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把長安的大鐘、銅駝、銅人以及承露盤都往洛陽搬運。結果承露盤折斷了，那斷裂的聲響傳出了幾十裡地。銅人實在太重，沒辦法運到洛陽，就留在了霸城。之後又大量開采銅，鑄造了兩個銅人，稱作翁仲，安放在司馬門外兩邊。還鑄造了黃龍、鳳凰各一隻，龍高四丈，鳳凰高三丈多，放置在內殿前。在芳林園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讓公卿大臣們都去背土，在山上種上鬆樹、竹子、各種樹木和漂亮的花草，還抓來山裡的飛禽走獸放在裡麵。
司徒軍議掾董尋上書勸諫說：“我聽說古代那些正直的人，為了國家啥都敢說，連死都不怕。所以周昌敢把漢高祖比作桀、紂，劉輔敢把趙後比作婢女。這些人生來忠誠正直，就算麵對刀劍和滾燙的開水，也勇往直前，這是真心為君主珍惜天下啊。建安年間以來，打仗死了好多人，有的家裡人都死光了，就算有活下來的，也大多是孤兒、老人和體弱的人。要是現在的宮殿狹小，想擴建，也應該挑個合適的時候，不能耽誤老百姓種地，更何況是去造那些沒啥用的東西！像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這些，聖明的君主都不會去搞，造它們花費的功夫比蓋宮殿還多三倍。陛下您既然尊重大臣，給他們戴上官帽，穿上繡著花紋的衣服，讓他們坐著華麗的車子，這是為了和普通人區分開來；可現在卻讓他們去挖土背土，弄得滿臉又黑又臟，渾身是泥，衣冠不整，損害國家的體麵去做這些沒用的事，這實在說不過去啊。孔子說：‘君主按照禮節使用臣子，臣子以忠誠侍奉君主。’要是既沒有忠誠又不講禮節，國家還怎麼能存在呢！我知道這話一說出去肯定死罪，但我覺得自己就像牛身上的一根毛，活著既然沒啥貢獻，死了又有啥損失呢！我流著淚拿起筆寫下這些，已經做好了與世訣彆的準備。我有八個兒子，我死之後，可就麻煩陛下照顧了！”準備上奏的時候，他還洗了澡，等著皇帝降罪。皇帝說：“董尋難道不怕死嗎！”主管官員上奏要抓董尋，皇帝下詔說不用追究。
高堂隆也上書說：“現在有些小人，就愛講秦漢時期的奢靡生活來擾亂陛下的心；還弄來那些導致國家滅亡的不合製度的器物，勞民傷財，損害德政。這可不是發揚禮樂和諧、保持神明庇佑的做法啊。”皇帝沒聽進去。高堂隆又上書說：“以前洪水滔天，持續了二十二年，堯、舜君臣也隻是照常治理國家。現在沒那時那麼緊急的情況，卻讓公卿大夫和普通差役一起乾活，這事要是讓四方的少數民族知道了，可不是啥好名聲，寫進史書裡，也不是啥光彩的事。如今吳、蜀兩國的敵人，可不是一般小地方的毛賊，他們都已經稱帝，想要和咱們爭奪天下。要是有人來報告說：‘孫權、劉禪都在推行德政，減輕租賦，凡事都向賢能的人請教，做事遵循禮儀製度。’陛下聽了，難道不會警惕，擔心他們這樣很難一下子消滅，從而為國家擔憂嗎！要是報告說：‘那兩個敵人都胡作非為，奢侈無度，奴役百姓，增加賦稅，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天天唉聲歎氣。’陛下聽了，難道不會慶幸他們疲憊不堪，咱們攻打他們會很容易嗎！要是能這麼換位思考，事情的道理也就差不多明白了！亡國的君主總覺得自己不會亡國，最後才導致滅亡；賢聖的君主總擔心自己會亡國，反而能長治久安。如今天下衰敗，老百姓家裡連一石糧食都沒有，國家也沒有一年的積蓄，外麵有強敵，軍隊長期駐守邊境，國內又大興土木，各州郡都不得安寧。要是敵人來進攻，我擔心那些正在築牆乾活的人都沒辦法為國家拚命啊。而且，將士官吏的俸祿逐漸減少，跟以前比，隻有五分之一，那些休假的人連賞賜都沒了，以前不用交稅的現在都要交一半，這使得官府收入比以前多，支出卻比以前少很多。可即便這樣，財政開支還是常常不夠，連牛肉這樣的小稅，也接連不斷地征收。仔細想想，這些費用肯定都花在了不該花的地方。再說，俸祿、賞賜的穀物和布帛，是君主用來惠養官吏百姓，關乎他們生存的東西，要是現在削減甚至廢除，就等於奪了他們的命。已經給了又拿走，這是最容易讓人生怨的啊。”皇帝看了之後，對中書監、中書令說：“看了高堂隆這奏章，真讓我害怕啊！”
