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艾帶兵到了陰平，挑選出精銳部隊，想和諸葛緒一起從江油直取成都。但諸葛緒覺得自己原本接到的命令是攔截薑維，往西走可不是詔書裡說的，於是就帶著軍隊向白水進發，和鐘會會合了。鐘會想獨攬軍權，就偷偷給上麵打小報告，說諸葛緒膽小懦弱，不敢前進，朝廷就用囚車把諸葛緒召回，他的軍隊全都歸了鐘會。
薑維在各個險要之地紮營防守，鐘會進攻了半天，根本打不下來。而且運糧的道路又險又遠，軍中糧食也快沒了，鐘會就想撤兵回去。這時候鄧艾上書說：“敵人已經受到重創，咱們應該乘勝追擊。要是從陰平走小路，經過漢德陽亭，直奔涪城，就能出現在劍閣西邊一百裡的地方，離成都也就三百多裡。咱們派奇兵衝擊他們的心臟地帶，打他們個措手不及。這樣一來，劍閣的守軍肯定得回援涪城，那鐘會就可以順利進軍；要是劍閣的守軍不回援，那涪城的守兵可就少了。”
於是鄧艾就帶著部隊在荒無人煙的地方走了七百多裡，又是開山修路，又是搭建橋閣。那地方山高穀深，簡直太艱險了，而且糧食運輸也快跟不上了，差點就陷入絕境。鄧艾沒辦法，就用毛氈把自己裹起來，從山上滾下去。將士們也都抓著樹木，沿著懸崖，一個接一個地前進。他們最先到達江油，蜀漢守將馬邈直接投降了。
諸葛瞻率領各路軍隊抵抗鄧艾，到了涪城後，卻停在那兒不往前走了。尚書郎黃崇，是黃權的兒子，他多次勸諸葛瞻趕緊行動，占據險要地勢，彆讓敵人進入平原地區。可諸葛瞻猶豫不決，沒聽他的。黃崇再三勸說，急得都哭了，諸葛瞻還是不聽。鄧艾就這麼一路暢通無阻地向前推進，打敗了諸葛瞻的前鋒部隊，諸葛瞻隻好退守綿竹。
鄧艾寫信誘惑諸葛瞻說：“你要是投降，我一定上表封你為琅邪王。”諸葛瞻氣得不行，直接把鄧艾的使者給斬了，還擺好陣勢等著鄧艾來。鄧艾派兒子惠唐亭侯鄧忠等人從右邊出擊，司馬師纂等人從左邊進攻。結果鄧忠和師纂打了敗仗，都帶兵退了回來，說：“這敵人不好對付啊！”鄧艾發火了，說：“生死存亡，在此一舉，有什麼對付不了的！”大聲嗬斥鄧忠、師纂等人，還說要斬了他們。鄧忠和師纂趕緊又衝回去再戰，這次終於大敗蜀軍，斬殺了諸葛瞻和黃崇。諸葛瞻的兒子諸葛尚感歎道：“我們父子承受國家的重恩，卻沒早點殺了黃皓，結果讓國家衰敗，百姓遭殃，活著還有什麼意義！”說完就策馬衝入敵陣戰死了。
蜀漢這邊根本沒想到魏軍會突然殺到，連防守城池的部署都沒來得及做。聽說鄧艾已經進入平原地區，老百姓都亂成一團，紛紛逃進山野，根本沒人能管得住。蜀漢後主劉禪讓大臣們一起商量該怎麼辦，有人說蜀漢和東吳本來就是盟國，應該投奔東吳；有人說南中七郡地勢險要，非常適合據守，應該逃到那兒去。光祿大夫譙周卻認為：“從古到今，就沒有跑到彆的國家還能當天子的。現在要是去吳國，也得向人家稱臣。再說了，兩個國家政治治理水平差不多的時候，大國吞並小國，這是自然規律。這麼看來，魏國能吞並吳國，吳國卻吞並不了魏國，這不是很明顯嘛。同樣是稱臣，向小國稱臣和向大國稱臣，哪個更好呢！受兩次屈辱，和隻受一次屈辱，哪個更能接受呢！而且要是想逃到南中，就應該早點計劃，這樣才能成功。現在大敵當前，災禍馬上就到了，那些小人物心思多變，根本靠不住，恐怕剛出發，就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變故，怎麼能順利到南中呢！”有人問：“現在鄧艾離得這麼近，恐怕他不會接受咱們投降，這怎麼辦呢？”譙周說：“現在東吳還沒歸順，從形勢上看，魏國不得不接受咱們投降，而且也會以禮相待。要是陛下向魏國投降，魏國卻不分封土地給陛下，我願意親自去京都，用古人的道理跟他們力爭。”大家聽了，都覺得譙周說得對。
蜀漢後主劉禪還想著逃到南中，心裡猶豫不決。譙周又上疏說：“南方是偏遠的蠻夷之地，平時就沒給國家提供過什麼，還經常反叛。以前丞相諸葛亮帶兵威逼他們，才勉強服從。現在要是去南中，對外要抵抗敵人，對內要供應陛下的用度，花費巨大，又沒彆的地方可以獲取物資，隻能損耗那些蠻夷，到時候他們肯定又會反叛！”劉禪聽了，就派侍中張紹等人帶著玉璽綬帶向鄧艾投降。北地王劉諶憤怒地說：“如果真到了理窮力竭，大禍臨頭的時候，就應該父子君臣背城一戰，與國家同生死，這樣才能去見先帝，怎麼能投降呢！”劉禪不聽他的。當天，劉諶在昭烈帝劉備的廟裡大哭一場，先殺了自己的妻子兒女，然後自殺了。
