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府楊阜給皇帝上書說:“陛下您繼承了武皇帝開疆拓土的大業,守著文皇帝善始善終留下的基業,真該向古代那些聖賢學習怎麼好好治理國家,看看以前那些朝代末期放縱亂來的糟糕政策,引以為戒。要是以前桓帝、靈帝不廢掉高祖定下的法度,不丟了文帝、景帝的恭謹節儉,太祖就算再有本事,又能往哪兒施展呢?陛下您又怎麼能坐到這個尊貴的位置上呢!現在吳、蜀兩國還沒平定,軍隊都在外麵打仗,各種修建工程,陛下您可一定要儘量節儉啊。”皇帝看了後,很客氣地回了詔書。
楊阜又接著上書說:“堯住茅草屋,天下百姓卻能安居樂業;禹的宮殿很簡陋,天下人都樂於乾自己的事業。到了殷商和周朝,宮殿堂基也就三尺高,大小也就九筵而已。夏桀蓋了華麗的璿室、象牙裝飾的走廊,商紂王修了傾宮和鹿台,結果都丟了江山;楚靈王修章華台,最後自己也遭了禍;秦始皇建阿房宮,到秦二世就亡國了。不考慮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隻知道滿足自己吃喝玩樂的欲望,沒有不亡國的。陛下您應該把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當成榜樣,把夏桀、商紂、楚靈王、秦始皇的事當成深刻教訓,可彆整天隻顧自己悠閒享受,一門心思裝飾宮殿樓台,不然肯定會有亡國的大禍啊。君主就像腦袋,大臣就像四肢,生死存亡都是一體的,得失也是共同的。我雖然沒什麼本事,膽子也小,但也不敢忘了諫臣的職責!話說得不夠懇切,就沒法讓陛下您醒悟。陛下要是不考慮我的話,恐怕皇祖、先帝留下的江山就要毀了。要是我死了能對國家有那麼一點點好處,那我死的那天就跟活著的時候一樣有意義。我恭敬地做好死的準備,等著陛下重重處罰我!”這奏章呈上去後,皇帝被他的忠言感動了,親自寫詔書回複他。
有一次,皇帝穿著便服,外麵披了件縹綾做的半袖上衣。楊阜就問皇帝:“按照禮製,這算哪門子正式服裝啊?”皇帝聽了,一聲不吭,沒回答他。從那以後,隻要不是符合禮製的衣服,皇帝都不在楊阜麵前穿。楊阜還上書,想裁減那些沒被皇帝寵幸過的宮女,於是就把管宮廷事務的官吏叫來,問後宮到底有多少人。這官吏守著原來的規矩,回答說:“這是宮裡的機密,不能往外說!”楊阜一聽就火了,拿棍子打了這官吏一百下,還數落他說:“國家跟九卿都沒什麼可保密的,反倒跟你個小吏保密?”皇帝知道這事之後,對楊阜越發敬畏。
散騎常侍蔣濟也上書說:“以前越王勾踐鼓勵生育,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燕昭王體恤百姓,醫治戰爭創傷,最後報仇雪恨。所以弱小的燕國能戰勝強大的齊國,貧弱的越國能滅掉強勁的吳國。現在吳、蜀兩國勢力強大,陛下您在世的時候要是不把它們除掉,那可是要被後世指責的。憑陛下您這麼英明神武,放下那些不急的事,專心對付敵人,我覺得這沒什麼難的。”
中書侍郎、東萊人王基也上書說:“我聽古人用水來比喻老百姓,說:‘水既能讓船安穩行駛,也能把船打翻。’顏淵也說過:‘東野子駕車,馬都累得不行了,他還一個勁兒地趕馬前進,恐怕很快就要翻車了。’現在老百姓乾各種勞役,累得夠嗆,夫妻也不能團聚。希望陛下能好好想想東野子駕車的教訓,多留意水和船的關係,在馬還沒累垮的時候就停下,在老百姓還沒被累死之前就減少勞役。以前漢朝剛建立的時候,到漢文帝時隻有同姓諸侯,賈誼就擔憂地說:‘這就好比把火放在柴堆下麵,自己還在柴堆上睡覺,還說這樣很安全。’現在敵人還沒消滅,猛將手握重兵,管得太嚴就沒法應對敵人,不管的話時間長了又不好給子孫後代交代。在陛下這麼聖明的時代,不趕緊想辦法消除隱患,要是子孫後代沒本事,那可是國家的大麻煩。要是賈誼現在還活著,肯定比以前更著急。”但皇帝對這些話都沒當回事。
殿中監負責監督工程,擅自把蘭台令史抓了,右仆射衛臻就上奏彈劾他。皇帝下詔說:“宮殿還沒修好,這是我一直操心的事,你卻要彈劾他,為啥呢?”衛臻說:“按照古代的製度,有防止官員越權的規定,不是說討厭他們乾活積極,實在是因為他們這樣做雖然有點小功勞,但破壞的規矩影響太大了。我每次觀察那些校事,大多都是這樣。要是再縱容他們,恐怕各個部門都會開始越權行事,最後國家就會衰敗。”
