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熙元年甲申，公元264年）
春天，正月壬辰日，朝廷下詔書，要用囚車把鄧艾押回來。晉公司馬昭擔心鄧艾不乖乖聽話，就命令鐘會帶兵往成都進發，同時又派賈充領兵進入斜穀。司馬昭自己則帶著大軍，陪著皇帝前往長安。因為各個王公都在鄴城，所以就任命山濤當行軍司馬，鎮守鄴城。
一開始，鐘會因為有才能得到重用。司馬昭的夫人王氏就跟司馬昭說：“鐘會這人見錢眼開，忘恩負義，還愛挑事兒，給他太多寵信肯定得出亂子，可不能給他太大權力。”等到鐘會要去討伐蜀漢的時候，西曹屬邵悌也對晉公司馬昭說：“現在派鐘會率領十多萬人去攻打蜀國，我覺得他這人沒什麼家庭負擔，又野心勃勃，不如派彆人去。”晉公笑著說：“我能不知道這點嗎！蜀國老是在邊境搗亂，搞得我們軍隊疲憊，百姓也累得夠嗆。我現在去打它，那還不是小菜一碟，可大家都覺得蜀國不好打。要是人心一開始就害怕，那智謀和勇氣都會沒了，非讓這種人去，那不就等於把他們往敵人手裡送嘛。隻有鐘會跟我想法一樣，現在派他去打蜀國，肯定能滅掉。等蜀國滅了之後，就算真像你擔心的那樣，又有啥好怕他搞不定的呢？蜀國已經滅亡，那些留下來的老百姓都嚇破膽了，不可能跟他一起搞事兒；咱們這邊的將士都想著回家，也不會跟他同流合汙。鐘會要是敢亂來，那就是自取滅亡，滅他自己全族。你不用操心這個，千萬彆讓彆人聽到啊！”等到晉公要去長安的時候，邵悌又說：“鐘會統領的兵力比鄧艾多五六倍，您隻要讓鐘會去抓鄧艾就行了，不用親自去。”晉公說：“你咋忘了之前說的話啦，還說不用我去？不過，你說的這些可彆傳出去。我向來都是誠心待人，隻要彆人彆辜負我就行，我咋能先對彆人起疑心呢！最近賈護軍問我：‘您是不是有點懷疑鐘會啊？’我回答說：‘現在我派你去做事，難道還能懷疑你嗎？’賈護軍也沒法反駁我的話。我到了長安，這事兒就能解決了。”
鐘會先派衛瓘去成都抓鄧艾，他覺得衛瓘兵少，想讓鄧艾把衛瓘殺了，這樣就能給鄧艾安個罪名。衛瓘知道鐘會的心思，但又沒辦法拒絕，於是就連夜趕到成都，給鄧艾手下的將領們發檄文，說：“我奉了詔書來抓鄧艾，其他人一概不追究；要是你們來投靠朝廷的軍隊，該有的獎賞一樣不少；誰敢不來，就彆怪我誅你三族！”等到雞叫的時候，那些將領都來投靠衛瓘了，就鄧艾營帳裡的人還在。天亮後，衛瓘打開營門，坐著使者的車，直接就到了鄧艾住的地方。鄧艾還在床上沒起來呢，就這麼被抓住了，他和他兒子都被關進了囚車。鄧艾的那些將領們想把鄧艾救出來，就全副武裝衝向衛瓘的營地。衛瓘不慌不忙地出去迎接，假裝在寫奏章，說要給鄧艾伸冤，那些將領信以為真，就停下了。
丙子日，鐘會到了成都，把鄧艾押送回京城。鐘會唯一忌憚的就是鄧艾，現在鄧艾父子已經被抓，鐘會獨自統領大軍，在西部那是威風八麵，於是就決定造反。鐘會打算讓薑維帶五萬人從斜穀當先鋒，自己則率領大軍跟在後麵。到了長安後，讓騎兵走陸路，步兵走水路，順著渭水進入黃河，覺得五天就能到孟津，然後和騎兵在洛陽會合，這樣一下子就能平定天下了。這時候，鐘會收到晉公的信，信上說：“我擔心鄧艾可能不接受征召，現在派中護軍賈充率領一萬步兵和騎兵直接進入斜穀，駐紮在樂城，我自己率領十萬大軍駐紮在長安，咱們很快就能見麵了。”鐘會看完信，心裡一驚，趕緊把親信叫來，跟他們說：“本來抓鄧艾，相國知道我一個人就能搞定；現在派這麼多人來，肯定是察覺到我有彆的想法了，得趕緊動手。要是事情辦成了，就能得到天下；就算不成，退守蜀地，也能像劉備一樣當個割據一方的霸主！”
丁醜日，鐘會把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的官員，還有蜀國以前的官員都召集起來，在蜀國的朝堂上給太後發喪，還假傳太後的遺詔，說讓鐘會起兵廢掉司馬昭，把這些都給在座的人看了，讓大家討論，然後寫在木板上，安排官職，還讓自己的親信去統領各路軍隊。那些被召集來的官員，都被分批關在益州各個官署的屋子裡，城門和宮門都關上了，派兵嚴密把守。衛瓘假裝病得很重，跑到外麵的官舍去了。鐘會相信了，就沒再提防他。
