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丁巳年）
春天正月壬辰日，山茌縣上報說出現了黃龍。高堂隆覺得：“魏國屬土德，所以才會有黃龍這種祥瑞出現，應該更改曆法，變換服色，讓國家的政令顯得更神聖，也給老百姓來點新鮮感。”皇帝聽了覺得挺有道理，就采納了他的建議。到了三月，皇帝下詔更改年號，把這個月算作孟夏四月，衣服顏色崇尚黃色，祭祀用的牲畜選用白色，這是按照殷曆以醜月為正月的曆法來的。同時，把《太和曆》改名叫《景初曆》。
五月己巳日，皇帝回到洛陽。
己醜日，宣布大赦天下。
六月戊申日，京都發生地震。
己亥日，任命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左仆射衛臻為司空。
有關部門上奏，尊奉武皇帝曹操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為魏高祖，現任皇帝為魏烈祖；這三位祖先的宗廟，千秋萬代都不能毀掉。
孫盛評論說：諡號是用來表明一個人的品行，宗廟是為了留存先人的容貌。還沒等帝王去世，就提前定好祖宗的名號，人還在世就給自己抬高地位，魏國這些官員在這件事上可就做得不地道了。
秋天七月丁卯日，東鄉貞侯陳矯去世。
公孫淵老是在國內跟賓客說些對魏國不好聽的話，皇帝就想收拾他，於是任命荊州刺史、河東人毋丘儉為幽州刺史。毋丘儉上書說：“陛下您即位以來，還沒什麼特彆值得記載的功績。吳、蜀兩國靠著天險，一時半會兒也平定不了，不如就用這邊沒啥大用的兵力去搞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卻反對說：“毋丘儉說的那些都是戰國時期的小把戲，根本不是帝王該用的辦法。吳國連年興兵，在邊境搗亂，咱們卻一直按兵不動，養精蓄銳，沒去征討，就是因為老百姓已經很疲憊了。公孫淵在遼東那旮旯長大，他們家三代人在那兒掌權，對外安撫少數民族，對內操練兵馬，加強射箭技術，而毋丘儉就想帶著一部分軍隊長驅直入，早上到晚上就搞定，這想法太不靠譜了。”但皇帝不聽他的，還是讓毋丘儉率領各路軍隊，聯合鮮卑、烏桓，駐紮在遼東南邊，還下了詔書征召公孫淵。公孫淵一看這架勢，直接起兵造反，在遼隧迎戰毋丘儉。結果趕上連著下了十幾天雨，遼水猛漲，毋丘儉打仗沒占到便宜，隻好帶著軍隊撤回到右北平。公孫淵趁機自己封自己為燕王，改年號為紹漢，還設置了各種官職，派人給鮮卑單於送去假的玉璽，封賞邊境的百姓，拉攏鮮卑人來騷擾北方地區。
蜀漢的張皇後去世了。
九月，冀州、兗州、徐州、豫州發了大水。
魏國這邊，西平的郭夫人深受皇帝寵愛，毛皇後就漸漸失寵了。有一次皇帝在後花園遊玩，擺了宴席玩得特彆嗨。郭夫人請求把毛皇後也叫來，皇帝不同意，還警告身邊的人不許把這事說出去。結果毛皇後還是知道了，第二天就問皇帝：“昨天在北園玩得開心不？”皇帝一聽，覺得肯定是身邊人泄密了，一氣之下殺了十幾個人。庚辰日，乾脆賜死了毛皇後，但還是給她加了個諡號叫悼。癸醜日，把毛皇後葬在了湣陵。還把她弟弟毛曾升職為散騎常侍。
冬天十月，皇帝采納高堂隆的建議，在洛陽南邊的委粟山修建圓丘用來祭天，還下詔說：“以前漢朝剛建立的時候，接著秦朝毀滅學術之後，隻能收集些殘缺不全的資料，來籌備祭祀天地的儀式，四百多年來，一直沒有舉行過禘祭的大禮。我們曹氏家族的世係是從虞舜傳下來的，現在在圓丘祭祀皇皇帝天，讓始祖虞舜來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後地，讓舜的妃子伊氏來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讓武帝曹操來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隻，讓武宣皇後卞氏來配享。”
廬江的主簿呂習偷偷派人向吳國請求派兵，說自己願意打開城門做內應。吳王孫權派衛將軍全琮率領前將軍朱桓等人去接應，等他們到了，事情卻敗露了，吳軍隻好又撤回去。
諸葛恪到了丹楊，給周邊四個屬城的長官都發了文書，讓他們各自守好自己的地盤，整頓好軍隊；對於那些願意歸順的老百姓，都讓他們集中居住。然後他安排將領們，把軍隊部署在深山險要的地方，隻修築防禦工事，不跟山民正麵衝突，等山民種的莊稼快成熟的時候，就派兵去收割，一棵都不給他們留。舊的糧食吃完了，新的糧食又收不著，老百姓集中居住後，也沒啥收入來源。這下山民們又餓又窮，慢慢地就出來投降了。諸葛恪又下令說：“山民隻要改掉惡習，願意歸順，都要好好安撫，把他們遷到外縣去，不許懷疑他們，更不許抓他們！”臼陽縣長胡伉抓到一個投降的山民叫周遺，這周遺以前是個壞蛋，因為實在沒辦法才暫時出來投降的，胡伉就把他綁起來送到官府。諸葛恪認為胡伉違反了命令，就把他斬首示眾。老百姓聽說胡伉因為抓人被處死，知道官府隻是想讓他們出來歸順而已，於是老老小小都互相攙扶著出來投降，一年下來投降的人數，跟之前預計的一樣。