張紹等人在雒城見到了鄧艾，鄧艾可高興了，回信表示接受投降，還誇獎了他們。劉禪又派太仆蔣顯另外去命令薑維向鐘會投降，還派尚書郎李虎給鄧艾送去百姓和士兵的名冊，上麵記載著蜀漢有二十八萬戶，九十四萬人，軍隊十萬二千人，官吏四萬人。鄧艾到了成都城北，劉禪率領太子、諸王以及大臣六十多人，反綁雙手，拉著棺材，來到軍營門口。鄧艾拿著符節給他們解開綁繩，燒掉棺材，還把他們請進來相見。鄧艾約束將士，不許擄掠百姓，安撫接納投降的人，讓他們恢複原來的生計。還按照鄧禹以前的做法，秉承皇帝旨意，封劉禪為行驃騎將軍，太子為奉車都尉，諸王為駙馬都尉，蜀漢的各級官員也都根據職位高低，被封為魏國的官員，有的還兼任鄧艾的下屬。鄧艾讓師纂兼任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人兼任蜀中各郡的太守。鄧艾聽說黃皓這人奸詐陰險，就把他抓起來，準備殺掉，結果黃皓賄賂了鄧艾身邊的人，最後竟然逃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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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維等人聽說諸葛瞻戰敗，不知道劉禪去哪兒了，就帶兵往東進入巴地。鐘會進軍到涪城，派胡烈等人追擊薑維。薑維到了郪縣，接到劉禪的命令，隻好讓士兵們都放下武器，把符節印信交給胡烈，自己則從東路和廖化、張翼、董厥等人一起去鐘會那兒投降。將士們都氣得不行，紛紛拔刀砍石頭。就這樣，蜀漢各個郡縣的守軍接到劉禪的命令後，都停止抵抗，投降了。鐘會對薑維等人還挺客氣，暫時把他們的印綬、符節和傘蓋都還給了他們。
吳國這邊聽說蜀漢已經滅亡，就撤回了丁奉等人的軍隊。吳國中書丞、吳郡人華核到宮門上表說：“聽說成都失守，蜀漢皇帝逃亡，國家覆滅，我們失去了一個依附我們的國家，也少了一個進貢的屬國。我雖然微不足道，但心裡實在不安。陛下您聖明仁慈，恩澤廣布，突然聽到這樣的消息，一定會深感悲痛。我滿心憂慮惆悵，恭敬地上表向您奏明！”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清晰還原了三國時期蜀漢政權覆滅的關鍵曆程。從鄧艾偷渡陰平的軍事奇謀，到諸葛瞻兵敗綿竹的戰略失誤，再到劉禪最終降魏的政治抉擇，每一個環節都深刻折射出戰爭的殘酷、人性的複雜與曆史的必然。這場戰役不僅終結了蜀漢四十三年的國運，更留下了足以警醒後世的多重啟示。
軍事博弈中的戰略抉擇與執行偏差
鄧艾偷渡陰平無疑是中國軍事史上的經典奇謀。在鐘會大軍被薑維阻於劍閣、糧草不濟欲撤軍的危急時刻，鄧艾提出了穿越七百裡無人區的大膽計劃。這一決策背後，展現了他對戰場形勢的精準判斷：蜀軍主力被牽製於劍閣，腹地防禦空虛，而陰平小道雖艱險卻能直插成都心臟。更令人震撼的是執行過程中的意誌力——"鑿山通道，造作橋閣"的工程難度，"山高穀深，至為艱險"的自然挑戰，"糧運將匱，瀕於危殆"的後勤危機，最終在鄧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的身先士卒下被克服。這種將戰略構想轉化為實際戰果的執行力，成為軍事史上以少勝多、以奇製勝的典範。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諸葛瞻的指揮失誤。作為諸葛亮之子，他肩負著保衛蜀漢的重任，卻在關鍵戰役中連續犯錯：到達涪縣後"停住不進"，拒絕黃崇"速行據險"的正確建議，使鄧艾軍隊得以從容進入平地；在綿竹之戰中，先是斬殺勸降使者以示決心，卻又在初戰不利時險些動搖。黃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的急切與諸葛瞻"猶豫未納"的遲緩形成強烈反差，最終導致蜀軍主力覆滅。這場戰役的勝負不僅決定了蜀漢的命運，更印證了《孫子兵法》"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的軍事真理——在戰略機遇麵前，猶豫遲疑往往比戰術失誤更致命。
