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在坫城圍攻樂平太守韓據，韓據向劉琨求救。劉琨剛得到拓跋猗盧的部眾，想借著他們的銳氣去討伐石勒。箕澹、衛雄勸諫說：“這些人雖然是晉朝百姓，但長期淪落在異國他鄉，還不熟悉您的恩德和信義，恐怕難以指揮。不如先在內部收集鮮卑剩下的糧食，對外搶奪胡人的牛羊，閉關據守險要之地，致力於農業生產，讓士兵休息，等他們被您的教化所感動，懂得道義，再任用他們，這樣就沒有辦不成的事了！”劉琨不聽，把部眾全部調遣出去，命令箕澹率領兩萬步兵和騎兵作為前鋒，自己駐紮在廣牧，為他聲援。
石勒聽說箕澹來了，打算迎擊。有人說：“箕澹的兵馬精銳強大，鋒芒不可阻擋，不如先帶兵避開，深挖壕溝、高築壁壘，來挫敗他們的銳氣，這樣一定萬無一失。”石勒說：“箕澹的軍隊雖然人數多，但遠道而來疲憊不堪，而且號令不統一，哪有什麼精銳強大可言！現在敵人馬上就到了，怎麼能舍棄陣地逃跑！大軍一旦行動，哪能輕易中途返回！如果箕澹趁著我們後退追擊，我們恐怕連逃跑潰散都來不及，還怎麼深挖壕溝、高築壁壘！這是自取滅亡的做法。”說完就把說話的人斬了。石勒任命孔萇為前鋒都督，下令三軍：“後出發的斬！”石勒占據險要地勢，在山上設下疑兵，前麵布置了兩處伏兵，派出輕騎兵與箕澹交戰，假裝戰敗逃跑。箕澹率兵追擊，進入了埋伏圈。石勒前後夾擊箕澹的軍隊，把他們打得大敗，繳獲鎧甲、戰馬數以萬計。箕澹、衛雄率領一千多騎兵逃奔代郡，韓據棄城而逃，並州地區大為震驚。
十二月初一，發生了日食。
司空長史李弘獻出並州投降石勒。劉琨進退兩難，不知道該怎麼辦，段匹磾派人送信邀請他，己未日，劉琨率領部眾從飛狐逃奔到薊城。段匹磾見到劉琨，非常親近敬重他，和他結成親家，相約結為兄弟。石勒把陽曲、樂平的百姓遷徙到襄國，設置了地方官員後返回。
孔萇在代郡攻打箕澹，把他殺了。
孔萇等人攻打賊帥馬嚴、馮?，很久都沒能攻克，司州、冀州、並州、兗州的流民有幾萬戶在遼西，相互招引，百姓不能安心從事生產。石勒向濮陽侯張賓詢問計策，張賓說：“馬嚴、馮?本來和您並沒有深仇大恨，流民們都有思念故土的想法，現在您可以收兵回朝，整頓軍隊，挑選優秀的地方官去招撫他們，這樣幽、冀地區的賊寇用不了多久就能清除，遼西的流民也會相繼前來歸附。”石勒於是召回孔萇等人，任命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兼任高陽太守。馬嚴的士兵向來佩服李回的威望和恩德，很多人都背叛馬嚴歸附李回，馬嚴害怕，就逃走投水而死。馮?率領部眾投降。李回把駐地遷到易京，前來歸附的流民在道路上絡繹不絕。石勒很高興，封李回為弋陽子，給張賓增加食邑一千戶，升為前將軍；張賓堅決推辭不接受。
丞相司馬睿聽說長安失守，出兵在外露宿，親自穿上鎧甲，向各地發布檄文，約定日期北伐。因為漕運延誤了期限，丙寅日，斬殺了督運令史淳於伯。行刑的人用刀在柱子上擦拭血跡，血竟然倒流向上，流到柱子頂端兩丈多高的地方才往下滴，圍觀的人都認為淳於伯死得冤枉。丞相司直劉隗上奏說：“淳於伯的罪行不至於判死刑，請免去從事中郎周莚等人的官職。”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人上疏自責，請求解除職務。司馬睿說：“政令刑罰失當，都是我昏庸不明造成的。”對其他人一概不追究。
劉隗性格剛直，喜歡揭發彆人的短處，當時的名士大多被他彈劾，司馬睿通常都寬容饒恕，因此眾人的怨恨都集中到劉隗身上。南中郎將王含，是王敦的哥哥，因為家族勢力強大、地位顯赫，驕傲放縱，一次請求任命的參佐和郡守、縣令多達二十多人，其中大多都不稱職；劉隗彈劾王含，措辭嚴厲，事情雖然被擱置，但王氏家族對他非常忌恨。
丞相司馬睿任命邵續為冀州刺史。邵續的女婿廣平人劉遐在黃河、濟水之間聚集人馬，司馬睿任命劉遐為平原內史。
拓跋普根的兒子又去世了，國人擁立他的堂叔鬱律為王。
【內核解讀】
這段曆史片段聚焦於西晉末年各方勢力的角逐與興衰，展現了亂世中決策失誤的代價、權謀智慧的作用，以及人性與局勢的複雜交織，其中的經驗教訓引人深思。
劉琨的潰敗：剛愎自用與戰略短視的必然
劉琨在得到拓跋猗盧部眾後，急於借助其銳氣討伐石勒，卻無視箕澹、衛雄“先穩固內部、感化部眾”的勸諫，最終導致慘敗。這一決策暴露了他兩大致命缺陷：
