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曹操還是魏公的時候,任命讚令劉放、參軍事孫資都當秘書郎。曹丕即位後,把秘書這個官職改名叫中書,任命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從此他們就掌管了朝廷機密。到了這位皇帝即位,他倆更受寵信,都加官為侍中、光祿大夫,還封了本縣侯。那時候,皇帝親自處理各種政務,又多次發動戰事,像心腹這樣重要的職責,都由劉放和孫資兩人掌管。每次遇到大事,朝臣們一起討論,皇帝常常讓他倆決定事情的對錯,然後選擇可行的去執行。
中護軍蔣濟上書說:“我聽說大臣權力太大,國家就危險;君主身邊的人太親近,君主就容易被蒙蔽,這可是自古以來的大教訓啊。以前大臣掌權,朝廷內外都跟著受影響。陛下英明,親自處理政務,大家沒有不恭敬嚴肅的。大臣們不是不忠誠,但是權力要是都在下麵,眾人心裡就會對皇上不那麼敬畏,這是人之常情。陛下既然已經留意到大臣權力的問題,希望也彆忽略身邊的人。身邊這些人就算忠誠正直、有長遠考慮,也不一定就比大臣強,至於迎合討好,他們可能更擅長。現在外麵的人一說起事兒,動不動就提中書。就算他們恭敬謹慎,不跟外麵勾結,但隻要有這個名聲,就容易讓世人產生疑惑。何況他們實際掌握著重要事務,天天在陛下跟前,萬一陛下疲倦的時候,他們趁機做些決斷,大臣們看到他們能影響事情,就會順著他們來。一旦開了這個頭,他們就會私下招攬黨羽,讚揚或詆毀彆人,肯定會興起各種是非,功勞、過失、獎賞、懲罰,也肯定會被隨意改變,正直向上的人可能被阻礙,阿諛奉承他們的人反而能通達。他們從細微之處入手,順著形勢發展,陛下對他們親近信任,就不會再猜疑察覺。這些情況陛下您聖明睿智,應該早點知道,隻要您稍微留意,這種情形自然就會顯現。或許是朝臣們害怕說話不合陛下心意,又怕被陛下身邊的人怨恨,所以沒人敢說。我相信陛下您一直潛心思考,公正地聽取各方意見、觀察各種情況,如果事情處理得不合理,或者事物使用得不當,您肯定會調整改變,往遠了說要和黃帝、唐堯比功績,往近了說要彰顯武帝、文帝的業績,怎麼會隻受身邊親近之人的影響呢!然而君主不可能親自處理天下所有事,總得托付給彆人。要是托付給一個大臣,除非像周公旦那樣忠誠,管夷吾那樣公正,不然就會有玩弄權術、敗壞官職的弊端。現在國家的棟梁之才雖然不多,但那些在一州之內品行被人稱道,在某個官職上能發揮才智,忠誠守信、竭儘全力,各自履行職責的人,還是有的,可以一起任用他們,不能讓聖明的朝廷出現大臣專權的名聲啊!”但皇帝沒聽進去。
等到皇帝病重,開始仔細考慮身後之事,就任命曹操的兒子燕王曹宇為大將軍,讓他和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人共同輔政。曹爽是曹真的兒子,曹肇是曹休的兒子。皇帝從小就和燕王曹宇關係好,所以把後事托付給他。
劉放和孫資長期掌管機要事務,夏侯獻和曹肇心裡很不服氣。有一次,宮殿裡有雞在樹上棲息,他倆就互相說:“這都多久了,他們還能得意多久!”劉放和孫資害怕以後被他倆害了,就暗中想辦法離間他們和皇帝的關係。燕王曹宇性格恭順善良,真誠地向皇帝推辭大將軍這個職位。皇帝把劉放和孫資叫到臥室,問他們:“燕王為什麼堅決推辭呢?”他倆回答說:“燕王確實是自己知道承擔不了這個重任啊。”皇帝又問:“那誰能擔當此任呢?”當時隻有曹爽在皇帝身邊,劉放和孫資就趁機推薦曹爽,還說:“應該把司馬懿召來一起參與輔政。”皇帝問:“曹爽能勝任這事兒嗎?”曹爽緊張得直冒汗,答不上來。劉放趕緊踩了一下曹爽的腳,湊到他耳邊說:“你就說願以死來保衛國家。”皇帝聽了劉放和孫資的話,打算任用曹爽和司馬懿。可沒過一會兒,皇帝又改變主意,下令停止之前的任命。劉放和孫資又進宮勸說皇帝,皇帝又聽了他們的。劉放說:“陛下應該親自寫詔書。”皇帝說:“我病得太重,寫不了。”劉放立刻上床,抓著皇帝的手勉強寫了詔書,然後拿著詔書出去,大聲宣布:“有詔書,免去燕王曹宇等人的官職,不得留在宮中。”曹宇等人都流著淚離開了。
