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長水校尉廖立，覺得自己的才能和名聲，應該能當個諸葛亮的副手，可一直擔任的都是些閒散職位，心裡那叫一個不痛快，整天抱怨、說壞話。後來諸葛亮把廖立貶為平民，流放到汶山。等諸葛亮去世的消息傳來，廖立哭著說：“這下我這輩子都隻能在蠻夷之地生活了！”李平聽說諸葛亮死了，也發病去世了。李平一直盼著諸葛亮能重新啟用自己，讓自己官複原職，他覺得後麵接替諸葛亮的人不會這麼做。
習鑿齒評論說：以前管仲奪走伯氏三百戶的駢邑，伯氏到死都沒一句怨言，大家都覺得這很難得。諸葛亮讓廖立傷心哭泣，李平抑鬱而死，可不僅僅是讓人沒有怨言這麼簡單啊！水極其平靜，即使是行為不正的人也會以它為準則；鏡子極其明亮，即使是長相醜陋的人麵對它也不會發怒。水和鏡子之所以能洞察萬物而不招人怨恨，是因為它們沒有私心。水和鏡子做到無私，都還能免遭指責，更何況品德高尚的君子懷著愛護生命的仁心，廣施憐憫寬恕的德行，法律在不得不施行的時候才施行，刑罰施加於那些明知故犯的人身上，封爵不是出於私心，誅殺也不帶有憤怒，這樣天下還有誰會不心服口服呢！
蜀漢各地的人都請求為諸葛亮修建廟宇，蜀漢後主不同意。老百姓就隻能在過節的時候，在路邊偷偷祭祀。步兵校尉習隆等人上奏說：“請求在靠近諸葛亮墓地的沔陽建一座廟，這樣就能禁止民間的私自祭祀。”蜀漢後主同意了。
蜀漢後主任命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授予符節，讓他都督漢中；任命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攬國家事務，不久又讓蔣琬兼任都護，授予符節，兼任益州刺史。當時剛剛失去了諸葛亮這位統帥，遠近的人都感到危險和不安。蔣琬才能出眾，在眾多官員中脫穎而出，地位在眾人之上，他既沒有悲傷的表情，也沒有高興的神色，神態舉止和平常一樣，漸漸地，大家對他越來越信服。
東吳得知諸葛亮去世，擔心魏國趁著蜀漢衰落攻打它，就增加了巴丘一萬的守兵。一方麵是想著可以救援蜀漢，另一方麵也打著趁機瓜分蜀漢的主意。蜀漢得知後，也增加了永安的守軍，以防意外情況。蜀漢後主派右中郎將宗預出使東吳，東吳老大問他：“東吳和蜀漢，就像一家人，可聽說你們西邊增加了白帝城的守軍，這是為啥呢？”宗預回答說：“我覺得東邊增加巴丘的守軍，西邊增加白帝城的守軍，都是形勢所需，這沒什麼好互相詢問的。”東吳老大聽了大笑，讚賞宗預坦率直言，對他的禮遇僅次於鄧芝。
東吳的諸葛恪認為丹楊郡山勢險峻，當地百姓大多果敢剽悍。以前雖然征過兵，但也隻是得到了丹楊郡外縣的普通百姓。那些地處偏遠、深山老林裡的人，根本沒法全部抓完。諸葛恪多次主動請求去擔任官職，把這些人弄出來，還說三年就能得到四萬精兵。大家議論紛紛，都覺得：“丹楊郡地勢險要，和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個郡接壤，方圓幾十裡內，山穀重重疊疊。那些住在深山裡的百姓，從來沒進過城，也沒見過長官，整天拿著兵器在野外生活，到老都在山林裡；還有那些逃亡的罪犯、一貫作惡的人，都逃到這兒藏起來。山裡還產銅鐵，他們自己就能鑄造兵器。當地風俗尚武好戰，崇尚力量；他們爬山越險，在荊棘叢中穿梭，就像魚在水裡遊，猿猴在樹上跳一樣。還經常瞅準機會出來搶劫，每次派兵去征討，找他們的藏身之處都很難。他們打起仗來一擁而上，打敗了就像鳥一樣四散逃竄，從古至今，就沒人能管住他們。”大家都覺得這事兒太難辦了。諸葛恪的父親諸葛瑾聽說後，也覺得這事兒最終辦不成，還歎氣說：“諸葛恪要是不能讓我們家族興旺，恐怕會讓我們家族遭滅頂之災啊！”但諸葛恪還是詳細地陳述了他一定能成功的理由，東吳老大就任命諸葛恪為撫越將軍，兼任丹楊太守，讓他去實施自己的計劃。
冬天十一月，洛陽發生地震。
