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丙戌年）
春天，正月丁亥日，晉武帝直接用曹魏的太廟祭祀征西將軍司馬鈞以下，連同景帝司馬師，一共七代祖先。
辛醜日，尊景帝司馬師的夫人羊氏為景皇後，讓她住在弘訓宮。
丙午日，晉武帝立弘農楊氏為皇後，這位皇後是曹魏通事郎楊文宗的女兒。
大臣們上奏說：“五帝其實就是天帝，不同時期五行之氣不同，所以有五個名號。從現在起，明堂祭祀和南郊祭祀應該去掉五帝的牌位。”晉武帝同意了。晉武帝是王肅的外孫，所以在祭祀禮儀方麵，有關部門大多聽從王肅的主張。
二月，解除對蜀漢宗室的禁錮。三月戊戌日，吳國派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來晉國吊唁祭祀司馬昭。
吳國的散騎常侍廬江人王蕃，氣質高雅，不會看吳主臉色、順著他的意思來，吳主就不喜歡他。散騎常侍萬彧和中書丞陳聲趁機在吳主麵前說他壞話。丁忠出使回來後，吳主大宴群臣，王蕃喝得酩酊大醉，趴在地上。吳主懷疑他是裝的，讓人把他抬出去。過了一會兒，又把他召回來。王蕃平時注重儀表，回來後舉止自如。吳主這下大怒，嗬斥左右侍從在大殿前把他斬首。然後吳主出門登上來山，讓身邊親近的人扔王蕃的腦袋，像老虎、狼一樣爭搶撕咬，王蕃的腦袋都被弄碎了。
丁忠勸吳主說：“北方晉國沒有防守作戰的準備，咱們可以去偷襲弋陽，把它拿下。”吳主就這事詢問大臣們的意見，鎮西大將軍陸凱說：“北方剛吞並了巴蜀，還派使者來求和，這可不是向咱們求援，而是想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罷了。現在敵人勢力正強，咱們想靠僥幸取勝，我看沒什麼好處。”吳主雖然沒出兵，但從此就和晉國斷絕了往來。陸凱是陸遜的族侄。
夏天，五月壬子日，博陵元公王沈去世。
六月丙午日是月末，發生了日食。
司馬昭去世的時候，大臣和百姓都按照簡化的喪禮製度，三天就除去喪服。下葬之後，晉武帝也除去了喪服，但還是戴著素冠，吃著粗茶淡飯，哀傷憔悴得就像還在守喪一樣。秋天，八月，晉武帝打算去拜謁崇陽陵，大臣們上奏說，秋天暑氣還沒消退，擔心晉武帝過度悲傷損害身體。晉武帝說：“我能去瞻仰先帝的陵墓，身體和精神自然就會好起來。”又下詔說：“漢文帝不讓天下人都為他守喪儘哀，這也是帝王極其謙遜的想法。我馬上要去拜謁陵墓，怎麼能不穿喪服呢！大家商議一下，讓我穿著喪服去。大臣們還是按照原來的製度。”尚書令裴秀上奏說：“陛下已經除去喪服又要穿上，於禮義沒有依據；要是您穿喪服而大臣們不穿，我們也心裡不安啊。”晉武帝下詔說：“我擔心自己的感情表達得還不夠，這跟衣服有什麼關係呢！你們這麼懇切，我哪能隨便違背大家的心意。”於是就沒穿喪服去。
中軍將軍羊祜對傅玄說：“守三年喪，就算是尊貴的人也應該遵守，這是合乎禮儀的，可漢文帝把這個製度廢除了，破壞了禮儀，損傷了道義。現在皇上極其孝順，雖然被大臣們要求除去喪服，但實際上還是在守喪。要是借此機會恢複古代先王的守喪製度，不也挺好嗎！”傅玄說：“用一天代替一月的守喪製度，已經實行好幾百年了，一下子恢複古代的製度，很難推行啊。”羊祜說：“就算不能讓天下人都按禮儀守喪，至少讓皇上能遂行守喪之禮，不也比現在好嗎！”傅玄說：“皇上不除去喪服，而天下人除去喪服，這樣就成了隻有父子之間的情義，沒有君臣之間的規矩了。”於是這件事就作罷了。
戊辰日，大臣們上奏請求晉武帝換上平常的衣服，恢複正常飲食。晉武帝下詔說：“每當想起去世的父親，卻不能完成穿喪服守喪的禮節，我就覺得萬分沉痛。何況讓我吃著精米、穿著錦緞呢！這隻會讓我心裡更加難過，根本沒法讓我心情平複。我本來出身於儒者家庭，傳承禮儀已經很久了，怎麼能一下子就改變對父親的這份感情呢！你們勸我已經很多次了，可以去看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話，就彆再為此事爭論不休了！”於是晉武帝一直穿著粗布衣服，吃著素食，守喪三年。
