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四年公元283年，癸卯年）
春天，正月甲申日，朝廷任命尚書右仆射魏舒為左仆射，下邳王司馬晃為右仆射。司馬晃是司馬孚的兒子。
戊午日，新遝康伯山濤去世。
皇帝讓太常寺討論給齊王司馬攸優厚賞賜的事兒。博士庾旉、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奏表說：“以前周朝挑選有德行的人來輔佐王室，周公、康叔、聃季，都入朝做三公，這表明輔佐朝廷的責任重大，而鎮守地方的職位相對沒那麼重要。漢朝的諸侯王，地位在丞相、三公之上，那些入朝參與朝政的，會兼任其他官職，而出京到封國去的，也不會再給個三公之類的虛銜來表示特彆的恩寵。現在如果齊王賢能，那就不該因為他是您同母弟弟，就隻讓他擔任像魯、衛那樣的平常職位；要是他不賢能，那就不該給他大片土地，在東海建立封國。按照古代禮法，三公沒有具體職務，隻是坐著討論治國之道，沒聽說過讓他們承擔地方重任的。就像周宣王為了救急，短時間內，才命令召穆公去征討淮夷，所以詩裡說：‘徐國不再違抗，宣王就下令班師回朝。’這說明宰相不能長時間在外。如今天下已經平定，四海一家，正該經常請三公來，一起討論太平的根基，現在卻反而讓齊王出去，離京城兩千多裡，這不符合以往的製度啊。”庾旉是庾純的兒子，劉暾是劉毅的兒子。庾旉寫好奏表草稿後，先拿給庾純看，庾純沒阻攔。
這件事又到了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誌那裡，曹誌悲傷地感歎說：“哪有像齊王這樣有才能，又和皇帝關係這麼親近的人，卻不能留在朝廷輔助教化，反而要遠遠地去海邊呢！晉朝的興盛，恐怕危險了啊！”於是他也上奏表議論說：“古代輔佐王室，同姓的是周公，異姓的是太公，他們都在朝廷任職，去世後五代之內都歸葬在周地。到周朝衰落的時候，雖然有五霸相繼興起，但那怎麼能和周公、召公治理的時代相提並論呢！自從伏羲以來，天下哪能是一個姓氏獨自擁有的呢！應當秉持最公正的心態，和天下人共享利害，才能讓國家長治久安。所以秦朝、曹魏想獨自專權，結果很快就滅亡了，周朝、漢朝能和大家分享利益，所以不論親疏都能為其所用，這都是以前的事證明了的。我認為應該像博士們說的那樣。”皇帝看了曹誌的奏表，大怒說：“曹誌都不明白我的心思，何況天下人呢！”還說：“博士們不回答我問的問題，卻回答我沒問的，胡亂發表奇怪的言論。”於是讓有關部門罷免了鄭默的官職。這時候尚書朱整、褚等人上奏說：“曹誌等人越權行事，擾亂朝廷，美化那些錯誤言論，還假托直言不諱，請求把曹誌等人抓起來交給廷尉治罪。”皇帝下詔免去曹誌的官職，讓他以公爵的身份回家；其他人都交給廷尉治罪。
庾純到廷尉那裡自首說：“庾旉把奏表草稿給我看了，我見識淺，就聽之任之了。”皇帝下詔免了庾純的罪。廷尉劉頌上奏說庾旉等人犯了大不敬的罪，應該斬首示眾。尚書上奏請求批準廷尉執行刑罰。尚書夏侯駿說：“朝廷設立八座大臣，就是為了處理這種事。”於是獨自提出不同意見。左仆射下邳王司馬晃也讚同夏侯駿的意見。這個奏議在皇帝那裡停留了七天，皇帝才下詔說：“庾旉是主謀，本應斬首；但他家人自首了，所以庾旉和太叔廣等七人都免去死罪，不過都要除名。”
二月，皇帝下詔把濟南郡劃給齊國。己醜日，封齊王司馬攸的兒子長樂亭侯司馬寔為北海王，給司馬攸配備了全套的器物、典策，允許他使用天子專用的軒轅之樂、六佾之舞，還賜給他黃鉞、朝車，以及皇帝備用的車馬隨從。
三月辛醜初一，發生了日食。
齊獻王司馬攸又氣又恨，生病了，他請求去守護先王、先太後的陵墓，皇帝沒答應，還派禦醫去給他看病。那些禦醫為了迎合皇帝的意思，都說司馬攸沒病。河南尹向雄勸諫說：“陛下您的子弟雖然多，但有德行威望的少；齊王留在京城，對國家益處很大，您不能不考慮啊。”皇帝不聽，向雄又氣又惱，最後去世了。司馬攸的病情越來越嚴重，皇帝還催他上路去封國。司馬攸勉強支撐著進宮去辭彆，他一向注重儀容，雖然病得很重，還是努力整理儀表，舉止和平時一樣，皇帝就更懷疑他沒病了。司馬攸辭彆出宮幾天後，就吐血死了。皇帝去吊喪，司馬攸的兒子司馬冏捶胸頓足大聲痛哭，哭訴父親的病被醫生誤診。皇帝下詔立刻殺了那幾個醫生，讓司馬冏繼承司馬攸的爵位。
當初，皇帝很疼愛司馬攸，但是被荀勖、馮紞等人挑撥，為自己死後的事考慮，所以才把司馬攸打發出去。等司馬攸去世，皇帝悲痛得停不下來。馮紞在旁邊伺候，說：“齊王名不副實，天下人卻都歸附他，現在他自己死了，這是國家的福氣啊，陛下您彆太傷心了！”皇帝這才擦乾眼淚，不再哭了。還下詔說司馬攸的喪禮按照安平獻王的舊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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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攸言行舉止都合乎禮儀，很少犯錯，即使是皇帝也對他又敬重又忌憚。每次和他在一起，皇帝都要想好措辭才說話。
夏天，五月己亥日，琅邪武王司馬伷去世。