尚書衛覬也上書說：“現在提意見的人大多愛說好聽的：一說治理國家，就把陛下比作堯、舜；一說征伐敵人，就把吳、蜀兩國比作狐狸、老鼠。我覺得不是這樣。天下分成魏、蜀、吳三國，各方人才都為自己的君主效力，這跟以前六國分治沒什麼區彆。如今很多地方荒無人煙，老百姓生活困苦。陛下要是不重視，國家就會越來越衰敗，很難再振興起來。武皇帝那時候，後宮吃飯隻有一道肉菜，衣服不用錦繡，床墊不裝飾花邊，器物不用紅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給子孫留下福澤，這些陛下您都是知道的。現在最要緊的，應該是君臣上下一起核算府庫的收支，量入為出，這樣還怕來不及呢；可現在工程勞役不停，奢侈之風越來越嚴重，國庫一天天枯竭。以前漢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說要得到雲端的露水來吃玉屑，所以才立了仙掌來承接高空的露水，陛下您很明智，每次都嘲笑這種做法。漢武帝為了求露水還被人指責，陛下您又不需要露水，卻白白設置承露盤，沒啥好處還浪費功夫，這些確實都應該是陛下考慮裁撤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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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詔書，要把之前已經嫁給官吏百姓的女子收回，重新許配給士兵，還允許用人口來贖自己的妻子，並且挑選其中長得漂亮的送進後宮。太子舍人、沛國人張茂上書勸諫說：“陛下您是上天的兒子，老百姓、官吏也都是陛下的子民，現在把那邊的妻子奪過來給這邊，這不就跟搶哥哥的妻子給弟弟一樣嘛，對父母來說這太偏心了。而且，詔書說可以用年紀、長相和妻子差不多的人口來代替，所以有錢人就傾家蕩產，沒錢的就到處借錢，高價買人來贖自己的妻子。官府名義上是把這些女子許配給士兵，實際上卻送進了後宮，長得醜的才給士兵。得到妻子的人不一定高興，失去妻子的人肯定憂愁，不管是窮的還是愁的，都不滿意。君主擁有天下，卻得不到百姓的歡心，很少有不危險的。況且外麵有幾十萬軍隊，一天的花費可不隻是千金，就算把天下的賦稅都用來供給軍隊，都不一定夠，更何況還有後宮那些沒有正式編製的女子。太後娘家，賞賜毫無節製，內外互相攀比，花費的錢財快抵得上軍費的一半了。以前漢武帝挖地造海，堆土成山，那是因為當時天下統一，沒人敢跟他爭。自從天下衰敗動亂以來，四五十年來，戰馬沒卸過鞍，士兵沒脫過甲，強敵就在邊境，一直想著顛覆魏國。陛下不兢兢業業，想著崇尚節約，卻一心追求奢靡，讓宮中尚方製作供人玩樂的東西，在後園建造承露盤，這確實能讓眼睛、耳朵享受一下，可也足以讓敵人有可乘之機啊！真可惜啊，陛下不學習堯、舜的節儉，卻去做漢武帝那些奢侈的事，我私下裡覺得陛下這樣做不合適啊。”皇帝還是沒聽。
高堂隆病重，口述了一篇奏疏：“曾子說過：‘人快要死的時候，說的話是善意的。’我的病越來越重，隻擔心突然去世，一片忠心不能表明。我一片赤誠，希望陛下能稍微看一看！我看夏、商、周三代擁有天下，聖賢的君主代代相傳，曆經數百年，每一寸土地都是他們的，每一個百姓都是他們的臣民。然而像夏桀、商紂這些人，放縱欲望，惹得老天爺震怒，國家變成廢墟，商紂被斬首，夏桀被流放，天子的尊位，被商湯、周武王取代。他們難道是外人嗎？其實都是聖明君主的後代啊。黃初年間，上天就顯示了警告，有隻奇怪的鳥，在燕巢裡長大，嘴、爪和胸部都是紅色的，這可是魏國的大異象啊。應該防範朝廷內部飛揚跋扈的大臣。可以挑選各位親王，讓他們治理封國，掌管軍隊，像棋子一樣分布在各地，鎮守京城周邊，輔佐皇室。老天爺是不會偏袒誰的，隻輔佐有德行的人。百姓歌頌德政，國家就能長治久安；要是下麵有怨言，老天爺就會收回天命，交給有才能的人。由此可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隻是陛下您一個人的天下啊！”皇帝親自寫詔書，深切慰問他。沒過多久，高堂隆就去世了。
陳壽評論說：高堂隆學問高深，一心想著匡正君主，借著各種變故陳述告誡，發自內心的誠懇，真是忠心啊！至於堅持要更改曆法，讓魏國認虞舜為祖先，這想法可能有點過於執著了吧！
評論
這段史料生動還原了魏明帝曹叡統治時期，朝堂之上圍繞宮廷奢靡、勞民傷財展開的激烈爭議，展現了專製皇權下諫臣的擔當與無奈，也折射出曹魏政權由盛轉衰的深層隱患。透過董尋、高堂隆、衛覬、張茂等大臣的諫言與魏明帝的反應，我們得以窺見三國中後期曹魏政治生態的複雜麵相。
權力擴張下的奢靡狂歡
魏明帝將長安的鐘虡、銅人等重物遷至洛陽，因銅人過重滯留霸城後，竟“大發銅鑄銅人二”“鑄黃龍、鳳皇各一”，還在芳林園“起土山”，讓公卿群僚親自負土勞作。這種大規模的奢靡建設，本質上是皇權擴張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帝王試圖通過營造“天命所歸”的象征體係，鞏固自身統治合法性。
