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三年公元267年丁亥年）
春天，正月丁卯日，皇帝立兒子司馬衷為皇太子。還下詔書說：“近些年每次立太子都搞大赦，現在世道將太平，得讓老百姓知道啥該做啥不該做，彆老想著靠大赦走好運。那種小恩小惠的事兒，我可不乾！”於是這次就沒大赦。
司隸校尉上黨人李憙彈劾舉報以前的立進令劉友，還有前尚書山濤、中山王司馬睦、尚書仆射武陔，說他們都侵占官府的稻田，請求罷免山濤、司馬睦等人的官職，武陔已經去世，就請求降低他的諡號等級。皇帝下詔說：“劉友欺負老百姓，還迷惑朝廷官員，得嚴懲他來整治那些歪風邪氣。山濤他們如果不再犯，就都彆追究了。李憙一心為公，按職責辦事，可以說是國家的正直官員啊。光武帝都說過：‘皇親國戚都得收手避開二鮑。’大家都得小心自己的言行，寬大赦免這種好事，可不是常有的！”司馬睦是宣帝司馬懿弟弟的兒子。
司馬光評論說：治理國家的根本，就在於賞罰分明，賞罰要是不明確，還怎麼治理國家！晉武帝赦免山濤卻表揚李憙，這賞罰兩方麵都沒弄對。要是李憙說的對，那山濤就不該赦免；要是李憙說的不對，那李憙就不值得表揚。表揚他讓他提意見，提了意見又不采納，下麵的人心裡有怨氣，上麵的人威望也受損，這有啥用！而且這四個人同樣的罪，劉友被殺，山濤他們卻沒事，怕得罪權貴隻處罰地位低的，這能叫治理國家嗎！剛開創基業，治理國家的根本就沒立起來，還想傳給後代，太難了吧！
皇帝任命李憙當太子太傅，征召犍為的李密做太子洗馬。李密因為祖母年紀大了，堅決推辭，皇帝答應了。李密和人交往，經常公開討論彆人的優缺點，還嚴厲批評，常說：“我在世上獨來獨往，連個影子都沒個伴兒。但我不害怕，因為我對人沒偏見。”
吳國搞大赦，讓右丞相萬彧鎮守巴丘。
夏天，六月，吳國皇帝要建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的官員，都得親自進山監督伐木。還大肆開辟園林，堆土山、建樓觀，那工藝精巧得很，花費的人力物力數以億計。陸凱勸他，他不聽。中書丞華核上奏疏說：“漢文帝那時候，天下太平，賈誼還覺得就像把火放在柴堆下麵，自己在上麵睡覺一樣危險。現在強大的敵人占據九州大部分土地，人又多，一心想吞並咱們，可比漢朝時候的淮南王、濟北王厲害多了。跟賈誼那時候比，現在局勢是緩還是急？現在咱們倉庫空虛，老百姓沒工作。可北方一直在囤糧養百姓，一門心思對付咱們。再說，交趾淪陷，嶺南動蕩，咱們前後都有麻煩，這可是國家的危急時刻啊。要是不管這些急事，隻顧著大興土木，萬一突然有戰亂，隻能停下蓋房子去應付，驅使那些心懷不滿的百姓去送死，這不是給敵人送好處嘛。”當時吳國風氣奢侈，華核又上奏疏說：“現在事兒多徭役重，百姓窮還追求奢侈，各種工匠做些沒用的東西，婦女們打扮得花裡胡哨，互相攀比，就怕自己沒有。當兵的和老百姓家也跟風，家裡沒多少存糧，出門卻穿著綾羅綢緞，上麵沒個尊卑等級，下麵浪費錢財精力，這樣還想國家富足，怎麼可能！”吳國皇帝都不聽。
秋天，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的身份被免職。
九月甲申日，皇帝下詔給官員漲工資。
任命何曾為太保，義陽王司馬望為太尉，荀顗為司徒。
禁止研究天文氣象和讖緯這些學說。
吳國皇帝讓孟仁代理丞相，親自坐法駕去東邊的明陵迎接他父親文帝的神位，派去問候的使者一個接一個。巫師說看到文帝穿著打扮跟活著的時候一樣。吳國皇帝又悲又喜，在東門外迎接跪拜。把神位迎進宗廟後，七天祭祀了三次，還安排各種歌舞表演，日夜娛樂。這一年，送鮮卑的拓跋沙漠汗回他自己的國家。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戊子年）