冬天，十一月，任命尚書左仆射魏舒為司徒。
河南以及荊州、揚州等六個州發了大水。
歸命侯孫皓去世。
這一年，鮮卑族的慕容涉歸去世。他弟弟慕容刪篡位，想殺掉慕容涉歸的兒子慕容廆，慕容廆逃到遼東徐鬱家裡藏了起來。
【內核解讀】
太康四年公元283年）的曆史記載，如同一幅濃縮的政治畫卷，清晰地展現了西晉初期圍繞權力分配展開的激烈博弈，更暗藏著西晉王朝由盛轉衰的伏筆。這段曆史中，親情與皇權的衝突、禮法與權謀的交鋒、忠直與逢迎的對立，共同構成了西晉政治生態的複雜圖景。
權力核心的博弈：齊王出鎮之爭
太康四年的政治風波，核心圍繞齊王司馬攸是否出鎮展開。晉武帝司馬炎執意讓弟弟司馬攸離開中央、前往封國，這一決策背後是深刻的權力焦慮。司馬攸作為晉文帝司馬昭之子、晉武帝的同母弟，不僅血緣親近，更以賢德聞名，在朝中擁有極高聲望，這無疑對晉武帝的皇權構成了潛在威脅，尤其觸動了武帝為太子司馬衷穩固儲位的敏感神經。
博士庾旉、太叔廣等一群有識之士的上表，實則是對皇權過度擴張的理性勸諫。他們援引周、漢舊製，強調“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指出宰相不應長期外放，這一觀點既符合傳統政治智慧，也切中當時政治要害。而博士祭酒曹誌的奏議更是直擊本質，他以周公、太公“身居朝廷”輔佐王室的曆史為例，提出“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的治國理念，批判了“獨擅其權”的短視行為，其“晉室之隆，其殆矣乎”的感歎，成為預見西晉衰亡的警世之言。
然而，晉武帝在權力私欲的驅使下，對這些理性聲音采取了強硬壓製態度。他怒斥曹誌“不明吾心”，將博士們的勸諫斥為“橫造異論”，不僅罷免太常鄭默，更將曹誌免官、其他博士交付廷尉治罪。這種對不同意見的粗暴打壓，暴露了專製皇權下的獨斷專行，也寒了天下士人之心。
禮法外衣下的政治算計
晉武帝在壓製反對聲音的同時，又試圖以禮法外衣粉飾其政治意圖。他“以濟南郡益齊國”，為齊王攸之子司馬寔封王，甚至為司馬攸配備“軒轅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等規格極高的禮儀待遇。這種看似尊崇的舉措，實則是用物質封賞換取政治妥協，將司馬攸排擠出權力中心的手段。
在這場政治博弈中，官員群體的表現呈現出鮮明分化。夏侯駿、下邳王晃等人敢於堅持己見，以“官立八座，正為此時”為由反對對博士們處以極刑，展現了傳統士大夫的風骨；而庾純自首“愚淺聽之”，則反映了在高壓政治下部分官員的無奈自保；更有“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的卑劣行徑，凸顯了權力高壓下趨炎附勢的官場生態。這種分化不僅削弱了統治集團的凝聚力，更助長了阿諛奉承之風。
親情悲劇背後的王朝隱憂
齊王司馬攸的悲劇結局，是這場權力鬥爭最沉痛的注腳。史載其“憤怨發病”，晉武帝卻“不許”其守陵之請，反而“催上道”；禦醫們迎合帝意隱瞞病情，最終導致司馬攸“嘔血而薨”。這一悲劇不僅是個人命運的不幸，更是西晉王朝倫理崩壞的縮影——皇權徹底淩駕於親情之上，政治算計吞噬了人倫道德。
尤為諷刺的是，晉武帝在司馬攸死後“哀慟不已”，卻在馮紞“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的諂媚之言下“收淚而止”。這種瞬間的情緒轉變，暴露了其內心深處對權力的執著遠超親情。而馮紞的言論，更揭示了西晉統治集團內部極端自私的權力邏輯——隻要能鞏固權力，至親之死也可被視為“社稷之福”。
曆史的鏡鑒：短視決策的長遠影響
太康四年的這場政治風波，對西晉王朝產生了深遠影響。晉武帝通過強硬手段暫時排除了司馬攸的威脅，卻埋下了多重隱患：其一，打擊賢能、堵塞言路，導致統治集團內部人才凋零；其二，破壞了宗藩輔政的政治傳統，使皇權失去重要支撐力量；其三，助長了諂媚逢迎之風，敗壞了官場風氣；其四，激化了皇室內部矛盾，為後來的“八王之亂”埋下伏筆。
從更宏觀的曆史視角看，司馬攸之死標誌著西晉初期政治平衡的徹底打破。晉武帝在立儲問題上的固執堅持傳位於愚鈍的司馬衷）與對宗室賢才的壓製，形成了尖銳矛盾。正如曹誌所言，秦、魏“獨擅其權而才得沒身”，周、漢“分其利而親疏為用”，晉武帝未能汲取曆史教訓，最終導致西晉成為中國曆史上統一王朝中壽命較短的王朝之一。
太康四年的曆史，如同一麵鏡子，映照出專製皇權下的政治荒誕與人性扭曲。當權力淩駕於理性、親情與禮法之上，當統治者沉迷於眼前的權力穩固而忽視長遠的治國根基，王朝的衰落便成為曆史的必然。這段曆史不僅是西晉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更為後世提供了深刻的政治教訓：唯有以公心待天下、以理性治國家、以賢能輔朝政，才能實現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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