薑維想讓鐘會把從北方來的將領都殺了，然後自己再殺掉鐘會，把魏國的士兵全活埋了，重新擁立蜀漢的皇帝。他還偷偷給劉禪寫信說：“希望陛下能再忍幾天屈辱，我要讓國家轉危為安，就像讓被烏雲遮住的日月重新大放光明。”鐘會有點想按薑維說的把將領們都殺了，但又猶豫不決。
鐘會帳下督丘建本來是胡烈的部下，鐘會很信任他。丘建可憐胡烈一個人被關著，就跟鐘會說，讓胡烈的一個親兵進去送點吃的，其他牙門也都跟著照做，各自派一個人進去。胡烈就騙這個親兵，還寫了封信給他兒子胡淵，說：“丘建偷偷傳消息出來，鐘會已經挖好了大坑，準備了幾千根白色大棒，想把外麵的士兵都叫進去，每人給一頂白帽子，封個散將的官，然後一個個用棒子打死，扔到坑裡。”那些牙門的親兵也都在傳這個消息，一晚上的工夫，大家都知道了。己卯日中午，胡淵帶著他父親的士兵，敲著鼓就衝出門了，其他各路軍隊也都不約而同地鼓噪著衝了出來，根本沒人去督促，大家都爭著往城裡衝。這時候鐘會正給薑維發鎧甲兵器呢，有人報告說外麵吵吵嚷嚷的，好像著火了，不一會兒，又有人說士兵往城裡衝過來了。鐘會大驚失色，問薑維：“這些兵衝過來好像要鬨事，怎麼辦？”薑維說：“隻能跟他們乾了！”鐘會趕緊派兵去殺那些被關著的牙門郡守，屋裡的人一起舉起桌子頂住門，士兵砍門也砍不開。沒過一會兒，城外的人靠著梯子爬上了城，有的還燒房子，像螞蟻一樣亂哄哄地往城裡湧，箭像雨一樣射下來，牙門郡守們各自順著屋子爬出來，和自己的士兵會合。薑維帶著鐘會身邊的人抵抗，親手殺了五六個人，最後眾人一起把薑維砍死了，又爭著去殺鐘會。鐘會的將士死了好幾百人，蜀漢太子劉璿和薑維的妻子兒女也都被殺了，士兵們到處搶劫，死傷一片，亂七八糟。衛瓘出來指揮各路將領，過了好幾天才平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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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艾原來營帳裡的將士們把鄧艾從囚車裡追了回來。衛瓘想到自己和鐘會一起陷害了鄧艾，怕鄧艾回來報複，就派護軍田續等人帶兵去襲擊鄧艾，在綿竹西邊碰到了鄧艾父子，把他們給殺了。鄧艾當初進入江油的時候，田續不聽命令，鄧艾想殺了他，後來又饒了他。這次衛瓘派田續去，還說：“你可以報江油那次的仇了。”鎮西長史杜預對大家說：“衛瓘恐怕要倒黴了吧？他身為名士，地位和聲望都很高，既沒有什麼好的品德聲譽，又不能公正地管理下屬，怎麼能承擔得起這個責任呢！”衛瓘聽說了，不等車馬準備好就趕緊去跟杜預道歉。杜預是杜恕的兒子。鄧艾留在洛陽的其他兒子都被處死了，他的妻子和孫子被流放到西城。
鐘會的哥哥鐘毓曾經私下跟晉公說：“鐘會這人耍心眼兒，不靠譜，不能讓他獨攬大權。”等到鐘會造反的時候，鐘毓已經去世了。晉公想到鐘繇的功勞和鐘毓的賢能，就特彆赦免了鐘毓的兒子鐘峻、鐘迪，讓他們的官爵照舊。鐘會的功曹向雄把鐘會的屍體收殮埋葬了，晉公把向雄叫來責備他說：“以前王經死的時候，你在東市哭他，我沒管；現在鐘會親自造反，你還敢去收葬他，如果再寬容你，那國法怎麼辦！”向雄說：“以前先王掩埋暴露的屍骨，仁德惠及朽骨，當時難道是先占卜他們的功過，然後才去收葬的嗎！現在大王已經對鐘會進行了誅殺，從法律上來說已經完備了；我感念道義去收葬他，教化方麵也沒什麼缺失。上麵有法律規定，下麵有教化弘揚，用這個來教育世人，不也可以嗎？何必非要讓我違背生死大義，才能在世上立足呢！明公您如果對死去的鐘會心懷怨恨，把他的屍體扔在荒野，這哪裡是仁人賢士的度量呢！”晉公聽了很高興，跟向雄一起吃飯聊天，然後放他走了。
二月丙辰日，皇帝的車駕回到洛陽。
庚申日，安葬明元皇後。
【內核解讀】