春天，正月丙戌日，賈充等人呈上修訂好的法律條文。皇帝親自到場聽講，讓尚書郎裴楷朗讀。裴楷是裴秀的堂弟。侍中盧珽、中書侍郎範陽人張華請求把新律裡死罪的條款抄出來，掛在驛站給老百姓看，皇帝同意了。又下詔讓河南尹杜預製定考核官員升降的辦法，杜預上奏說：“以前考核官員升降，主要靠心裡評判，不局限於法律條文。到了後來，做不到長遠規劃，隻追求細枝末節，不信任自己的判斷，隻相信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又不信任所見所聞，隻相信文書。文書越繁瑣，官場就越虛假。魏國考核官員的辦法，就是京房那一套，條文倒是很詳細，可太苛刻瑣碎，違背了考核的本質，所以曆代都沒法通行。還不如恢複唐堯時候的製度，抓大放小，去掉繁瑣的，保留簡單的，讓大家容易遵守。要想把事情都弄明白，關鍵還得靠人。要是隻靠法律，就會被條文束縛，傷害事理。不如委托那些有能力的大官，各自考核自己管轄的人，每年給人排個名次，說說優劣。這樣過六年，負責人把這些彙總起來，參考大家說的，六個都優秀的就提拔，六個都差的就罷免，優秀多差的少的正常晉升，差的多優秀少的就降職。這中間評價可能不太一樣，考核內容也有難有易，負責人當然得衡量輕重，稍微調整一下，也不用完全按條文來。要是有人考核時講私情，不符合大家的評價，就交給監察部門彈劾。要是上下級都互相包庇過錯，那社會風氣就完了，就算有考核辦法也沒用。”但這事兒最後沒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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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亥日，皇帝在洛水北邊舉行耕種籍田的儀式。
戊子日，大赦天下。
二月，吳國皇帝任命左禦史大夫丁固為司徒，右禦史大夫孟仁為司空。
三月戊子日，皇太後王氏去世。皇帝守喪的製度，完全遵循古代禮儀。
夏天，四月戊戌日，睢陵元公王祥去世，他家門口沒有那些亂七八糟來吊唁的人。他的族孫王戎感歎說：“太保在正始年間，不算能說會道的人。但偶爾跟他聊天，發現他講的道理深刻又高遠，難道不是品德高尚，所以口才就顯得不重要了嗎！”
己亥日，安葬文明皇後。有關部門上奏說：“祭祀完後，就可以脫掉喪服了。”皇帝下詔說：“我接受母親一輩子的疼愛，卻不能多守幾年孝，從感情上我不忍心。”有關部門堅持請求，皇帝下詔說：“我就怕不能真心儘孝，彆擔心我悲傷過度。以前的禮儀製度，有的質樸有的華麗，何必非得按現在的規定，讓完備的喪禮缺失呢！”大臣們不停地請求，皇帝才答應。但還是一直戴著素色帽子，吃簡單的飯菜，守孝三年，就像為文帝守喪一樣。
秋天，七月，好多星星像下雨一樣往西滑落然後隕落。
己卯日，皇帝去拜謁崇陽陵。
九月，青州、徐州、兗州、豫州四個州發大水。
大司馬石苞長期在淮南，威望高，對百姓也好。淮北監軍王琛討厭他，就偷偷上表說石苞和吳國人勾結。正好吳國人要來入侵，石苞就修築堡壘、堵住河水來防守，皇帝就起了疑心。羊祜極力跟皇帝說石苞肯定不會背叛，皇帝不信，就下詔說石苞不了解敵人的形勢，還築堡壘堵水，騷擾百姓，就免了他的官職。還派義陽王司馬望率領大軍去征討他。石苞征召河內人孫鑠做屬官，孫鑠以前和汝陰王司馬駿關係好，司馬駿當時鎮守許昌，孫鑠去拜訪他。司馬駿知道朝廷已經派兵襲擊石苞，就偷偷告訴他說：“彆跟著遭殃！”孫鑠出來後，趕緊跑到壽春，勸石苞解散軍隊，自己徒步到城外的亭子待罪，石苞聽從了。皇帝聽說後，疑慮消除了。石苞到朝廷，以樂陵公的身份回家。
