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紀二，從公元273年癸巳年）到公元279年己亥年），共七年。
泰始九年癸巳年，公元273年）
春天，正月辛酉日，密陵元侯鄭袤去世了。
二月癸巳日，樂陵武公石苞也走了。
三月，皇帝封皇子祗為東海王。
在吳國那邊，陸抗被任命為大司馬兼荊州牧。
夏天，四月戊辰初一，發生了日食。
當初鄧艾死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他冤枉，可朝廷裡卻沒人站出來為他說句公道話。等到晉武帝登基後，議郎敦煌人段灼上奏章說：“鄧艾那可是一心忠誠，卻背上了謀反的罪名，他平定了巴蜀，最後自家三族卻都被誅殺。鄧艾這人性格直又急，喜歡顯擺自己的功勞，不太能跟同事處好關係，所以沒人願意為他講理。我琢磨著，鄧艾本來就是個屯田養牛的出身，後來已經混到超級高位，功成名就，都七十歲的老頭了，他還圖啥呢！當時劉禪剛投降，一些偏遠地方還沒歸附，他就假傳命令，也是為了穩定國家大局。鐘會本來就有謀反的心思，他忌憚鄧艾的威名，就借著鄧艾那些容易讓人誤會的事兒，把謀反的罪名坐實了。鄧艾接到詔書，立馬就交出兵權，乖乖束手就擒，看都不多看一眼，他心裡肯定想著麵見先帝，肯定不至於被判死刑。鐘會被殺之後，鄧艾原來的下屬們，一群實心眼的家夥湊一起，跑去把鄧艾追回來，還弄壞囚車，把他放了。鄧艾當時處境艱難，孤立無援，他之前也沒跟心腹們商量過啥事兒，結果就這麼前後受敵被誅殺，這也太慘了吧！陛下您登基後，那是大氣海量，我覺得可以讓鄧艾歸葬祖墳，還他家產田宅，讓他因為平蜀的功勞，他的後人能接著被封賞，給鄧艾一個公正的諡號，讓他死了也沒遺憾。這樣一來，天下那些追求名聲、想立功的臣子，肯定都跟打了雞血似的，哪怕赴湯蹈火，也樂意給陛下您賣命啊！”皇帝覺得他說得挺對，可就是沒照著做。
後來皇帝問給事中樊建，諸葛亮治理蜀國那事兒，還說：“我咋就不能有個像諸葛亮那樣的臣子呢？”樊建趕緊磕頭說：“陛下您明知鄧艾冤枉卻不給他平反，就算得到諸葛亮這樣的人才，恐怕也會像馮唐說漢文帝那樣空有良將卻不能用）！”皇帝笑著說：“你這話倒是提醒我了。”於是就封鄧艾的孫子鄧朗做了郎中。
在吳國，好多人都說出現了祥瑞，吳主就問侍中韋昭這事兒。韋昭直接說：“這玩意兒就跟家裡箱子裡的普通東西一樣，沒啥特彆的！”韋昭還負責編寫國史，吳主想給他爹寫個帝王本紀，韋昭說：“你爹沒正式登基當皇帝，隻能寫傳記，不能寫成本紀。”吳主一聽就不高興了，對韋昭越來越不滿，還時不時發火。韋昭又擔心又害怕，就說自己老了，想辭去侍中、史官這倆職務，吳主沒答應。後來韋昭生病，吳主表麵上安排醫藥照顧，實際上看得更緊了。吳主請大臣們喝酒，也不管人家能不能喝，每人至少七升。輪到韋昭的時候，一開始還拿茶代替，後來也被逼著喝酒。而且喝完酒，吳主就喜歡讓大臣們互相嘲諷，揭露彼此的隱私短處來取樂。要是誰做得不好，馬上就抓起來，甚至被殺掉。韋昭覺得這麼做，對外破壞大臣關係，對內增加彼此怨恨，讓大家都不團結，不是啥好事兒，所以他就隻拿經義問題來敷衍。吳主就覺得韋昭不服從命令，對他不忠心，新仇舊恨加一起，就把韋昭抓進監獄了。韋昭通過獄吏呈上自己寫的書，希望能靠這個免罪。可吳主嫌棄書又臟又舊，反而更加嚴厲地責問他，最後就把韋昭殺了，還把他家人流放到零陵。
五月，讓何曾兼任司徒。
六月乙未日，東海王祗去世。
秋天，七月丁酉初一，又發生了日食。
皇帝下命令，要從公卿以下官員家裡選女孩充實後宮，要是有藏著女兒不送選的，就按不敬之罪論處。選妃還沒結束，就暫時禁止天下人結婚。皇帝讓楊皇後去挑選，楊皇後專挑長得白、個頭高的，漂亮的反而不要。皇帝看上了卞家的女兒，想留下。楊皇後說：“卞家三代都是皇後家族，不能委屈人家女兒在後宮當低等妃嬪。”皇帝一聽就火了，乾脆自己選，選中的就在胳膊上係條紅紗。公卿家的女兒封為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官員、將領、校尉家的女兒就補充到良人以下的位置。