臣司馬光說：守三年喪，從天子到老百姓都應該遵守，這是古代先王的禮經規定的，曆經百世也不應改變。漢文帝自以為是，不學習古代禮儀，改變古製，破壞禮儀，斷絕了父子間的深厚恩情，損害了君臣間的大義；後世的帝王不能真誠地表達哀痛之情，大臣們又諂媚奉承，沒人願意糾正這種錯誤。到了晉武帝，唯獨他憑借天性堅持守喪，矯正時弊，真可以說是世間少有的賢君；而裴秀、傅玄這些人，都是見識短淺、平庸無能的臣子，習慣了常規舊例，不能順應晉武帝的美意，實在可惜啊！
吳國改年號為寶鼎。
吳主任命陸凱為左丞相，萬彧為右丞相。吳主討厭彆人盯著自己看，大臣們侍奉朝見的時候，都不敢抬頭看他。陸凱說：“君臣之間沒有不相互認識的道理，如果突然發生什麼意外，都不知道該找誰。”吳主這才允許陸凱抬頭看自己，其他人還是照舊不許抬頭。吳主住在武昌，揚州的百姓要逆流而上供應物資，苦不堪言，而且吳主還奢侈無度，導致國家和百姓都窮困匱乏。陸凱上疏說：“現在國家周邊沒有戰事，應該致力於讓百姓休養生息、增加財富，可您卻更加窮奢極欲，沒有天災百姓卻活不下去，沒有什麼作為國家財富卻耗儘了，我暗自為此痛心。以前漢朝衰落之後，形成了魏、蜀、吳三家鼎立的局麵；現在曹魏和蜀漢都因為政治無道，土地都被晉國占有了，這就是眼前明擺著的教訓啊。我隻是為陛下您的國家感到惋惜。武昌這個地方地勢險要但土地貧瘠，不適合作為帝王的都城。而且童謠都說：‘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從這就能看出來民心和天意了。現在國家沒有一年的積蓄，百姓有離散的怨言，國家有根基動搖的趨勢，可官吏們卻還一味地嚴苛急切，沒人去體恤百姓。大帝孫權的時候，後宮的女子和從事紡織的人加起來還不到一百，景帝繼位以來，已經達到上千人了，這可是極其耗費錢財的啊。還有您身邊的大臣，大多不稱職，他們結黨營私，互相包庇，陷害忠誠的人，埋沒賢能之士，這些都是損害國家政事、坑害百姓的行為。我希望陛下您能減少各種勞役，廢除那些苛刻擾民的政策，挑選一部分宮女出宮，精心選拔百官，這樣上天就會喜悅，百姓就會歸附，國家就能長久安定了。”吳主雖然不高興，但因為陸凱一向有威望，就特彆寬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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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晉武帝下詔說：“從今往後，即使是詔書想要做的事，以及已經上奏獲得批準的事，如果在實際執行中發現不方便，都不許隱瞞實情。”
戊戌日，有關部門上奏說：“大晉接受曹魏的禪讓，應該完全沿用前朝的曆法和車馬、祭牲的顏色，就像虞舜遵循唐堯的舊例一樣。”晉武帝同意了。
冬天，十月丙午日初一，發生了日食。
永安山上的賊寇施但，趁著百姓勞苦怨恨，聚集了幾千人，劫持了吳主的庶弟永安侯孫謙發動叛亂，向北進軍到建業，人數發展到一萬多。離建業還有三十裡的時候，他們停下來，選了個好日子準備進城。施但派使者以孫謙的名義召丁固、諸葛靚，丁固、諸葛靚斬殺了使者，然後出兵在牛屯迎擊。施但的士兵都沒有鎧甲頭盔，很快就戰敗潰散了。孫謙獨自坐在車裡，被活捉了。丁固不敢殺他，把情況報告給吳主，吳主把孫謙連同他的母親和弟弟孫俊都殺了。當初，有看風水的人說：“荊州有帝王之氣，會攻破揚州。”所以吳主把都城遷到武昌。等到施但造反，吳主自以為計謀得逞，派了幾百人敲鑼打鼓進入建業，殺了施但的妻子兒女，還宣稱“天子派荊州的軍隊來剿滅揚州的賊寇”。
十一月，開始把圜丘和方丘的祭祀合並到南北郊進行。
撤銷山陽公國的督軍，解除對山陽公的禁製。