鹹熙元年公元264年）的這段曆史，聚焦於三國末期曹魏滅蜀後的權力清算與政治風波，圍繞鄧艾被擒、鐘會謀反、薑維複國計劃破產等關鍵事件展開，生動展現了魏晉交替之際權力場中的陰謀算計、人性掙紮與曆史必然。
權力布局中的風險預判與操控
司馬昭作為曹魏實際掌權者，展現出高超的政治手腕與風險把控能力。麵對鐘會伐蜀的爭議，他既洞察鐘會“見利忘義”的本性，又精準判斷局勢：伐蜀需統一內部意誌，而鐘會是少數與自己意見一致的將領；同時算定滅蜀後蜀軍無力反抗、魏軍思鄉心切的客觀條件，足以製約鐘會的野心。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決策，本質是對權力平衡的精準操控——用鐘會的能力滅蜀，再用局勢天然壓製其風險。
邵悌的兩次勸諫與司馬昭的回應，更凸顯權力遊戲的微妙。司馬昭表麵強調“以信意待人”，實則早有後手：派賈充入斜穀、親赴長安，形成軍事威懾。這種“表麵信任+暗中防備”的策略，既維持了將領的積極性，又為後續清算埋下伏筆，儘顯政治博弈的複雜性。
陰謀鏈條中的人性弱點與博弈困境
鐘會設計陷害鄧艾的操作，暴露了權力鬥爭的陰狠邏輯。他試圖借衛瓘之手激怒鄧艾，卻被衛瓘以智慧化解——衛瓘連夜召集鄧艾部將，以“隻罪鄧艾、不問他人”的分化策略瓦解其勢力，輕鬆擒獲鄧艾。這一過程中，信息差與利益誘惑成為關鍵變量：衛瓘利用詔書權威與賞罰分明的承諾，精準擊中將領們的自保心理，展現出比軍事力量更有效的政治控製力。
鐘會謀反的失敗，則源於多重人性弱點的疊加：
野心膨脹後的誤判：他高估自己對軍隊的掌控力，低估魏軍思鄉的情感力量；
猶豫遲疑的代價：在薑維“儘殺北來諸將”的建議上搖擺不定，錯失先機；
信任錯付的致命傷：對帳下督丘建的過度信任，導致陰謀泄露。
而胡烈通過親兵傳遞的“挖坑殺將”謠言，能在一夜之間傳遍全軍，本質是利用了軍隊在異鄉的恐懼心理。謠言成為壓垮鐘會的最後一根稻草，印證了“人心向背是權力根基”的永恒規律。
曆史悲劇中的個體命運與倫理困境
鄧艾的結局是典型的功高震主悲劇。他以奇兵滅蜀，卻因“專擅”罪名被擒，最終死於衛瓘的追殺。衛瓘的行為更具倫理爭議：他既參與構陷鄧艾，又在鐘會死後擔心鄧艾報複而斬草除根，展現出亂世中“自保優先”的生存邏輯。司馬昭對鄧艾的清算與對鐘會兄長鐘毓後代的寬恕形成對比，揭示出權力場的冷酷法則——功績不敵威脅，親情讓位於政治利益。
薑維的複國計劃則充滿悲壯色彩。他作為蜀漢遺臣，試圖利用鐘會謀反實現“社稷危而複安”，卻淪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其密信中“忍數日之辱”的期盼，道儘亡國臣子的無奈。但他煽動鐘會誅殺魏將的策略，也將自身推向道德爭議地帶：以大規模殺戮為代價的複國，是否值得？曆史最終給出否定答案，其家族與蜀漢太子的慘死，成為三國亂世終結前的最後一抹血色。
曆史啟示：權力遊戲的永恒規律
鹹熙元年的這場風波，本質是三國末期權力再分配的必然衝突。從司馬昭的布局到鐘會的覆滅，揭示出權力鬥爭的核心法則：
實力是根基，但人心是關鍵：鐘會手握重兵卻眾叛親離，印證“失人心者失天下”；
信任是雙刃劍：司馬昭的“表麵信任”是策略，鐘會的“輕信謠言”是致命傷；
時機與節奏決定成敗：衛瓘擒鄧艾的果斷、鐘會謀反的遲疑，直接導致不同結局。
這段曆史也留下深刻反思：在權力的漩渦中，個體的才能如鄧艾的軍事天賦、鐘會的謀略）若缺乏對人性的敬畏與對局勢的清醒認知，終將淪為權力遊戲的犧牲品。而司馬昭雖以權謀成功鞏固權力，但其手段中的陰狠與算計，也為西晉後來的“八王之亂”埋下倫理隱患——當權力完全淩駕於道義之上，王朝的崩塌隻是時間問題。
鹹熙元年的成都之亂，不僅是三國時代的落幕序曲，更是一部濃縮的權力教科書，讓後人在千年之後仍能窺見曆史深處的人性微光與權力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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