甲申日,任命曹爽為大將軍。皇帝又覺得曹爽能力弱,就又任命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來輔佐他。這時候,司馬懿在汲縣,皇帝派給使辟邪拿著手詔去召他。在此之前,燕王給皇帝出主意,說關中事務重要,應該讓司馬懿直接從軹關西回長安,這事兒已經執行了。司馬懿一會兒收到兩份詔書,內容前後矛盾,他懷疑京城出了事,就趕緊快馬加鞭趕回朝廷。
評論
曹魏權力變局:近臣專權與皇權旁落的曆史鏡鑒
這段記載如同一幅濃縮的政治畫卷,清晰展現了曹魏中期權力結構的嬗變與危機。從劉放、孫資憑借中書機構逐步掌控機要,到魏明帝臨終前輔政格局的劇烈動蕩,整個過程充滿了權力博弈的暗流湧動,也為後世留下了深刻的政治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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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製皇權體製下,權力的分配始終是關乎王朝安危的核心命題。魏文帝將秘書改為中書,本是強化皇權對機要事務掌控的製度調整,卻不料為劉放、孫資專權埋下伏筆。當魏明帝“親覽萬機”時,中書機構憑借“腹心之任”的特殊地位,逐漸從文書處理者演變為決策參與者。這種轉變的危險性在於,近臣雖無大臣之名,卻已操大臣之實,形成“外所言輒雲中書”的輿論效應。蔣濟的上疏尖銳指出“左右太親者身蔽”的曆史規律,揭示了近臣專權比大臣擅政更具隱蔽性——他們憑借“日在目前”的便利,利用皇帝“疲倦之間”的疏忽,悄然完成權力滲透,這種“因微而入”的過程往往難以察覺。
魏明帝對蔣濟諫言的漠視,反映了專製君主的認知局限。他既想擺脫大臣掣肘,又依賴近臣處理政務,卻未能建立有效的權力製衡機製。當個人精力難以支撐“親覽萬機”的負荷時,權力自然向身邊近臣傾斜,形成“實握事要”的既成事實。這種權力轉移的本質,是君主將治國責任與決策權力輕率托付,卻忽視了“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的權責對等原則。
臨終托孤的鬨劇將製度缺陷推向極致。從最初屬意宗室輔政,到在劉放、孫資操縱下改任曹爽與司馬懿,整個過程充滿了非製度化操作。劉放“執帝手強作詔書”的行為,徹底突破了君臣禮儀的底線,暴露了近臣專權時的瘋狂嘴臉。曹爽“流汗不能對”的表現與司馬懿“疾驅入朝”的果決形成鮮明對比,預示著未來權力格局的失衡。這種輔政人選的隨意變更,本質上是缺乏穩定繼承製度的必然結果。
曆史的吊詭之處在於,魏明帝試圖通過信任近臣來強化皇權,最終卻導致權力旁落;想要通過臨終安排保障政權穩定,反而加速了內部撕裂。蔣濟所警示的“私招朋援,臧否毀譽”“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等現象,在此後曹魏政權的演變中一一應驗。這段曆史深刻表明,健康的政治生態不能依賴君主的個人賢明,更需要建立完善的權力製衡機製和製度化的運行規則,否則再精密的權力布局,也終將在人性的弱點麵前功虧一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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