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寧三年公元277年,丁酉年)
春天,正月初一丙子,發生了日食。
晉武帝立皇子司馬裕為始平王;庚寅那天,司馬裕去世了。
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率領涼州、秦州、雍州各路軍隊去討伐樹機能,把他打敗了,各胡族有二十多萬人前來投降。
夏天,五月,吳國將領邵顗、夏祥帶著七千多人來投降晉國。
秋天,七月,中山王司馬睦因為招攬逃亡的人,被貶為丹水縣侯。
這時候,有彗星出現在紫宮星座附近。
衛將軍楊珧等人提建議,說:“以前分封諸侯,是為了讓他們保衛王室;現在各位王公都在京城待著,這不符合保衛國家的意思呀。而且,讓異姓的將領守在邊境,應該摻一些皇親國戚進去。”晉武帝聽了,就下詔把各位王按照封戶和食邑多少分成三等,大國可以設置三軍共五千人,中等國家設二軍共三千人,小國設一軍共一千一百人;那些擔任都督的王,把他們的封國遷到相互離得近一些的地方。八月癸亥,把扶風王司馬亮改封為汝南王,讓他離開京城去擔任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各項軍事;把琅邪王司馬倫改封為趙王,讓他去督鄴城的守衛事務;把勃海王司馬輔改封為太原王,讓他去監管並州各項軍事;東莞王司馬亻由本來在徐州,改封他為琅邪王;汝陰王司馬駿本來在關中,改封他為扶風王;又把太原王司馬顒改封為河間王,汝南王司馬柬改封為南陽王。司馬輔是司馬孚的兒子;司馬顒是司馬孚的孫子。那些沒有官職的王,都被打發回自己的封國。各位王公舍不得京城,都是哭哭啼啼地走了。又封皇子司馬瑋為始平王,司馬允為濮陽王,司馬該為新都王,司馬遐為清河王。
對於異姓大臣中有大功勞的,都封他們為郡公、郡侯。封賈充為魯郡公,追封王沈為博陵郡公。把巨平侯羊祜改封為南城郡侯,羊祜堅決推辭不接受。羊祜每次麵對授予的官爵,總是再三謙讓,他的真誠向來很出名,所以這次朝廷特意在常規分封之外對他另行加封。羊祜曆經兩代皇帝,一直掌管著重要的機要事務,凡是他參與謀劃討論的事情,不管是增加還是減少什麼,事後他都會把相關草稿燒掉,所以世人都不知道具體情況,他推薦的人也都不知道是因為他才得到任用的。羊祜常說:“在朝廷上接受官職,卻到私人家裡去謝恩,這種事我可不敢做。”
兗州、豫州、徐州、青州、荊州、益州、梁州這七個州發了大水。
冬天,十二月,吳國夏口督孫慎帶兵進入江夏、汝南,擄掠了一千多戶人家後離開。晉武帝下詔派侍臣去質問羊祜為什麼不追擊討伐,還打算把荊州的治所遷移。羊祜說:“江夏離襄陽有八百裡遠,等我們知道敵軍消息的時候,敵軍都已經離開好幾天了,步兵怎麼能追得上呢!讓軍隊白白勞累隻是為了逃避責任,這不是我想做的。以前魏武帝設置都督,大多都和州治離得近,就是因為軍隊作戰時合兵容易,分開就難了。邊境上的事兒,你來我往很正常,謹慎防守就行了。要是隨便遷移州治,敵軍出沒不定,我們也不知道把州治設在哪裡才合適。”
這一年,大司馬陳騫從揚州回朝,之後就以高平公的身份被免職。
吳國皇帝覺得會稽人張俶經常打小報告,很信任寵愛他,張俶一路升職,做到司直中郎將,還被封侯。張俶他爸是山陰縣的一名小卒,知道自己兒子品行不端,就上奏說:“要是任用張俶做司直,以後他要是犯了罪,求陛下彆牽連我。”吳主答應了他。張俶上表建議設置二十個負責彈劾的官員,專門檢舉不法行為,這下可好,官吏和百姓們都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厭惡互相告發,監獄裡都人滿為患了,全國上下都亂哄哄的。張俶趁機乾了很多壞事撈取好處,變得驕橫奢侈,後來事情敗露,他和他爸都被車裂了。
衛瓘送拓跋沙漠汗回他自己的國家。自從沙漠汗到晉朝做人質,力微可汗身邊的其他兒子大多很受寵。等沙漠汗回國後,各部的首領一起說他壞話,最後把他殺了。沒過多久,力微可汗病重,烏桓王庫賢很受親近,掌握大權,他收了衛瓘的賄賂,想攪亂各個部落,就在院子裡磨斧子,對各位首領說:“可汗恨你們進讒言殺了太子,打算把你們的長子都抓起來殺掉。”各位首領一聽嚇壞了,都紛紛逃走。力微可汗又氣又愁,就去世了,享年一百零四歲。他兒子悉祿繼位,這個國家從此就衰落了。
當初,幽州、並州都和鮮卑接壤,東邊有務桓,西邊有力微,經常給邊境製造麻煩。衛瓘暗中用計離間他們,結果務桓投降了,力微也死了。朝廷嘉獎衛瓘的功勞,封他弟弟為亭侯。
【內核解讀】