東吳的潘濬討伐武陵蠻，經過幾年征戰，斬殺和俘虜了數萬人。從此，武陵的各蠻族勢力衰弱，當地恢複了安寧。十一月，潘濬回到武昌。
評論
這段史料以諸葛亮去世為時間節點，串聯起蜀吳兩國的政治變動與人心向背，字裡行間儘顯亂世中的權力邏輯與人性幽微，更折射出諸葛亮治國理政的深遠影響。
在對廖立、李嚴的處置與後續反應中，我們看到了古代政治懲戒的最高境界。廖立自視甚高卻怨謗不止，李嚴犯錯遭貶仍寄望複用，兩人在諸葛亮離世後的不同表現——垂泣與致死，遠超普通的“無怨言”。這正如習鑿齒所論，水因至平成為準則，鏡因至明讓醜者忘怒，諸葛亮的“無私”正是讓受罰者心服的關鍵。他的刑罰施加於自犯之罪，爵賞不出於私心，這種“法行於不可不用，誅之而不怒”的為政之道，不僅維護了蜀漢的政治秩序，更贏得了對手的敬畏，這正是古代政治智慧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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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為諸葛亮立廟的波折，生動詮釋了“民心大於政令”的永恒真理。百姓自發在道陌私祭，最終迫使朝廷在沔陽立廟，這一過程展現了諸葛亮在蜀地民眾心中的崇高地位。這種超越官方認證的民間信仰，源於他生前“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的施政實踐，也成為蜀漢政權在失去核心領導人後維係人心的精神紐帶。
諸葛亮去世後的權力交接，考驗著蜀漢政權的穩定性。蔣琬在“遠近危悚”之際，以“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的沉穩表現逐漸贏得眾望，這不僅是個人素養的展現，更是諸葛亮識人用人眼光的印證。蔣琬的從容穩定了蜀漢政局，也延續了諸葛亮治國方略的連續性，為動蕩中的蜀漢注入了強心劑。
吳蜀關係的微妙調整則揭示了盟友關係的現實邏輯。吳國增兵巴丘、蜀漢加強永安防守，看似互不信任的舉動，實則是亂世中“事勢宜然”的生存智慧。宗預出使吳國時的坦誠應對，既維護了蜀漢尊嚴，又未破壞同盟關係，展現了外交場上的分寸拿捏，也延續了諸葛亮時期吳蜀聯盟的基本框架。
吳國的內部事務同樣看點十足。諸葛恪力主平定丹楊山民的決策，展現了新生代將領的雄心與冒險精神。眾人對丹楊地勢險惡、民風彪悍的擔憂，以及諸葛瑾“赤吾族也”的預警，與諸葛恪“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的豪言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激進策略與穩健擔憂的衝突，預示著吳國政治風格的轉變，也為後來的政治動蕩埋下伏筆。而潘濬討平武陵蠻的功績，則從側麵展示了吳國鞏固內部統治的努力，與諸葛恪的冒險計劃形成一穩一進的治理路徑對比。
值得注意的是，洛陽地震這一自然現象被載入史冊，在古代天人感應的思想框架下，這類災異往往被賦予政治象征意義，為這段曆史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
縱觀這段曆史，諸葛亮雖已離世，但其政治遺產仍深刻影響著三國格局。他以無私公正構建的政治秩序、以民為本積累的民心基礎、以穩健務實維係的外交關係，都在後續事件中得到驗證。而蜀吳兩國在新形勢下的政策調整，既體現了對現實利益的考量，也反映了不同政治傳統的延續與變革。這段史料不僅記錄了權力更迭的過程，更揭示了一個永恒的政治真理：唯有“無私”“公正”“利民”的治理，才能在動蕩時代贏得真正的人心與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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