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祿大夫劉蕃的女兒是趙王司馬倫世子司馬荂的老婆，所以劉蕃和他的兩個兒子，散騎侍郎劉輿、冠軍將軍劉琨，都得到趙王司馬倫的重用。大司馬司馬冏覺得劉琨父子有才能、有聲望，就特彆赦免了他們，還讓劉輿當中書郎，劉琨當尚書左丞。另外，又讓以前的司徒王戎當尚書令，劉暾當禦史中丞，王衍當河南尹。
新野王司馬歆要去鎮守地方，他和司馬冏一起乘車去拜謁皇陵。趁著這個機會，司馬歆就勸司馬冏說：“成都王和皇室關係親近，這次又和咱們一起立下大功，現在最好把他留在京城一起輔政；要是做不到，那就得把他的兵權奪了。”常山王司馬乂和成都王司馬穎也一起去拜謁皇陵，司馬乂對司馬穎說：“這天下是先帝打下的基業，王爺您得維護正道啊。”聽到這話的人，心裡都很擔憂害怕。盧誌對司馬穎說：“齊王號稱有百萬大軍，可和張泓他們對峙了那麼久都沒分出勝負。大王您直接帶兵渡過黃河，這功勞沒人能比。但現在齊王想和您一起輔政。我聽說兩個厲害的人很難同時並存，您不如借著太妃身體有點小毛病，請求回去探望，把重任交給齊王，這樣能收服天下人心，這才是上策。”司馬穎聽從了他的建議。皇帝在東堂接見司馬穎，對他表示慰問犒勞。司馬穎趕緊拜謝說：“這都是大司馬司馬冏的功勞，我沒出什麼力。”接著上表稱讚司馬冏的功德，說應該把國家大事都交給他，又說自己母親生病了，請求回到封國。說完就告辭出去，沒回軍營，直接去拜謁太廟，然後從東陽城門離開，回鄴城去了。還派人送信給司馬冏告彆，司馬冏大吃一驚，急忙騎馬追出去送司馬穎，一直追到七裡澗才追上。司馬穎停下車和他告彆，哭得稀裡嘩啦，隻說擔心太妃的身體，絕口不提國家大事。從這以後，老百姓都誇司馬穎。
司馬冏征召新興人劉殷當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攄當記室督，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內人苟曦當參軍事，吳國人張翰當東曹掾，孫惠當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和順陽人王豹當主簿。孫惠是孫賁的曾孫，顧榮是顧雍的孫子。劉殷小時候沒了父母，家裡很窮，但他一直贍養曾祖母，因為孝順出了名。彆人送給他糧食和布帛，他接受了也不道謝，隻說：“等以後我發達了再報答你們。”等他長大，對經史都很精通，性格豪爽有大誌，生活節儉但不小氣，為人清正但不孤僻，遠遠看上去很溫和，但又讓人不敢侵犯。司馬冏任命何勖當中領軍，董艾掌管關鍵事務，還封他手下有功的將領葛旟、路秀、衛毅、劉真、韓泰為縣公，把他們當成心腹，號稱“五公”。
成都王司馬穎回到鄴城，皇帝下詔派使者去重申之前給他封官的命令。司馬穎接受了大將軍的職位，但推辭了九錫這樣特殊的禮遇。他上表給皇帝，為那些一起起兵舉義的功臣請功，這些人都被封了公侯。又上表說：“大司馬之前在陽翟，和敵人對峙了很長時間，老百姓日子過得太苦了，我請求從河北的官倉調十五萬斛米，去賑濟陽翟的饑民。”還打造了八千多口棺材，用成都國的俸祿為黃橋戰死的士兵做了衣服，收斂他們的屍體並祭祀，表彰他們的家屬，待遇比普通戰死的士兵還高兩級。又下令在溫縣埋葬趙王司馬倫一方戰死的一萬四千多名士兵。這些都是盧誌出的主意。司馬穎長得挺帥，但腦子不太靈光，也沒什麼文化，不過他人品還不錯，敦厚老實，把事情都交給盧誌處理，所以才能落得這些好名聲。皇帝又派使者去勸司馬穎回京城輔政，並且接受九錫。司馬穎的寵臣孟玖不想回洛陽，而且程太妃也很喜歡鄴城，所以司馬穎一直推辭不接受任命。
當初，大司馬司馬冏懷疑中書郎陸機給趙王司馬倫寫了禪讓詔書，就把他抓起來，要殺了他。大將軍司馬穎為他辯解，陸機這才免去一死，司馬穎還上表讓陸機當平原內史，讓他弟弟陸雲當清河內史。陸機的朋友顧榮和廣陵人戴淵，覺得中原地區局勢太亂，勸陸機回吳地。但陸機覺得自己受了司馬穎的救命之恩，而且認為司馬穎很有聲望，說不定能一起成就一番大事業，就留了下來沒走。
秋天，七月，朝廷又封常山王司馬乂為長沙王，升他為開府，還任命為驃騎將軍。
東萊王司馬蕤，這人又凶又暴，還愛喝酒鬨事，經常欺負大司馬司馬冏，他向司馬冏請求開府沒被答應，心裡就特彆怨恨。於是他偷偷上表說司馬冏專權，還和左衛將軍王輿謀劃著要廢掉司馬冏。結果事情敗露，八月，皇帝下詔把司馬蕤貶為庶人，殺了王輿三族，把司馬蕤流放到上庸。上庸內史陳鐘按照司馬冏的意思，偷偷把司馬蕤殺了。
朝廷大赦天下。
