮，通過“禦駕親征”穩定軍心、震懾敵軍。這種“兩線兼顧、重點突出”的戰略部署，體現了其出色的全局掌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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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司馬懿的敕令“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精準把握了對付諸葛亮的關鍵——拖垮蜀軍後勤。這一決策看似保守，實則擊中了蜀漢的最大軟肋。曹魏深知，與蜀軍正麵決戰並非最佳選擇，利用自身國力優勢進行消耗戰，才是成本最低的取勝之道。這種“以時間換空間”的戰略思維，顯示出曹魏統治集團的成熟與理性。
在具體戰術執行上，曹魏將領展現了高度的戰術素養與協同能力。從郭淮搶占北原，到滿寵、田豫堅守新城，再到劉邵的襲擾策略，前線將領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合理建議，並得到中央的快速響應，形成了“上下聯動、攻防有序”的作戰體係。這種係統優勢，是吳蜀兩國難以企及的。
魏明帝拒絕“西幸長安”的提議，堅持先解決東線戰事再處理西線，體現了其清晰的戰略優先級。他深知“權走，亮膽破”的連鎖反應——隻要東吳撤軍，蜀漢的孤注一擲就失去意義。這種“先易後難、各個擊破”的策略，最終使得曹魏在兩線作戰中都取得了勝利。
曆史啟示：實力差距下的戰略困境
青龍二年的戰事，本質上是三國實力差距的集中體現。蜀漢和東吳雖然在局部戰役中展現了出色的戰術能力，但在戰略層麵始終無法突破曹魏的整體優勢，這一結局具有曆史必然性。
對蜀漢而言，諸葛亮的北伐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之舉。儘管他通過屯田、治軍等措施彌補了部分短板，但蜀漢與曹魏在人口、經濟、資源上的巨大差距，決定了長期消耗戰必然對蜀漢不利。諸葛亮的努力，更多是為了延續“興複漢室”的政治理想，而非真正改變實力對比。
對東吳而言，此次出兵暴露了其“割據自保”的本質。孫權缺乏統一天下的雄心與戰略定力，軍事行動始終圍繞“趁火打劫”的短期利益展開，無法形成持續的戰略壓力。這種實用主義傾向，使得東吳始終隻能扮演“攪局者”而非“終結者”的角色。
對曹魏而言，勝利的關鍵在於構建了一套“以防禦為核心、以消耗為手段、以體係為支撐”的成熟戰略。通過地理支點、後勤保障、信息傳遞、人才儲備等係統性優勢，曹魏成功化解了吳蜀的聯合進攻，為最終統一奠定了基礎。
青龍二年的曆史告訴我們：在絕對實力差距麵前，單純的戰術高明難以改變戰略結局；而一個政權的成熟與否，不僅體現在軍事能力上，更體現在戰略定力、係統協同與民心向背上。這段曆史，既是英雄人物的舞台，更是實力博弈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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