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紀六，從公元238年戊午年）到公元245年乙醜年），共八年。
景初二年，也就是公元238年，農曆戊午年：
春天正月，皇帝把司馬懿從長安召過來，讓他帶領四萬大軍去征討遼東。大臣們討論的時候，有人覺得四萬兵力太多，軍費開支太大，不好供應。皇帝說：“要去四千裡遠的地方打仗，雖說要用奇招，但也得靠實力，不能太計較那點軍費。”皇帝又問司馬懿：“公孫淵會用什麼計策對付你呢？”司馬懿回答說：“公孫淵要是放棄城池提前逃跑，這是上策；憑借遼東抵抗大軍，這是中等計策；死守襄平，那他就等著被活捉吧。”皇帝又問：“那他會選哪種呢？”司馬懿說：“隻有聰明有智慧的人，才能準確衡量敵我形勢，從而提前做出取舍。公孫淵沒這本事，他又覺得咱們這次去遼東，路途遙遠，孤軍深入，肯定堅持不了多久。所以他肯定會先在遼水抵抗，然後退守襄平。”皇帝接著問：“來回得多久呢？”司馬懿說：“去程一百天，攻城一百天，返程一百天，再用六十天休息，這樣算下來，一年時間就夠了。”
公孫淵聽說這事兒後，又趕緊派使者向吳國稱臣，請求吳國救援。吳國人一開始想把使者殺了，羊道說：“不行啊，這麼做就是逞匹夫之怒，而放棄稱霸天下的大計。不如好好款待使者，然後派奇兵偷偷過去，看看能不能撈點好處。要是魏國攻打遼東沒成功，咱們大軍趕過去，這就能和遠方的夷人結下恩情，大義之舉傳遍萬裡；要是魏、遼雙方僵持不下，首尾分離，那咱們就趁機攻占遼東附近的郡縣，搶些東西回來，也算是替天行道，報以前的仇了。”吳王孫權說：“好主意！”於是就大規模整頓軍隊，然後對公孫淵的使者說：“你先等著，我們後續會有安排，肯定會按約定出兵，和你家主公同甘共苦。”又說：“司馬懿打仗所向無前，我們真為你家主公擔心啊。”
皇帝問護軍將軍蔣濟：“孫權會去救遼東嗎？”蔣濟說：“他知道我們這邊防備已經很嚴密，撈不到什麼好處。深入救援吧，他沒那實力；淺嘗輒止地來一下，又白跑一趟，沒什麼收獲。孫權就算自己的子弟有危險，可能都不會輕易行動，何況公孫淵是彆的地方的人，再加上之前他們之間還有過節。現在孫權對外宣稱要救援，不過是迷惑使者，讓我們起疑心。要是我們攻不下遼東，他就希望公孫淵能低頭歸順他。但遝渚離遼東還挺遠的，如果我們大軍和公孫淵僵持不下，事情不能很快解決，孫權那小心思，說不定會派輕兵過來偷襲，這也不好說。”
皇帝又問吏部尚書盧毓：“誰能當司徒呢？”盧毓推薦了隱士管寧。皇帝沒采納，又問還有誰合適，盧毓回答說：“論敦厚老實、品行高尚，太中大夫韓暨可以；論光明正直、清正廉潔，司隸校尉崔林可以；論堅守正道、品德純粹，太常常林可以。”二月癸卯日，任命韓暨為司徒。
蜀漢這邊，後主立了張皇後，她是之前那位張皇後的妹妹。又封王貴人的兒子劉璿為皇太子，劉瑤為安定王。大司農、河南人孟光向秘書郎郤正打聽太子讀書和性格愛好方麵的事，郤正說：“太子侍奉雙親虔誠恭敬，早晚都不懈怠，有古代世子的風範；接待群臣，言行舉止都很仁愛寬厚。”孟光說：“像你說的這些，普通人家都能做到。我現在想問的，是想知道他的權謀韜略、智慧才思怎麼樣。”郤正說：“作為世子，重要的是繼承父誌，讓父親開心，不能隨便亂做主張。智慧才思藏在心裡，權謀韜略根據時機發揮，有沒有這些，哪能提前知道呢！”孟光知道郤正說話謹慎，不會隨便亂說，就說：“我這人喜歡直言，不喜歡繞圈子。如今天下還沒平定，智慧謀略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智慧謀略這東西是天生的，勉強不來。太子讀書，難道要像我們這樣拚命多學知識，等著彆人來問，就像博士考試一樣隻為了拿個爵位嗎！應該先學那些最緊要的。”郤正覺得孟光說得很對。郤正，是郤儉的孫子。
吳國開始鑄造麵值當千的大錢。
夏天四月庚子日，南鄉恭侯韓暨去世。
庚戌日，宣布大赦天下。