尚書、涿郡人孫禮堅決請求停止工程,讓老百姓回家。皇帝下詔說:“我接受正直的言論。”還催著趕緊把老百姓打發回去。但監工的又上奏說,想留老百姓再乾一個月,把一些工程收尾。孫禮直接跑到工地,也不再重新上奏,就假傳聖旨把老百姓都遣散了。皇帝覺得他這個舉動挺有想法,也沒責怪他。皇帝雖然不能完全采納大臣們的直言勸諫,但對他們都還算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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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七月的時候,洛陽的崇華殿著火了。皇帝就問侍中兼太史令、泰山人高堂隆:“這是啥災禍的預兆啊?按照禮製,有沒有什麼辦法祈禱消除災禍呢?”高堂隆回答說:“《易傳》裡說:‘上麵的人不節儉,下麵的人也不節約,就會有災禍之火焚燒宮室。’還說:‘君主把樓台建得太高,上天就會降下火災。’這是因為君主一門心思裝飾宮殿,卻不管老百姓都窮得叮當響了,所以上天就用旱災來回應,火就從高殿燒起來了。”皇帝又下詔問高堂隆:“我聽說漢武帝的時候柏梁台著火,然後就大規模修建宮殿來壓製災禍,這是啥道理呢?”高堂隆回答說:“那是夷越的巫師搞的,可不是聖賢的英明教導。《五行誌》裡說:‘柏梁台著火後,後來就發生了江充搞的巫蠱事件。’按照《五行誌》的說法,越巫建議建章宮的做法根本沒能壓製災禍。現在應該停止讓老百姓服勞役。宮殿的修建,一定要力求節儉,把著火的地方打掃乾淨,彆在這兒再搞什麼修建,這樣說不定萐莆、嘉禾就會在這兒長出來。要是還繼續折騰老百姓,耗儘他們的錢財,這可不是招來祥瑞、安撫遠方百姓的好辦法。”
八月庚午日,皇帝封皇子曹芳為齊王,曹詢為秦王。皇帝自己沒兒子,就收養了這兩個孩子當兒子,宮裡的事很機密,沒人知道這倆孩子到底是從哪兒來的。有人說,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兒子。
丁巳日,皇帝回到洛陽。
皇帝下詔重新修建崇華殿,還改名叫九龍殿。把穀水引來,從九龍殿前流過,修了玉石做的井欄,雕刻著蟾蜍接水、神龍吐水的樣子。還讓博士、扶風人馬鈞製作司南車,用水力驅動各種百戲。剛開始修建陵霄闕的時候,有喜鵲在上麵築巢,皇帝就拿這事問高堂隆,高堂隆回答說:“《詩經》裡說:‘喜鵲築好巢,斑鳩來居住。’現在大興土木,修建陵霄闕,喜鵲卻在這兒築巢,這是宮殿還沒修成,陛下您還不能住進去的征兆啊。大概意思就是說:‘宮殿沒修好,就會有彆的姓氏的人來掌控這裡。’這是上天給咱們的警告啊。上天可不會偏袒誰,隻幫助那些善良的人。以前太戊、武丁看到災禍就很害怕,趕緊改正,所以上天就賜福給他們。現在要是能停止各種勞役,多做善事,施行德政,那咱們就能跟三王五帝一樣厲害,可不隻是像商王武丁那樣轉禍為福這麼簡單了!”皇帝聽了這話,心裡很觸動。
皇帝這人性格嚴厲又急躁,要是監督修建宮殿的人超過了期限,皇帝會親自把人叫來問話,話還沒說完,這人可能就腦袋搬家了。散騎常侍兼秘書監王肅上書說:“現在宮殿還沒修好,乾活的人有三四萬。九龍殿已經能讓陛下住得安穩,裡麵也足夠安排六宮了;隻是太極殿前麵的工程還比較大。希望陛下把那些領日常口糧的士兵中,不是特彆急需的人挑出來,選些年輕力壯的,留下一萬人,讓他們一年輪換一次。這樣大家都知道有休息輪換的日子,就會開開心心地乾活,就算累也不會抱怨。算下來一年就有三百六十萬個工,這也不算少了。本來打算一年完工的工程,不妨用三年時間,把剩下的人打發去務農,這才是長遠的辦法。對老百姓講信用,這可是國家的寶貝。之前陛下要去洛陽,征調老百姓修建營地,有關部門下令營地修完就放老百姓走;可營地修好了,又貪圖他們的勞力,不按時打發他們走。有關部門隻想著眼前的利益,卻不顧國家的大局。我覺得從今往後,要是再征調老百姓乾活,應該明確下令,讓他們一定能按時完工回家。要是後麵還有事要征調,寧願重新征調一批人,也彆失信於民。凡是陛下臨時要處決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該死的人;但老百姓不知道啊,就會覺得太突然。所以希望陛下把這些人交給有關官吏,公開他們的罪行,同樣是處死,彆讓這事在宮裡搞得不清不楚,讓遠近的人都懷疑。而且人命關天,活著不容易,死了可就沒了,所以聖賢都很重視。以前漢文帝想殺那個衝撞他車駕的人,廷尉張釋之說:‘當時,陛下您要是直接讓人殺了他就算了,現在交給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可不能破壞這個規矩。’我覺得張釋之這話太不對了,這可不是忠臣該說的。廷尉是天子的官吏,都不能破壞公平,那天子自己怎麼能迷惑犯錯呢!這是把自己看得太重,把君主看得太輕,太不忠誠了,陛下您可不能不明白啊!”