政治抉擇背後的現實邏輯與道德困境
蜀漢滅亡的核心環節，是劉禪麵對絕境時的投降決策。史料中詳細記錄了朝堂之上的三種選擇：奔吳、南逃或投降。光祿大夫譙周的分析堪稱現實主義政治的典型論述：他指出"無寄他國為天子者"，揭示了投奔吳國必然淪為附庸的命運；又以"魏能並吳，吳不能並魏"的清醒判斷，論證了投降魏國比投降吳國更有利；對於南逃之議，他精準預言了"耗損諸夷，其叛必矣"的後果——後來的曆史發展證明，這一判斷完全正確。譙周的主張看似妥協，實則基於對天下大勢和蜀漢實力的理性認知，代表了戰亂中渴望安定的益州本土士族的心聲。
北地王劉諶的悲壯抗爭則展現了另一種價值選擇。當他怒斥"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的主張被拒絕後，"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的行為，成為蜀漢政權最後的道德光輝。這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與劉禪"麵縛輿櫬"的投降形成尖銳對比，折射出王朝末年統治集團內部的價值分裂。值得注意的是，諸葛瞻之子諸葛尚臨終前的感歎"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不僅點出了宦官專權的政治腐敗，更暗含著對蜀漢後期政治生態的深刻反思——當一個政權失去糾錯能力，即便擁有忠臣良將，也難以挽回覆滅的命運。
曆史細節中的人性百態與時代印記
這段史料通過多個生動細節，勾勒出亂世中的人性光譜。鄧艾在軍事勝利後展現出複雜的兩麵性：一方麵"檢禦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采取安撫政策穩定局勢；另一方麵又"輒依鄧禹故事，承製拜官"，擅自任命官員，顯示出功高震主的政治短視；而他"聞黃皓奸險，收閉將殺之"卻最終因受賄賂而釋放，又暴露了權力場中的現實妥協。鐘會則通過"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征還"的手段奪取軍權，展現出野心家的權謀算計，為後來的鐘會之亂埋下伏筆。
薑維作為蜀漢最後的軍事支柱，其命運更具悲劇色彩。從堅守劍閣的頑強抵抗，到接到降詔後"將士鹹怒，拔刀斫石"的悲憤，再到後來試圖利用鐘會複國的謀劃雖未在本段史料體現），展現了一個忠臣良將在大廈將傾時的掙紮與無奈。而劉禪"麵縛輿櫬詣軍門"的投降儀式，與"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的國力數據形成強烈對比——擁有近百萬人口和十萬軍隊的政權，最終在兩個月內迅速覆滅，其根本原因不僅在於軍事失利，更在於人心離散與政治腐敗。
結語：亂世終結的曆史必然
鄧艾滅蜀之戰之所以成為三國時代的重要轉折點，不僅因其軍事上的傳奇性，更因其揭示了王朝興衰的深層規律：一個政權的存續，既需要軍事上的戰略智慧，更需要政治上的清明穩定；既需要忠臣義士的奮勇抗爭，更需要統治者的審時度勢。蜀漢的滅亡，標誌著自東漢末年以來亂世分裂局麵的開始終結，為後來西晉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這段曆史留給後人的啟示是多維度的：軍事上，它證明了奇正結合、出其不意的戰略價值；政治上，它警示著腐敗失政與決策失誤的致命危害；人性上，它展現了危難時刻不同個體的價值選擇。正如諸葛尚臨終前的悲歎所示，一個王朝的覆滅往往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長期積累的矛盾總爆發。當曆史塵埃落定，那些在亂世中堅守信念的忠臣義士，與那些審時度勢的現實主義者，共同構成了三國末年這幅悲壯而複雜的曆史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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