東武公司馬澹因為不孝，被流放到遼東。九月，朝廷征召他弟弟東安王司馬繇，恢複他原來的爵位，任命為尚書左仆射。司馬繇舉薦東平王司馬楙為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守下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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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聚焦於西晉“八王之亂”中齊王冏掌權初期的政治格局，生動展現了西晉中後期權力更迭中的人性博弈、政治智慧與製度困境，其中諸多曆史細節對理解中國傳統政治生態具有深刻啟示。
權力整合中的利益平衡與隱患
齊王冏在平定趙王倫之亂後，開啟了新一輪權力分配。其用人策略呈現出明顯的雙重性：一方麵吸納劉輿、劉琨等有才望的前朝舊臣，複用王戎、王衍等士族代表，體現了對政治資源的理性整合。這種“宥才望者”的做法，試圖通過吸納精英鞏固統治基礎，符合傳統政治中“收人心”的邏輯。但另一方麵，又將核心權力委於何勖、董艾及“五公”等親信，形成“私人化執政團隊”，這種“任人唯親”與“任人唯賢”的矛盾配置，為後續的權力鬥爭埋下伏筆。
值得注意的是，西晉門閥製度下的“才望”與“血緣”雙重標準在此尤為凸顯。劉琨父子因聯姻關係曾依附趙王倫，卻因“有才望”被赦免重用；王戎、王衍等士族代表憑借門第始終穩居高位，這種“身份優先於立場”的政治邏輯，既反映了士族政治的強大慣性，也暴露了權力體係的脆弱性——當人才選拔與政治忠誠無法統一時，政權根基必然動搖。
政治智慧的差異化呈現
在這場權力博弈中，不同政治人物的策略選擇形成鮮明對比。盧誌為成都王穎設計的“以退為進”策略堪稱政治智慧的典範：借母病請歸藩、辭讓九錫、歸功齊王，表麵上放棄權力爭奪，實則通過“謙退”姿態贏得士民讚譽，塑造“賢王”形象。這種“不爭而爭”的策略，精準把握了亂世中民眾對“仁德統治者”的心理期待，為成都王穎積累了巨大政治資本。
相比之下，齊王冏的執政表現則顯得短視。他既未采納新野王歆“收成都王兵權”的建議，又在人才任用中失衡，更對東萊王蕤的怨恨處置失當。尤其是默許陳鐘暗殺蕤的行為，暴露了其政治倫理的缺失——用暴力手段解決政敵，雖能暫時消除威脅，卻失去了道義製高點，與成都王穎的“以德示人”形成鮮明反差，這也解釋了為何士民之譽逐漸向穎傾斜。
而成都王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卻能“成其美”，揭示了傳統政治中“知人善任”的重要性。他雖個人能力有限，但信任並委事於盧誌，實現了“不善者善假於物”的統治效果，這與齊王冏“親小人遠賢臣”的做法形成對比，印證了“領導者不必儘善儘美，但需善用賢能”的政治規律。
亂世中的個體選擇與命運
史料中個體命運的沉浮同樣引人深思。陸機在生死關頭得成都王穎救助，因“感恩”與“立功欲”選擇留下，卻不知已卷入更危險的權力漩渦。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抉擇，既是士人“士為知己者死”的價值堅守，也反映了亂世中個體在權力巨輪前的渺小——個人才華若無法與時代大勢相契合，終將淪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劉殷“受而不謝，待後貴當相酬”的早年言行，則展現了士族知識分子的自信與功利主義交織的心態。在門閥政治背景下，個人才華需通過依附權力集團才能實現價值，這種“投資式”的生存策略，既是時代使然，也折射出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矛盾。
製度缺陷與曆史啟示
這段曆史深刻暴露了西晉分封製度的致命缺陷。同姓王擁兵自重、乾預朝政，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麵。成都王穎據鄴而遙控朝政，齊王冏在洛陽專權，諸王“親則爭權，疏則離心”，完全背離了分封製“屏藩王室”的初衷。這種製度設計的失敗，印證了“權力不加製約必然導致混亂”的政治鐵律。
同時，西晉士風的虛浮也在史料中顯現。王衍等士族代表雖居高位，卻未見有效治國舉措；張翰、顧榮等雖有清醒認知，卻選擇避世自保。當精英階層或沉迷權力博弈，或消極避世時，政權的崩塌隻是時間問題。這警示後世：一個健康的政治生態，既需要製度約束權力，更需要知識分子的擔當精神。
總的來說，這段史料如同一麵鏡子，映照出傳統政治中權力運作的底層邏輯：權力平衡的脆弱性、政治策略的重要性、個體選擇的無奈性，以及製度缺陷對曆史走向的決定性影響。這些曆史經驗，至今仍對理解權力政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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