鹹寧三年公元277年)是西晉王朝建立後的關鍵年份,這一年的史事如同多棱鏡,折射出西晉初年政治格局的調整、邊疆治理的得失與社會矛盾的隱現。從皇室分封的重大變革到邊疆將領的功過爭議,從自然災害的頻發到人倫悲劇的上演,諸多事件共同構成了西晉由初建走向動蕩的曆史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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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架構調整方麵,衛將軍楊珧等人提出的分封建議成為本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政治舉措。這一決策的核心邏輯在於借鑒西周封建製“籓衛王室”的理念,試圖通過將宗室諸王外派鎮守要地,解決“諸王公皆在京師”的扞城無力問題,同時以親戚參鎮製衡異姓邊將。晉武帝據此推行的分封製度呈現出鮮明的等級化特征——按戶邑多少分為三軍五千人、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的三等軍製,這種量化管理看似規範,實則暗藏危機。諸王遷徙分封的具體實施中,扶風王亮徙封汝南、琅邪王倫出鎮鄴城等人事安排,雖實現了“徙其國使相近”的軍事布局,但“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的細節描寫,暗示了宗室內部對這一政策的抵觸情緒,為日後的“八王之亂”埋下了心理伏筆。
軍事與邊疆事務在本年度呈現出喜憂參半的態勢。平虜護軍文鴦大破鮮卑樹機能,收降諸胡二十萬口,展現了西晉對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優勢;吳將邵顗、夏祥率七千餘人來降,則反映出孫吳政權內部的離心傾向。然而,年末吳夏口督孫慎入寇江夏、汝南卻暴露了西晉邊防的薄弱環節。羊祜麵對“不追討”的詰問時的辯解——“江夏去襄陽八百裡,比知賊問,賊已去經日”,客觀揭示了古代軍事通訊的局限,但也折射出邊疆防禦體係的被動性。這種“慎守而已”的防禦心態,與文鴦的主動出擊形成鮮明對比,暗示了西晉軍事戰略的內在矛盾。
在人事獎懲與官場風氣方麵,本年度呈現出複雜麵相。中山王睦因“招誘逋亡”被貶為丹水縣侯,體現了朝廷對宗室違法行為的懲戒;而對異姓功臣的封賞——賈充封魯郡公、王沈追封博陵郡公,則延續了西晉初年對開國元勳的優待政策。羊祜固辭南城郡侯的行為尤為引人注目,其“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的宣言,在當時官場形成一股清流。更值得稱道的是,他“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的行事風格,展現了古代賢臣“功成不居”的政治智慧,與後來西晉官場的腐敗形成鮮明對比。
社會與自然層麵的記錄同樣不容忽視。兗、豫、徐、青、荊、益、梁七州大水反映出當時生態環境的惡化與防災能力的不足;“星孛於紫宮”的天象記錄,則體現了古人將自然現象與政治興衰相聯係的天命觀。孫吳政權內部張俶父子的悲劇極具警示意義——張俶憑借讒言獲得寵任,設置彈曲官製造冤獄,最終因“奸利驕奢”落得父子車裂的下場,不僅揭示了孫吳末年的政治黑暗,也為西晉統治者提供了“任人唯賢”的反麵教材。
在民族關係領域,衛瓘設計離間鮮卑的策略取得顯著成效。通過賄賂烏桓王庫賢製造謠言,最終導致力微可汗憂死、拓跋部衰落,暫時解除了西晉的北方邊患。但這種以陰謀手段達成的和平並不穩固,鮮卑諸部的散走埋下了日後民族衝突的隱患。衛瓘因此功獲封弟為亭侯,反映出西晉朝廷對邊疆謀略的價值認同,也暴露了民族政策中功利主義傾向的局限。
綜觀鹹寧三年的曆史事件,西晉王朝在這一年進行的政治架構調整、軍事部署優化與民族政策實施,既展現了開國統治者鞏固政權的努力,也顯露出製度設計的內在缺陷。宗室分封埋下的權力隱患、邊疆防禦的被動格局、官場風氣的正邪並存、民族關係的脆弱平衡,共同構成了西晉初年“治世”表象下的深層危機。這些事件的累積效應,將在日後逐漸顯現,最終推動西晉王朝走向動蕩與分裂。
鹹寧三年的曆史啟示我們:製度設計不僅需要借鑒古製,更要兼顧現實人情;邊疆治理既要依靠軍事威懾,更需構建持久的民族互信;官場風氣的淳化,則需要統治者以身作則的價值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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