九月，吳主把他的子弟們都封了王，每個王給三千士兵。還宣布大赦天下。
這一年，鄭衝以壽光公的身份退休。
吳主有個寵愛的妃子，派人到集市上搶老百姓的東西。司市中郎將陳聲平時挺受吳主寵信，就依法處置了搶東西的人。這妃子跑去跟吳主告狀，吳主一聽就怒了，找了個彆的事兒，用燒紅的鋸子鋸斷陳聲的頭，還把他的屍體扔到四望山下。
【內核解讀】
泰始九年公元273年）的曆史記載，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西晉初年與東吳政權的政治生態、人性百態與製度積弊，其中諸多事件至今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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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晉朝堂，鄧艾冤案的昭雪過程堪稱權力場中正義遲到的典型。鄧艾平定巴蜀立下不世之功，卻因性格剛直、遭人構陷而落得三族被誅的悲慘結局。段灼的上疏字字泣血，不僅點明了鄧艾“七十老公複何所求”的無貪腐動機，更揭露了鐘會因嫉妒構陷、朝廷因偏見失語的現實。直到晉武帝即位後，經樊建以諸葛亮治蜀作比的委婉勸諫，才勉強給予鄧艾孫輩郎中之職，這種“遲到的正義”背後，是封建皇權下個體命運的脆弱與官僚體係的冷漠。鄧艾從屯田小吏到滅蜀功臣，最終卻成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其悲劇印證了“功高震主”“木秀於林”的曆史魔咒，也暴露了古代司法缺乏程序正義、易受權力操控的致命缺陷。
而晉武帝在選妃一事上的表現，則暴露了封建帝王的專製與虛偽。強令公卿以下女子備選六宮，甚至禁止天下嫁娶，這種將女性視為私有財產的製度性掠奪，與他渴望“如亮者而臣之”的求賢姿態形成辛辣對比。楊後“取潔白長大而舍其美者”的選擇，看似規避美色，實則仍是以帝王標準對女性進行物化篩選。晉武帝最終自擇妃嬪並以絳紗係臂的舉動，將皇權對個體意誌的碾壓展現得淋漓儘致，也為西晉後期的奢靡政風埋下伏筆。
東吳政權的同期記載，則呈現出另一種末世景象。吳主孫皓對祥瑞之說的迷信與對直言之士的暴虐形成鮮明反差。韋昭作為史官堅持“文皇不登帝位當為傳”的史學原則，卻因觸怒君主而遭誅殺，凸顯了封建皇權對文化學術的粗暴乾預。孫皓強令群臣飲酒七升、酒後嘲弄公卿的行為，暴露了其自卑與暴虐交織的扭曲心理；而因愛姬奪民物被繩法，便用燒鋸斷陳聲頭顱的殘酷手段泄憤，則將專製帝王的喜怒無常推向極致。這種視人命如草芥的統治，不僅摧毀了官僚體係的正常運作，更耗儘了東吳的民心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兩國都出現了製度性的荒誕：西晉以“追封鄧艾孫輩”的微小補償試圖掩蓋司法不公，東吳則以“封子弟十一王”的分封手段強化集權，卻都未能觸及問題本質。鄧艾案中“朝廷無為之辨者”的集體沉默，與東吳群臣在暴君麵前的恐懼自保，反映出封建官僚體係中“明哲保身”的生存邏輯對正義追求的壓製。段灼與韋昭的不同結局——前者善言未被全納卻得以保全，後者因直筆被殺——則印證了“文死諫”的悲壯與封建政治的無常。
曆史總是在重複中演進，泰始九年的這些事件所揭示的權力製衡缺失、司法不公、皇權膨脹等問題，在後世王朝中反複出現。當製度無法保障正義實現，當權力淩駕於規則之上，即便有段灼式的仗義執言、韋昭式的史學堅守，也難以扭轉個體命運與王朝走向的頹勢。這些跨越千年的曆史教訓，至今仍在警示著權力監督與製度建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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