十二月，吳主把都城遷回建業，讓皇後的父親衛將軍、錄尚書事滕牧留下來鎮守武昌。朝廷官員因為滕牧是皇親國戚，很推崇他，經常推舉他去進諫爭論，滕皇後因此漸漸失寵，吳主又把滕牧打發到蒼梧，雖然沒有剝奪他的爵位，但實際上就是流放，滕牧在去蒼梧的路上憂憤而死。何太後經常保護滕皇後，而且太史也說皇後的位置不能變動。吳主迷信巫師，所以滕皇後才沒有被廢掉，隻是經常被供養在升平宮，不再被吳主召見。其他姬妾佩戴皇後璽印綬帶的人很多，滕皇後隻是接受大臣們的朝賀和表疏而已。吳主派宦官到各個州郡，挑選將吏家的女兒，那些俸祿兩千石大臣的子女，每年都要上報名字，到十五六歲的時候進行挑選，沒被選中的才能出嫁。後宮的女子已經有上千人了，但吳主還是不停地挑選。
【內核解讀】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是西晉王朝建立後的第二年，也是三國割據局麵走向終結的關鍵過渡期。這一年的曆史記載，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權力更迭中的製度重構、禮儀爭議、君臣博弈與民生百態，為我們理解魏晉之際的社會變革提供了豐富的曆史切片。
禮製重構：王朝合法性的文化表達
西晉立國之初，統治者首要任務是構建新政權的合法性，而禮製改革成為重要抓手。正月丁亥日，晉武帝“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並景帝凡七室”，通過延續曹魏宗廟祭祀體係，實現了權力傳承的文化銜接；丙午日立弘農楊氏為皇後，則通過聯姻世家大族鞏固政治根基，展現出“禮治”與“權治”的雙重考量。
郊祀製度改革更具象征意義。群臣以“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為由，奏請明堂、南郊廢除五帝座，這一建議被晉武帝采納。背後深層邏輯在於：新王朝需要通過簡化祭祀體係，強化“皇權天授”的唯一性。值得注意的是，晉武帝作為經學家王肅的外孫，其禮製改革“多從肅議”，體現了學術傳承與政治需求的深度融合，也反映出魏晉時期“經學政治化”的時代特征。這種以學術為依托的禮製重構，為西晉政權披上了“天命所歸”的文化外衣。
服喪爭議：傳統禮製與現實政治的碰撞
晉文帝司馬昭之喪引發的服喪爭議，成為展現西晉初年禮治困境的典型事件。按照傳統禮製，“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是先王定下的規矩，但漢文帝以來實行“以日易月”的權製，即三天後除服。晉武帝雖按權製除服，卻堅持“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這種矛盾態度引發了一場關於禮製傳統的深度討論。
中軍將軍羊祜主張恢複三年之喪的古製，認為漢文“毀禮傷義”；傅玄則以“一旦複古，難行也”為由反對，擔心出現“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的君臣禮儀失衡；尚書令裴秀更直接指出“陛下既除而複服，義無所依”。這場爭論本質上是“禮治理想”與“政治現實”的碰撞：羊祜代表了對傳統禮製的堅守，傅玄、裴秀則更關注製度變革的可行性與君臣關係的穩定性。
晉武帝最終“以疏素終三年”的選擇，被司馬光高度評價為“不世之賢君”的表現，但從現代視角看，這一決策既有個人情感的真誠流露，也暗含政治考量——通過踐行孝道增強皇室道德權威。而這場爭議的未決狀態，也預示了魏晉時期禮製崩壞與重建的長期拉鋸，反映出社會轉型期價值體係的混亂與重構的艱難。
