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己醜年）
春天，正月，吳國皇帝立兒子孫瑾為皇太子。
二月，從雍州、涼州、梁州分出一部分設置秦州，任命胡烈當刺史。之前，鄧艾接收了好幾萬投降的鮮卑人，把他們安置在雍州和涼州之間，跟老百姓混居在一起。朝廷擔心時間長了會出亂子，因為胡烈在西部一直名聲響亮，所以派他去鎮守安撫。
青州、徐州、兗州這三個州發大水。
晉武帝有滅掉吳國的想法。壬寅日，任命尚書左仆射羊祜統領荊州各項軍事，鎮守襄陽；任命征東大將軍衛瓘統領青州各項軍事，鎮守臨菑；任命鎮東大將軍東莞王司馬伷統領徐州各項軍事，鎮守下邳。
羊祜對遠近的百姓都很安撫關懷，特彆得江漢地區百姓的心。他對吳國人也坦誠講信用，投降過來的人要是想走，都隨便他們。他還減少了巡邏防守的士兵，讓他們去開墾了八百多頃田地。他剛到的時候，軍隊的糧食不夠吃一百天，到了後期，竟然有了夠吃十年的儲備。羊祜在軍隊裡，常常穿著輕便的皮衣，係著寬鬆的帶子，身上不穿鎧甲，他住的地方，侍衛也就十幾個人。
濟陰太守巴西人文立上奏說：“以前蜀漢那些名臣的子孫流落到咱們這兒的，應該根據他們的才能安排官職任用，這樣能安撫巴蜀地區的人心，也能讓吳國人看到咱們的誠意。”晉武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己未日，下詔說：“諸葛亮在蜀漢的時候，儘心儘力，他兒子諸葛瞻在危難時為忠義而死，他孫子諸葛京應該根據才能安排官職。”又下詔說：“蜀漢將領傅僉父子為他們的君主戰死。天下的忠義都是一樣的，哪能因為是敵國就區彆對待呢！傅僉的兒子傅著、傅募被沒收到官府做奴隸，應該赦免他們成為平民。”
晉武帝任命文立為散騎常侍。蜀漢原來的尚書犍為人程瓊，品德高尚、很有學問，和文立交情深厚。晉武帝聽說了他的名聲，就問文立，文立回答說：“我很了解這個人，但是他快八十歲了，性格謙遜退讓，也沒有當年的聲望了，所以就沒向您彙報。”程瓊聽說後，說：“文立可以說是不結黨營私啊，這就是我欣賞他的原因。”
秋天，九月，有彗星出現在紫微星附近。
冬天，十月，吳國大赦天下，改年號為建衡。
晉武帝封皇子司馬景度為城陽王。
當初，汝南人何定曾經是吳大帝孫權的侍從，等到現任吳國皇帝即位，何定上表說自己是先帝的舊人，請求回到宮裡做內侍。吳國皇帝就讓他當了樓下都尉，負責掌管買酒和糧食的事兒，這何定就開始作威作福。吳國皇帝特彆信任他，好多事兒都交給他辦。左丞相陸凱當麵指責何定說：“你看看前前後後那些侍奉君主不忠心、擾亂國家政事的人，有幾個能善終的？你為啥非要乾這些奸邪的事兒，讓皇上被蒙蔽！你應該改過自新，不然，很快你就會有大禍臨頭。”何定對陸凱那是恨得牙癢癢。陸凱一心為國家，忠心誠懇發自內心，上奏的表疏都是直指事情，不做粉飾。等到他生病的時候，吳國皇帝派中書令董朝去問他有啥想說的，陸凱說“何定這個人不能信任重用，應該給他個外職。奚熙就是個小官，他提議開墾浦裡田，這事兒也不能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還有我族弟陸喜、陸抗，他們有的清白忠誠、勤奮努力，有的才能卓越，都是國家的好幫手，希望陛下多留意，跟他們探討當下的事務，讓他們都能儘忠，或許能補救一些萬一。”賀邵是賀齊的孫子；薛瑩是薛綜的兒子；樓玄是沛人；滕修是南陽人。不久陸凱就去世了。吳國皇帝一直對陸凱的直率心裡有氣，而且天天聽何定說陸凱的壞話，時間長了，最後把陸凱的家人流放到了建安。
吳國皇帝派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丹楊人陶璜從荊州方向出發，派監軍李勖、督軍徐存從建安走海路出發，都到合浦會合，去攻打交趾。
十二月，有關部門上奏說太子對兩位老師表示敬意的禮儀，應該有所不同。晉武帝說：“崇敬老師，是為了尊重道和重視教育。怎麼能說這關乎臣子不像臣子呢！就讓太子行跪拜禮。”
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庚寅年）
春天，正月，吳國丁奉帶兵進入渦口，揚州刺史牽弘把他打跑了。
吳國萬彧從巴丘回到建業。