中山恭王曹袞生病了,他對自己的屬官說:“男子漢不能死在女人手裡,趕緊找時間把東堂修好。”東堂修好後,他就帶病搬到那兒去住。他又對世子說:“你從小就當了王,隻知道享樂不知道吃苦,以後肯定會因為驕奢犯錯。要是兄弟有不好的行為,你要當麵去勸他;勸了不聽,就流著眼淚開導他;開導了還不改,就告訴他們的母親;要是還不改,那就上奏給朝廷,並且辭去自己的封國。與其守著榮華富貴招來災禍,還不如平平安安過窮日子呢。當然,我說的這都是大罪過,要是小過錯,就應該幫他們遮掩過去。”冬天十月己酉日,曹袞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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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丁酉日,皇帝前往許昌。
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韓龍刺殺了鮮卑首領軻比能。從那以後,鮮卑各部落就散了,互相打來打去,厲害的部落跑到很遠的地方,弱小的就來投降,邊境地區就安寧了。
張掖柳穀口的水大量湧出,有塊石頭上麵好像有圖案,形狀像靈龜,立在水西邊,石頭上還有七匹石馬以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星宿、彗星的圖案,上麵還有字寫著“大討曹”。皇帝下詔把這事通告天下,當成吉祥的征兆。任縣縣令於綽帶著這事去問巨鹿人張臶,張臶悄悄對於綽說:“神靈能預知未來,不會追溯過去的事。祥瑞的征兆先出現,然後國家的興衰就跟著來了。現在漢朝已經滅亡很久了,魏國已經得了天下,還追溯什麼興衰的祥瑞征兆呢!這塊石頭,是現在的一種異常現象,可能是將來的祥瑞預兆吧。”
皇帝派人到吳國用馬去換珠璣、翡翠、玳瑁,吳王孫權說:“這些東西我又用不著,卻能換來馬,我有啥舍不得的。”就都給了來人。
評論
這段史料生動勾勒出魏明帝曹叡統治時期的政治圖景,透過群臣的密集諫言與帝王的複雜回應,展現了曹魏中期皇權運作、君臣互動與治國理念的深層矛盾,其中蘊含的政治智慧與曆史教訓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直臣風骨:楊阜的“叩棺死諫”與製度反思
少府楊阜的兩次上疏堪稱古代諫言的典範。他開篇便以“思齊聖賢善治,總觀季世惡政”立論,將桓靈二帝的失政與高祖文景的德治對比,直指帝王當以曆史為鏡。其第二段上疏更以“茅茨之堯”與“璿室之桀”的極端案例形成強烈反差,用“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的尖銳警告,將宮室繕治提升到社稷存亡的高度。尤為震撼的是“叩棺沐浴,伏俟重誅”的死諫姿態,這種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忠直,最終迫使明帝“手筆詔答”。
楊阜的政治實踐更具深意:質問“縹綾半袖”是否合於禮法典製,使明帝“不法服不以見阜”;為省宮人怒杖禦府吏,駁斥“禁密”之說,提出“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的製度拷問。這種“嚴憚之”的政治效應,既彰顯了直臣的人格力量,也暴露出曹魏宮廷製度中“禁密”與“公開”的內在矛盾——當皇權運作過度依賴“密令”而非製度規範時,必然遭遇正直官員的強力反彈。
治國分歧:軍事優先與民生為本的戰略博弈
散騎常侍蔣濟與中書侍郎王基的上疏,揭示了當時曹魏麵臨的核心戰略困境。蔣濟以勾踐、燕昭王的典故立論,主張“舍其緩者,專心討賊”,代表了以軍事解決吳蜀問題的強硬派思路;王基則引用“水則載舟,亦則覆舟”的民本思想,借顏淵“東野子之禦”的比喻警示“事役勞苦,男女離曠”的民生危機,更以賈誼“積薪之火”的典故暗指“猛將擁兵”的潛在風險,形成了重視民生基礎的穩健派主張。
魏明帝對兩類諫言的“皆不聽”,反映出帝王在戰略選擇上的搖擺與短視。他既未能如蔣濟所願集中力量解決“二敵強盛”的現實威脅,又忽視了王基強調的民生與兵權隱患,這種戰略模糊性為後來曹魏政權的動蕩埋下伏筆。值得注意的是,王基的“舟水之喻”與賈誼之憂,實則點出專製皇權的永恒悖論——如何在國家機器運作中平衡統治需求與民眾承受力,這一問題貫穿中國古代政治史始終。