吳晉對峙：戰略誤判與政治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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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東吳政權的決策失誤加速了其衰落進程。吳主孫皓在丁忠“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的慫恿下，雖未出兵卻“遂與晉絕”，這一決策暴露了其政治短視。鎮西大將軍陸凱的諫言“敵勢方強，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精準預判了局勢，但未被采納。孫皓的這一行為，打破了吳晉之間微妙的戰略平衡，為後來西晉滅吳埋下伏筆。
陸凱的上疏堪稱東吳衰亡的“診斷書”，其內容直擊要害：武昌作為都城“土地危險磽確”，違背民心天意；“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的經濟困境；“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至千數”的奢侈浪費；“群黨相扶，害忠隱賢”的政治腐敗。這些問題疊加在一起，構成了東吳政權的係統性危機。孫皓雖因陸凱“宿望”而“特優容之”，卻拒不采納其建議，反映出專製君主製度下“忠言逆耳”的結構性困境——權力缺乏製約導致決策失誤難以糾正。
民生與治理：苛政之下的社會危機
東吳的民生困境在施但之亂中集中爆發。永安山賊施但“因民勞怨，聚眾數千人”作亂，短時間內發展到萬餘人規模，雖最終失敗，卻暴露了東吳統治的脆弱性。叛亂根源在於孫皓的苛政：“揚州之民溯流供給，甚苦之”的勞役負擔，“奢侈無度，公私窮匱”的財政危機，“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的治理失能。民謠“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更是民心向背的直接體現。
更值得警惕的是東吳的選妃製度：“黃門遍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這種對民間婚姻自主權的粗暴剝奪，不僅加劇了民生疾苦，更破壞了社會倫理，導致統治基礎的全麵動搖。對比西晉“除漢宗室禁錮”“罷山陽公國督軍”的懷柔政策，東吳的高壓統治顯然在爭取民心的較量中敗下陣來。
曆史啟示：製度、人性與國運的關聯
泰始二年的曆史事件，為我們提供了多重啟示。在製度層麵，西晉的禮製改革表明：任何政權的合法性不僅需要軍事力量支撐，更需要文化認同建構，但傳統禮製與現實需求的平衡始終是難題。在治理層麵，東吳的衰亡印證了“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治國鐵律——忽視民生、壓製諫言、奢侈腐敗的政權，無論曾經多麼強大，終將被曆史拋棄。
在人性維度，晉武帝的服喪糾結展現了權力者的情感與理智衝突，孫皓的剛愎自用則揭示了絕對權力對人性的扭曲。而陸凱的忠直與裴秀的務實，也讓我們看到：在亂世之中，總有堅守道義與理性的個體試圖挽救危局，隻是他們的力量往往難以對抗係統性的製度缺陷。
從更宏觀的曆史視野看，泰始二年的種種事件，都是魏晉南北朝“亂世”的縮影：舊秩序崩壞，新秩序尚未確立，權力博弈、文化衝突、民生苦難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這一時期的基本底色。而西晉短暫統一後迅速崩潰的命運，在其立國第二年的這些事件中，已埋下了伏筆。這段曆史警示我們：一個政權的長治久安，不僅需要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基礎，更需要合理的製度設計、清明的政治生態和對民生的深切關懷，三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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