夏天，四月，吳國左大司馬施績去世。任命鎮軍大將軍陸抗統領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等地的軍事，治所設在樂鄉。陸抗覺得吳國皇帝處理政事有很多不足，就上疏說：“我聽說品德相當的時候，人多的一方能戰勝人少的；力量相等的時候，安定的一方能製服危險的一方，這就是六國為啥被秦國吞並、西楚為啥被漢朝打敗的原因。現在敵人占據的地方，可不隻是關右、鴻溝以西，而咱們國家對外沒有聯合他國的援助，對內也沒有西楚那麼強大，各種政務都在衰敗，老百姓也沒過上好日子。大家討論時依靠的，不過是長江和險峻的山嶺作為邊界。但這隻是守衛國家最基礎的事兒，不是有智慧的人首先考慮的。我每次想到這些，半夜都睡不著，摸著枕頭發愁，吃飯都忘了滋味。侍奉君主的道義，就是敢於冒犯但不能欺騙，我謹慎地陳述當前應該做的十七件事，希望您能知道。”吳國皇帝沒采納他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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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勖覺得走建安這條路不利，就殺了帶路的將領馮斐，帶兵返回。當初，何定曾經想給兒子向李勖家求婚，李勖沒答應，於是何定就說李勖冤枉殺了馮斐，還擅自撤軍回來，結果李勖和徐存都被殺了，家屬也沒能幸免，李勖的屍體還被焚燒。何定又讓將領們各自獻上供皇帝玩賞的狗，一隻狗價值幾十匹細絹，狗的纓帶值一萬錢，用這些狗去抓兔子供廚房用。吳國人都覺得這事兒的罪魁禍首是何定，可吳國皇帝卻認為何定忠誠勤懇，還賜給他列侯的爵位。陸抗上疏說：“小人不懂道理，見識又短淺，就算讓他們竭儘全力、儘忠守節，都不一定能勝任，更何況他們一直心懷奸邪，而且愛憎無常呢！”吳國皇帝不聽他的。
六月戊午日，胡烈在萬斛堆討伐鮮卑的禿發樹機能，戰敗被殺。都督雍州、涼州各項軍事的扶風王司馬亮派將軍劉旗去救援，劉旗卻在那兒觀望，不敢前進。司馬亮因此被貶為平西將軍，劉旗按罪當斬。司馬亮上奏說：“指揮調度的過錯，是我造成的，請求饒劉旗一死。”晉武帝下詔說：“要是罪過不在劉旗，那肯定得有人承擔。”於是就罷免了司馬亮的官職。派尚書樂陵人石鑒代理安西將軍，都督秦州各項軍事，去討伐禿發樹機能。禿發樹機能兵力強盛，石鑒讓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攻打。杜預認為敵人正乘勝追擊，馬匹肥壯，而官軍糧草缺乏，應該集中力量大量運輸糧草，等春天再去征討。石鑒就上奏說杜預拖延時間，耽誤軍事行動，用囚車把杜預押到廷尉那兒治罪，杜預用財物贖罪才免了罪。後來石鑒去討伐禿發樹機能，最終也沒能取勝。
秋天，七月乙巳日，城陽王司馬景度去世。
丁未日，任命汝陰王司馬駿為鎮西大將軍，都督雍州、涼州等州的各項軍事，鎮守關中。
冬天，十一月，立皇子司馬柬為汝南王。
吳國皇帝的堂弟、前將軍孫秀擔任夏口督，吳國皇帝討厭他，民間都傳言孫秀要被收拾。正好吳國皇帝派何定帶五千人到夏口打獵，孫秀害怕了，夜裡帶著妻子兒女和幾百個親兵來投奔晉國。十二月，晉國封孫秀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這一年，吳國大赦天下。
當初，魏國把南匈奴的五個部落安置在並州的各個郡，和中原的百姓混居在一起。這些匈奴人自稱他們的祖先是漢朝皇室的外孫，所以改姓劉。
【內核解讀】
泰始五年至六年公元269年至270年），是西晉王朝建立初期與東吳政權對峙的關鍵階段。這兩年間，西晉蓄力謀吳、整頓內政，東吳卻深陷權臣亂政、決策失誤的泥潭，南北雙方的國力差距與政治格局在此過程中逐漸明晰，為西晉日後統一全國埋下了重要伏筆。
西晉：戰略布局與內政調整的雙重推進
西晉在這一時期展現出明確的統一戰略和務實的內政舉措，為其崛起奠定了基礎。
在軍事布局上，晉武帝司馬炎將滅吳列為核心目標，精心部署邊防力量。泰始五年二月，朝廷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名將胡烈為刺史，強化對西北鮮卑部族的控製，解決伐吳的後顧之憂；同年二月，又任命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司馬伷都督徐州諸軍事，形成對東吳的三麵威懾。尤其是羊祜在荊州的治理堪稱典範——他推行懷柔政策，贏得江漢民心；開放邊境信任，允許降者自由來去；削減戍卒開墾荒地，短短數年便將軍隊糧食儲備從“無百日之糧”提升至“十年之積”。這種“以德服人”與“以力備敵”相結合的策略，不僅增強了西晉的軍事實力，更在心理上瓦解著東吳的抵抗意誌。