六月，司馬懿的大軍到了遼東，公孫淵派大將軍卑衍、楊祚率領幾萬步兵、騎兵駐紮在遼隧，挖了二十多裡長的壕溝圍起來。將領們都想進攻，司馬懿說：“敵人堅守營壘，就是想拖垮我們的軍隊，現在進攻，正好中了他們的計。而且敵人主力都在這兒，他們老巢肯定空虛。咱們直接殺到襄平，肯定能打敗他們。”於是，司馬懿就多插旗幟，假裝要從南邊進攻，卑衍他們趕緊把精銳部隊調到南邊。司馬懿卻悄悄渡過濟水，從北邊殺過去，直奔襄平。卑衍他們嚇壞了，連夜帶兵逃跑。魏軍繼續前進到首山，公孫淵又派卑衍等人迎戰，司馬懿出擊，把他們打得大敗，接著就包圍了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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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七月，下起了大暴雨，遼水猛漲，運糧船直接從遼口開到了襄平城下。雨下了一個多月還不停，平地積水都有好幾尺深。魏軍將士們都很害怕，想轉移營地，司馬懿下令：“誰敢說轉移營地，斬！”都督令史張靜違反命令，被斬首，軍心這才安定下來。敵人仗著發大水，還像平常一樣出去砍柴放牧，將領們想趁機去搶，司馬懿都不同意。司馬陳珪說：“以前攻打上庸，八路人馬一起進攻，晝夜不停，所以十幾天就攻下了堅固的城池，殺了孟達。現在咱們大老遠跑來，卻這麼慢悠悠的，我實在不理解。”司馬懿說：“孟達兵力少，但糧食夠吃一年，我們將士人數是孟達的四倍，可糧食卻支撐不了一個月。用一個月的時間對付一年的儲備，能不趕緊進攻嗎！四倍兵力打一倍，就算損失一半兵力能取勝，也得這麼乾，所以當時根本顧不上死傷多少，就是跟糧食賽跑。現在情況不一樣，敵人多我們人少，敵人缺糧我們吃飽飯，又趕上這麼大的雨，根本沒法展開行動，就算想加快進攻，又能怎樣呢！從京城出發的時候，我就不怕敵人進攻，就怕他們逃跑。現在敵人糧食快吃完了，但我們的包圍圈還沒完全合攏，要是去搶他們的牛馬，截斷他們砍柴的路，這不是逼他們逃跑嘛。打仗講究的是靈活多變，敵人人多又趕上大雨，所以就算又餓又困，也不會輕易投降，我們得裝作沒什麼辦法的樣子，讓他們安心。為了一點小利益去驚動他們，這可不是好辦法。”
朝廷聽說軍隊遇到大雨，都想撤兵。皇帝說：“司馬懿能臨危應變，活捉公孫淵指日可待。”雨停之後，司馬懿就全麵合圍，堆起土山，挖地道，準備好各種攻城器械，日夜攻打，箭和石塊像下雨一樣。公孫淵被困得不行，糧食也沒了，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情況，死了好多人，他的將領楊祚等人投降。八月，公孫淵派相國王建、禦史大夫柳甫請求司馬懿解圍退兵，說他們君臣願意反綁雙手投降。司馬懿下令把這兩人斬了，然後發檄文告訴公孫淵：“楚國和鄭國都是獨立的國家，鄭伯投降的時候還袒露上身，牽著羊去迎接楚王。我是天子任命的上公，王建他們卻讓我解圍退兵，這合乎禮節嗎！這兩人年紀大了，傳話都傳不清楚，已經替你把他們斬了。要是你還有彆的想法，可以再派年輕又有決斷力的人來！”公孫淵又派侍中衛演來，請求定個日期送兒子做人質。司馬懿對衛演說：“軍事上有五個要點：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守，不能守就跑；剩下兩條路，要麼投降，要麼死。你家主公不肯反綁雙手投降，這就是決心找死了，沒必要送人質！”壬午日，襄平城被攻破，公孫淵和兒子公孫修帶著幾百騎兵往東南方向突圍逃跑，魏軍緊追不舍，在梁水邊上把公孫淵父子斬殺。司馬懿進城後，殺了公孫淵手下公卿以下官員以及士兵百姓七千多人，把屍體堆起來封土做成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個郡都被平定。公孫淵準備造反的時候，將軍綸直、賈範等人苦苦勸阻，都被公孫淵殺了，司馬懿就給綸直等人修墓，表彰他們的後代，還釋放了公孫淵叔父公孫恭。中原地區的人想回故鄉的，都聽任他們回去。之後司馬懿就班師回朝了。
評論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的遼東之戰，是三國後期曹魏與遼東公孫淵集團的決定性較量，這段史料不僅記錄了一場軍事行動的全過程，更折射出三國時代政治博弈的複雜性、戰略決策的智慧與局限，以及亂世中人性的多麵性。
戰略決策：帝王與將帥的格局較量