對自身實力誤判：新歸附的部眾“不熟悉恩德信義”，缺乏凝聚力，強行驅使其作戰，無異於驅羊入虎口。劉琨將希望寄托於“銳氣”，卻忽視了軍隊戰鬥力的核心——向心力與默契。
對戰場形勢的輕視：石勒雖看似處於被動，卻精準抓住了箕澹軍“遠道疲憊、號令不一”的弱點，以詐敗誘敵、設伏夾擊的戰術擊潰對手。而劉琨既未勘察地形，也未製定應變策略，僅靠一腔熱情指揮，失敗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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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琨最終“進退失據”投奔段匹磾，標誌著西晉在並州的勢力徹底瓦解。他的悲劇印證了一個道理：亂世中，僅憑忠義之名難以立足，戰略清醒與審時度勢遠比匹夫之勇重要。
石勒的崛起：權謀與格局的雙重勝利
石勒在與箕澹的對決中，展現了遠超劉琨的軍事才能與決斷力：
臨機決斷，破除怯懦：麵對“避敵鋒芒”的建議，他直指其弊端——“大軍一動難返，若遭追擊必潰散”，果斷斬殺動搖軍心者，以鐵腕統一意誌，體現了亂世領袖“敢戰方能生存”的魄力。
戰術靈活，精準打擊：利用地形設伏、以輕騎誘敵，將敵軍引入包圍圈後前後夾擊，一套組合拳直擊要害，既揚長避短發揮己方對地形的熟悉），又精準利用了對手“貪功冒進”的心理。
而在平定馬嚴、馮?及安撫流民的問題上，石勒更顯格局。他采納張賓“收兵整頓、以良吏招撫”的建議，放棄硬攻，轉而以“威望恩德”瓦解對手如任用李回招降流民），既減少了損耗，又贏得了民心。這種“軍事打擊與政治安撫結合”的策略，讓他從單純的軍閥蛻變為有遠見的統治者——相比短期的軍事勝利，爭取流民、穩定生產才是立足長遠的根本。
張賓作為石勒的謀士，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智慧尤為關鍵。他看透了流民“思念故土”的心理，也懂得“良吏勝於強兵”的治理邏輯，這正是石勒能在北方站穩腳跟的重要原因。
司馬睿集團的內耗：東晉根基的隱憂
長安失守後，司馬睿雖有“北伐”之名，卻因“漕運延誤”斬殺淳於伯，引發“血逆流柱”的民怨，暴露了東晉政權的脆弱性：
政令失當，民心動搖：淳於伯罪不至死，卻被倉促處決，且行刑中出現“血逆流”的異象無論真假，均反映民眾對判決的不滿），說明司馬睿集團缺乏對“法理與民心”的敬畏，執政基礎本就不穩。
內部傾軋，隱患暗藏：劉隗彈劾名士、得罪王氏家族，看似是“剛直”，實則加劇了統治集團的分裂。王含仗勢妄為、王敦家族忌恨劉隗，預示著後來“王敦之亂”的必然性——當政權內部陷入權力鬥爭，所謂“北伐”不過是空洞的口號。
司馬睿試圖以“自責”平息爭議，卻未解決根本問題，這種“和稀泥”的治理方式，為東晉“門閥專權、內鬥不斷”的宿命埋下了伏筆。
拓跋部的動蕩：權力繼承的永恒難題
拓跋普根之子死後，國人擁立鬱律為王，延續了代國“兄終弟及、宗族相爭”的混亂傳統。這與此前猗盧因偏愛幼子引發的父子相殘如出一轍，揭示了遊牧政權早期的致命弱點：
繼承製度缺失：權力交接完全依賴“強者為王”的叢林法則，而非製度化的規則，導致每次換代必引發內亂，消耗國力。
宗族矛盾尖銳：“新舊猜嫌、迭相誅滅”的內耗，讓代國始終無法形成穩定的統治核心，隻能在分裂與統一中反複搖擺，難以與中原政權抗衡。
亂世啟示：生存的核心邏輯
這段曆史中，各方勢力的興衰殊途同歸地指向三個核心：
民心是根本：石勒靠“招撫流民、任用良吏”壯大，劉琨因“失民心而潰敗”，前涼張實因“納諫聚智”存續，證明無論何種政權，能讓百姓安定生產者才能長久。
決斷定生死：石勒斬諫者而勝，劉琨拒忠言而敗，說明亂世中“猶豫即死亡”，領袖的判斷力與執行力直接決定團隊命運。
格局決高下：張賓為石勒獻策時，不僅著眼於平定賊寇，更關注“流民歸鄉、恢複生產”的長遠布局，這種“軍事+民生”的全局思維，遠比單純的殺伐更具生命力。
西晉末年的亂局，本質是舊秩序崩塌後新秩序重建的陣痛。在這場角逐中，有人因短視而消亡，有人因智慧而崛起，而曆史最終選擇的，往往是那些既懂權謀、又知民心，既能戰、又善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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