在內政方麵，西晉著力化解三國遺留的民族與階級矛盾。濟陰太守文立提出的“量才敘用蜀漢名臣子孫”的建議被晉武帝采納，朝廷不僅赦免諸葛亮之孫諸葛京、恢複其官職，還免除了蜀將傅僉家屬的奴籍。這一係列舉措打破了“敵友有彆”的狹隘觀念，體現了“天下之善一也”的治國理念，既安撫了巴蜀地區的民心，也向天下展示了西晉政權的包容性，為統一戰爭爭取到更多支持。晉武帝對程瓊等隱賢的尊重、對文立“不黨”品格的認可，也反映出初期西晉朝廷對人才的重視與清明的政治風氣。
東吳：權臣亂政與決策失據的衰落軌跡
與西晉的積極進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吳在這一時期深陷內部危機，政治腐敗與決策失誤不斷加劇。
吳主孫皓的統治堪稱東吳由衰轉亡的關鍵推手。他重用奸佞何定——一個憑借“先帝舊人”身份上位的宦官，使其掌握糧食專賣等核心權力。何定專擅威福、敲詐勒索，甚至通過“上貢禦犬”等荒誕方式斂財，一匹犬的價值竟達數十匹絹，韁繩更是標價一萬錢。麵對如此亂象，左丞相陸凱雖挺身而出，直言勸諫並列舉何定的罪狀，卻遭到孫皓的猜忌與何定的報複。陸凱臨終前推薦的姚信、樓玄、賀邵等賢臣未被重用，其家族反而在他死後被流放建安，這種“忠而被謗”的結局徹底寒了東吳士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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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事決策上，東吳的表現同樣令人堪憂。泰始五年冬，東吳派遣多路大軍進攻交趾，卻因內部協調混亂收效甚微；次年，李勖因行軍路線不利便擅殺向導馮斐撤軍，最終被何定借機報複滅族，暴露出東吳軍隊紀律渙散、政軍勾結的嚴重問題。陸抗作為東吳最後的名將，雖敏銳指出“長江天險非守國之本”，上疏提出十七條治國建議，卻被孫皓束之高閣。這種對忠言的漠視與對權臣的縱容，使得東吳在與西晉的對峙中逐漸喪失優勢。更具象征意義的是，吳主孫皓的堂兄、前將軍孫秀因恐懼被殺，率部投奔西晉，這一事件不僅削弱了東吳的軍事力量，更凸顯了其統治集團的離心離德。
民族問題：南北政權共同麵臨的挑戰
這一時期，民族問題成為影響南北政權穩定的重要因素。西晉方麵，鄧艾曾收納數萬鮮卑降者置於雍、涼之間，泰始五年朝廷因擔心其“久而為患”，特意任命胡烈為秦州刺史鎮撫。但這一隱患最終在泰始六年爆發——鮮卑禿發樹機能在萬斛堆擊敗晉軍，斬殺胡烈，隨後又挫敗石鑒、杜預的征討。這場持續的西北戰亂暴露出西晉對邊疆民族政策的缺陷，也牽製了其南下伐吳的力量。
在北方，南匈奴五部已定居並州諸郡，與漢族雜居，並以“漢氏外孫”自居改姓劉氏。這一群體雖暫時未引發大規模衝突，但其民族認同與聚居狀態已為日後的“五胡亂華”埋下伏筆，反映出三國末年民族融合與矛盾並存的複雜局麵。
曆史啟示：治國者的格局決定政權的命運
泰始五年至六年的曆史事件，清晰展現了治國者的格局與決策對政權命運的決定性影響。晉武帝雖非完美君主，但他能采納忠言、布局長遠、包容異己，通過戰略準備與內政調整凝聚國力；而吳主孫皓則沉溺於權力遊戲，寵信奸佞、排斥忠良、漠視民生，最終使東吳在短短數年間由強轉弱。
羊祜在荊州的“輕裘緩帶”與陸抗在樂鄉的“中夜撫枕”，兩位名將的不同境遇恰是南北政權命運的縮影——一個在清明政治中積蓄力量，一個在腐朽統治中獨木難支。曆史的吊詭之處在於，當西晉在解決內部矛盾中不斷成長時，東吳卻在自我消耗中加速衰落，這種此消彼長的態勢，早已注定了三分歸晉的最終結局。
這兩年的曆史也印證了一個永恒的真理：國家的強大從來不是依靠天險或武力，而是取決於民心向背、吏治清明與戰略遠見。西晉的崛起與東吳的衰落，不過是這一真理在三國末年的生動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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