魏明帝曹叡在這場戰爭中的表現，展現了一位成熟統治者的戰略眼光。當群臣質疑四萬兵力耗費過巨時，他以“四千裡征伐不當稍計役費”的判斷，直指遠程作戰的核心邏輯——戰爭的勝負遠重於短期成本。這種不計局部消耗、追求戰略目標的魄力，為戰役勝利奠定了基調。而他與司馬懿的戰前對話，更體現了君臣間的深度默契：司馬懿精準預判公孫淵“拒遼水、守襄平”的中策，曹叡則以“一年足矣”的時間規劃給予完全信任。這種“君主不疑、將帥善謀”的決策模式，成為曹魏獲勝的關鍵前提。
相比之下，公孫淵的戰略選擇暴露了其格局局限。麵對曹魏大軍，他既未采納“棄城預走”的上策，又不能堅守遼東全域，最終困守襄平坐以待斃。更致命的是其外交投機——向吳國稱臣求救卻缺乏誠意，既激怒曹魏又未獲吳國真心支持，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這種首鼠兩端的權謀，恰是小國在大國博弈中的悲劇性寫照。
外交博弈：東吳的投機與曹魏的洞察
東吳在遼東問題上的態度，堪稱三國時代“外交利己主義”的典型案例。羊衜提出的“厚待來使、虛張聲勢”策略，本質是將公孫淵作為牽製曹魏的棋子：勝則“恩結遐夷”，敗則“虜其傍郡”，始終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核心。孫權表麵承諾“與弟同休戚”，實則“外揚聲援、內謀淺襲”的虛偽操作，被蔣濟一眼看穿——“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精準揭示了東吳外交的實用主義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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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濟對局勢的分析尤為深刻：他既預判孫權“深入非力所及，淺入勞而無獲”的現實困境，又警惕“大軍相守不決時輕兵掩襲”的潛在風險，展現了頂級謀士的全局視野。這種對對手心理、實力、動機的多維研判，成為曹魏應對外部乾擾的決策依據。
人事與製度：曹魏的人才選拔邏輯
曹叡與盧毓關於司徒人選的對話，暗藏曹魏的用人導向。盧毓推薦“處士管寧”卻未被采納，反映出亂世中“經世致用”對“隱逸高德”的優先選擇；而最終選用“敦篤至行”的韓暨，則體現曹魏“重實務、輕虛名”的官僚選拔標準。盧毓提出的“敦篤、亮直、貞固”三大標準，既繼承了儒家“德行為先”的傳統，又融入了亂世對“務實能力”的現實需求，構成曹魏人才製度的核心邏輯。
軍事智慧：司馬懿的臨機決斷
司馬懿在遼東之戰中展現的軍事才能，堪稱古代“因勢製變”的典範。麵對公孫淵“堅壁遼隧”的部署，他以“多張旗幟佯攻南線、潛師北渡直取襄平”的迂回戰術，破解敵軍拖延企圖；遭遇“霖雨月餘、平地數尺”的困境時，他力排眾議“斬妄言徙營者以安軍心”，展現非凡定力；對“孟達之速”與“公孫淵之緩”的不同應對，更體現其“量敵用兵”的深刻洞察——“賊眾我寡、賊饑我飽，當示無能以安之”，將心理戰與實戰完美結合。
破城後的“誅公卿以下七千餘人、築為京觀”，則暴露了封建戰爭的殘酷性。這種“屠城立威”的震懾策略，雖鞏固了曹魏對遼東的統治，卻也留下“虐殺降眾”的曆史爭議，反映出亂世中“威服”與“德化”的矛盾抉擇。
曆史啟示：亂世生存的底層邏輯
這段史料揭示的多重智慧，至今仍具啟示意義：戰略決策需兼顧目標與成本的平衡，而非單純計較短期消耗；外交博弈的核心是實力與利益的精準計算，而非表麵承諾；人才選拔應適配現實需求，在品德與能力間尋找動態平衡；軍事行動必須因勢製變，既要有既定方略，更需保留臨機調整的彈性。
從公孫淵的敗亡到司馬懿的勝利，從孫權的投機到曹叡的決斷，景初二年的遼東之戰不僅是一場軍事征服，更是三國時代政治、軍事、外交、人才製度的集中展演，為我們理解亂世中的權力博弈與生存法則提供了生動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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