製度困境:侵官之弊與皇權任性的雙重挑戰
右仆射衛臻對殿中監“擅收蘭台令史”的彈劾,與尚書孫禮“徑至作所,稱詔罷民”的激進行動,展現了曹魏官僚體係的製度張力。衛臻提出的“侵官之法”本質是維護官僚體係的權責邊界,“所益者小,所墮者大”的論斷,揭示了製度崩壞往往始於“小事擅權”的漸進過程。而孫禮“不複重奏”的抗命行為,雖獲明帝“奇其意而不責”的特殊寬容,卻也暴露了製度執行中“權變”對“程序”的破壞——當正直官員需以違法方式實現合理目標時,製度本身已出現深層危機。
魏明帝在製度執行中的雙重標準尤為值得玩味:既下詔“欽納讜言”,又默許監作者“複奏留一月”;既優容孫禮的抗命,又對督修宮室者“言猶在口,身首已分”。這種隨意性背後是皇權的本質特征——“朕即法律”的專製邏輯使製度缺乏穩定預期,官員要麼如衛臻般堅守原則卻難阻頹勢,要麼如孫禮般冒險行權,最終導致整個官僚體係陷入“守法則誤事,違法才成事”的荒誕困境。
災異與反思:天人感應下的宮室之爭
崇華殿火災引發的君臣對話,將傳統天人感應思想轉化為具體政治論辯。高堂隆以《易傳》“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立論,直接將天災歸因於“務飾宮室,百姓空竭”,更駁斥漢武帝“大起宮殿以厭災”的錯誤做法,主張“罷散民役,務從約節”。其對“鵲巢陵霄闕”的解讀——“宮室未成,將有他姓製禦之”,則以祥瑞災異說為載體,發出了曹魏政權將被取代的驚人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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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肅的上疏進一步深化了這一反思,他提出的三項建議直指時弊:以“一期而更之”的輪役製緩解民力透支;以“明其令,使必如期”重建政府公信力;以“下之於吏,暴其罪”規範司法程序。其中對漢文帝與張釋之典故的重新解讀,暗含對“天子之身不可惑謬”的皇權約束訴求,這種試圖以“廷尉平”製衡“皇權專”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專製語境中具有重要進步意義。
曆史鏡鑒:奢靡之始與王朝興衰的因果鏈條
從中山恭王曹袞“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的遺命,到張掖柳穀口“大討曹”的石圖預言,再到吳主“以珠璣易馬”的務實選擇,諸多細節共同構成曹魏中期的曆史拚圖。曹袞臨終對“驕奢為失”的警示,恰與魏明帝大修宮室形成鮮明對比,揭示出統治集團內部的認知分裂;“大討曹”的石圖被官方解讀為“嘉瑞”,卻被張臶點破“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的本質,反映出天命轉移論在王朝興衰中的輿論建構作用;吳主的實用主義與魏明帝的奢靡形成治國理念的鮮明反差,暗示了兩國國運的不同走向。
這段曆史最深刻的啟示在於:王朝興衰往往始於“小事”的累積——一件不合禮製的半袖、一次隨意的刑罰、一項超期的徭役,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共同構成“民心向背”的晴雨表。魏明帝雖能“感其忠言”“優容直諫”,卻始終未能擺脫“自暇自逸,惟宮台是飾”的短視,最終使曹魏政權在他死後迅速陷入動蕩。這恰如王基所言“水則載舟,亦則覆舟”,民心與製度如同王朝的雙輪,缺一不可,偏廢則危。
縱觀這段曆史,群臣的諫言猶如一麵麵鏡子,照見的不僅是魏明帝的個人得失,更是專製皇權下政治運作的普遍規律——當權力缺乏有效約束、當製度讓位於權宜、當民生服從於私欲,無論王朝初期多麼強盛,最終都難逃“覆舟”之危。這些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至今仍閃爍著曆史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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