從現代政治學視角看，魏明帝的行為暗含著權力象征建構的邏輯：銅人翁仲彰顯威懾力，龍鳳雕塑強化神權色彩，承露盤模仿漢武帝求仙之舉，土山園林則炫耀帝國財力。但這種建構完全脫離了現實基礎——建安以來長期戰亂導致“門殫戶儘”“遺孤老弱”，社會亟需休養生息，帝王卻將資源投入“無益之物”，形成鮮明的統治悖論。
諫臣群體的批判邏輯與價值堅守
麵對皇權的任性擴張，董尋、高堂隆等大臣形成了集體性的諫諍浪潮，其批判邏輯呈現出多層次特點：
倫理層麵：董尋引用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儒家核心準則，直指帝王讓公卿“穿方舉土，麵目垢黑”是“毀國之光”，違背了君臣相處的基本倫理。他“沐浴以待命”的赴死姿態，將傳統士大夫“文死諫”的精神推向極致。
現實層麵：衛覬對比曹操時期“後宮食不過一肉”的節儉與當下“工役不輟，侈靡日崇”的現狀，指出“千裡無煙，遺民困苦”的社會現實與奢靡建設的尖銳矛盾，強調“量入為出”的治國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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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層麵：高堂隆直擊吳蜀“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的外部威脅，警告帝王“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會損害國家形象，更會削弱對抗強敵的國力基礎，其“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的警示極具曆史穿透力。
民生層麵：張茂揭露帝王強奪民妻“以配士”卻實則選入掖庭的虛偽，指出“富者傾家儘產，貧者舉假貸貰”的民生疾苦，尖銳質問“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將批判聚焦於統治合法性的根本來源。
皇權體製的回應困境
魏明帝對諫言的回應呈現出矛盾性：麵對董尋“言出必死”的激烈諫諍，他雖怒斥“不畏死邪”卻最終“有詔勿問”；對高堂隆“使朕懼哉”的感歎，卻並未真正停止奢靡建設；對衛覬、張茂的合理化建議，更是“帝不聽”的直接拒絕。這種矛盾本質上是專製皇權體製的內在困境——帝王既需要士大夫群體的智力支持與合法性背書，又難以割舍權力帶來的享樂自由與權威炫耀。
值得注意的是，魏明帝的拒絕並非完全非理性。在三國鼎立的格局下，通過大規模營造宮殿、鑄造象征物來強化“天命在魏”的意識形態，或許是其鞏固統治的策略選擇。但問題在於，他未能把握“象征建構”與“現實治理”的平衡，將過多資源投入非生產性領域，導致“帑藏日竭”“民無儋石之儲”，最終透支了曹魏政權的統治基礎。
曆史鏡鑒的現代啟示
這段曆史為現代社會提供了多重啟示：
公共資源的分配理性：國家資源應優先投入民生改善與生產發展，而非權力象征的炫耀性消費，衛覬“量入為出”的主張至今仍具現實意義。
權力監督的必要性：董尋、高堂隆等人的諫諍表明，健全的諫言機製是防止權力濫用的重要保障，而“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的結局則顯示，缺乏製度性保障的諫言難以真正約束皇權。
統治合法性的根基：張茂“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的警告揭示，任何政權的合法性最終都來自民眾的認同，脫離民生需求的統治注定難以長久。
危機應對的戰略眼光：高堂隆在外部威脅下對內部治理的關注，提醒執政者需在短期政績與長期安全、形象工程與實質民生之間保持清醒權衡。
陳壽評高堂隆“學業修明，誌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恰是對這批諫臣精神的最好注解。他們的抗爭雖未能阻止曹魏由盛轉衰的趨勢，卻為中國曆史留下了“以道抗勢”的精神遺產，也讓這段關於奢靡與節儉、專製與諫諍的曆史敘事，成為映照古今政治得失的永恒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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