吳國皇帝出兵東關，冬天，十月，派將領施績進攻江夏，萬彧攻打襄陽。皇帝下詔讓義陽王司馬望統領中軍步兵、騎兵共兩萬人駐紮在龍陂，聲援江夏和襄陽。正好荊州刺史胡烈抵抗施績，打敗了他，司馬望就帶兵回去了。
吳國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修則、將軍顧容先後三次攻打交趾，都被交趾太守楊稷擊退，鬱林、九真都歸附了楊稷。楊稷派將軍毛炅、董元攻打合浦，在古城交戰，把吳兵打得大敗，殺了劉俊、修則，剩下的吳兵逃回合浦。楊稷上表請求任命毛炅為鬱林太守，董元為九真太守。
十一月，吳國丁奉、諸葛靚出兵芍陂，攻打合肥，安東將軍汝陰王司馬駿打退了他們。
任命義陽王司馬望為大司馬，荀顗為太尉，石苞為司徒。
【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展現了西晉初年與東吳末期的政治生態與治理得失，其中的關鍵事件和人物行為，折射出封建王朝治理中的核心矛盾與曆史啟示：
西晉：製度探索與權力妥協的矛盾
晉武帝在立太子時拒絕大赦，試圖以“明好惡”樹立治理原則，體現了開國君主對製度嚴肅性的追求。但在李憙彈劾權貴占田事件中，他赦免山濤等宗室重臣、僅嚴懲小官劉友的做法，暴露了“刑賞不公”的致命缺陷。司馬光尖銳指出的“避貴施賤”，正是西晉政權從一開始就埋下的隱患——依賴門閥士族的支持，卻未能建立公平的法治基礎，最終導致“政本不立”。這種對權貴的妥協，為後來的“八王之亂”埋下伏筆。
李憙的剛直與李密的“陳情”形成對比，前者展現了理想官僚的擔當，後者則體現了孝道與仕途的衝突中個體的選擇空間。而杜預關於官員考核的建議，主張“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反對過度依賴條文的形式主義，至今仍有借鑒意義——治理的核心在於人，僵化的製度反而會滋生虛偽。
東吳：奢侈誤國與忠言難入的末路
吳主孫皓大修昭明宮、沉迷享樂，麵對陸凱、華核的勸諫置若罔聞，完美詮釋了“亡國之君”的典型特征。華核的上疏直擊要害：倉庫空虛卻大興土木，百姓失業仍追求奢靡，北方強敵環伺卻忽視邊防，這種“舍急務而務虛功”的治理邏輯，注定了東吳的衰落。尤其“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的奢靡之風，不僅消耗國力，更瓦解了社會的務實精神。
孫皓迎其父神主時的荒誕行為七日三祭、晝夜娛樂），與西晉武帝的守喪之舉形成諷刺對比，一個沉溺於形式主義的迷信與享樂，一個至少在表麵上維係著禮法的嚴肅性，兩國國運的走向已在細節中顯露。
共性啟示：治理的核心在“平衡”
無論是西晉的“刑賞失衡”還是東吳的“剛愎拒諫”，都指向封建治理的核心難題：如何在權力約束與效率之間找到平衡。西晉因妥協權貴而失公平，東吳因拒納忠言而失方向，最終都付出了代價。同時，李密的“公議得失”與華核的“切中時弊”，則證明了直言敢諫的可貴——當一個政權失去聽取批評的能力，其衰亡隻是時間問題。
這段曆史也揭示了“創業易，守成難”的真理：西晉雖取代曹魏統一北方，但未能解決權貴特權問題；東吳雖有長江天險，卻因內部腐朽而喪失抵抗力。治理的本質，從來不是形式上的製度完備，而是能否在公平、務實、納諫之間找到可持續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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