諸葛恪自己帶領一萬人，剩下的投降山民分給其他將領。吳王孫權很讚賞他的功勞，封諸葛恪為威北將軍，都鄉侯，還讓他把軍隊駐紮到廬江的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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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這段史料聚焦公元237年曹魏、蜀漢、東吳三方的曆史片段，既展現了權力運作的複雜邏輯，也暴露了統治階層的決策困境，其中蘊含的曆史啟示值得深思：
"天命"包裝下的權力合法性焦慮
曹魏高堂隆以"黃龍現"為由主張"改正朔、易服色"，本質是通過禮製變革強化皇權合法性。魏明帝采納此議，將曆法改為《景初曆》、服色尚黃，看似是順應"土德"祥瑞，實則是在三國鼎立的格局中，以"天命所歸"的符號化操作鞏固統治。這種將自然現象政治化的手段，反映了封建王朝對"君權神授"的依賴——當軍事與經濟優勢不足以徹底壓倒對手時，意識形態的建構便成為爭奪正統性的重要工具。
而"三祖之廟萬世不毀"的提議更顯荒誕。曹操太祖）、曹丕高祖）、曹叡烈祖）中，曹叡尚在帝位卻預先給自己定廟號，打破了"祖有功、宗有德"的傳統禮製。孫盛批評其"當年而逆製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直指這種急功近利的自我神化，本質是對權力傳承缺乏自信的表現。皇權試圖通過提前鎖定"萬世不毀"的地位鞏固統治，反而暴露了統治階層的短視與虛浮。
軍事決策中的理性與冒進
公孫淵割據遼東，魏明帝欲以毋丘儉討伐，引發朝堂爭議。毋丘儉主張"以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實則低估了遼東的實力與地理難度；衛臻則清醒指出：公孫淵"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且曹魏"百姓疲勞"，此時孤軍深入必敗。這場爭議的核心，是"擴張欲望"與"現實條件"的衝突。
魏明帝最終拒絕諫言，導致毋丘儉兵敗——大雨引發遼水暴漲，魏軍後勤斷絕，最終被迫撤退。公孫淵趁機自立為燕王，甚至聯合鮮卑侵擾北方，使曹魏陷入被動。這一事件揭示了封建帝王決策的典型隱患：當最高統治者被"建功立業"的執念主導時，容易忽視客觀條件與專業意見，將個人意誌淩駕於現實之上。而遼東之敗的連鎖反應公孫淵稱帝、邊疆動蕩），則印證了"冒進決策"對國家實力的反噬。
宮廷權力與人性異化
魏明帝對郭夫人的寵信與對毛皇後的冷酷，構成了宮廷鬥爭的縮影。一次遊園宴樂，魏明帝因毛皇後知曉詳情，竟以"左右泄密"為由誅殺十餘人，隨後賜死毛皇後。這種極端行為，表麵是帝王對"隱私"的控製欲，實則是權力絕對化後的人性扭曲——在皇權麵前，夫妻情分、侍從性命皆可隨意處置，凸顯了封建專製對人性的吞噬。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皇後之死並非單純因"泄密"，而是觸及了後宮權力的敏感線：郭夫人試圖取代毛皇後的地位，魏明帝的行為本質是為新寵掃清障礙。宮廷作為權力的延伸場域，情感早已被政治利益裹挾，每一次恩寵與廢殺，都是權力格局調整的信號。而十餘名侍從的無辜被殺，則揭示了專製體製下"伴君如伴虎"的殘酷現實——個體生命在皇權鬥爭中不過是可以隨意犧牲的棋子。
天災與治理的聯動困境
這一年，冀、兗、徐、豫四州遭遇大水，而曹魏同時麵臨遼東戰事、洛陽宮室營建此前持續進行）的壓力。天災與人為消耗的疊加，暴露了古代社會"抗風險能力薄弱"的共性問題：一方麵，農業社會對自然環境高度依賴，大水直接導致糧食減產、流民增加；另一方麵，帝王的窮兵黷武與大興土木，進一步透支了民力，使國家應對災害的能力下降。
陳群、高柔此前對"力役不已"的勸諫，在此刻得到印證——當民力被過度消耗，一旦遭遇天災，社會穩定便麵臨嚴峻挑戰。而魏明帝始終未能真正調整政策，反映了封建統治的結構性矛盾：帝王對"功業"的追求與百姓對"生存"的需求，往往難以調和，最終可能引發更大的社會危機。
整體來看，景初元年的曆史片段，如同一麵鏡子，照見了三國後期各方勢力的困境：曹魏在"天命建構"與"現實治理"中搖擺，在"擴張野心"與"民生底線"間失衡，最終因決策失誤與權力異化埋下隱患。這些事件不僅是具體曆史的記錄，更揭示了封建王朝統治的普遍規律——當權力缺乏約束、決策脫離實際、民生被忽視時，即便有短暫的"祥瑞"與"功業"，也難以避免由盛轉衰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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