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紀十三，從公元319年己卯年）到公元321年辛巳年），共三年。
太興二年公元319年，己卯年）
春天二月的時候，劉遐和徐龕在寒山攻打周撫，把周撫打得落花流水還斬了他。最開始，掖縣有個叫蘇峻的，帶著家鄉幾千家人修築堡壘保護自己，周圍好多人都跑來依附他。曹嶷看他勢力強，心裡不爽，就想收拾他，蘇峻沒辦法，帶著大夥渡海來投奔朝廷。皇帝封蘇峻為鷹揚將軍，讓他協助劉遐去討伐周撫，還立了功。於是皇帝下詔，封劉遐為臨淮太守，蘇峻做淮陵內史。
石勒派左長史王修到漢國去報捷。漢主劉曜呢，就派兼司徒郭汜去封石勒為太宰，兼任大將軍，晉爵為趙王，還給他特彆待遇，出行清道戒嚴，跟當年曹操輔佐漢室一個規格。同時，封王修和他的副手劉茂為將軍，還封了列侯。王修的隨從曹平樂跟著王修到了粟邑，就留在漢國當官了。這家夥跑去跟劉曜說：“大司馬石勒）派王修他們來，表麵上特彆誠懇，實際上是來打探陛下您這邊實力強弱的，等他們回去複命，石勒就打算偷襲陛下您呢。”當時漢國軍隊確實疲憊不堪，劉曜就信了這話。趕緊把郭汜追回來，還在集市上把王修給斬了。三月，石勒回到襄國。劉茂逃回來，把王修死的情況告訴了石勒。石勒氣得暴跳如雷，說：“我對劉氏那可是儘心儘力，當臣子的本分做到極致了。他們家的基業，一大半都是我打拚下來的，現在他們得誌了，居然還想算計我。趙王、趙帝，我自己想當就當，還非得靠他們封嗎！”說完就把曹平樂滅了三族。
皇帝讓大臣們討論郊祀的事兒，尚書令刁協等人覺得得等回到洛陽才能搞這儀式。司徒荀組等人就說：“當年漢獻帝遷都許昌，馬上就舉行郊祀了。為啥非得在洛陽呢！”皇帝覺得荀組他們說得對，就在建康城東南方設了郊祀的土丘。辛卯日，皇帝親自去南郊祭祀。因為還沒建北郊，就把地神和天神一起祭了。皇帝還下詔說：“琅邪恭王應該稱皇考。”賀循表示反對：“按照《禮》，兒子不能把自己的爵位加到父親頭上。”這事兒就這麼算了。
最開始，蓬陂塢的首領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攻打樊雅的時候，陳川派手下將領李頭去幫忙。李頭打仗特彆勇猛，立了不少功，祖逖對他也很好。李頭經常感歎：“要是能讓祖逖這樣的人當老大，我死都沒啥遺憾！”陳川聽說後，直接把李頭給殺了。李頭的手下馮寵帶著人投降了祖逖，陳川更氣了，就在豫州各郡大肆搶掠，祖逖派兵把他打得屁滾尿流。夏天四月，陳川在浚儀反叛，投降了石勒。
周撫戰敗逃跑的時候，徐龕的部將於藥追上去把他斬了。等到朝廷論功行賞，劉遐卻搶了先。徐龕氣得不行，在泰山反叛，投降了石勒，還自稱兗州刺史。
漢主劉曜回到長安，把都城定在這兒，然後立妃子羊氏為皇後，兒子劉熙為皇太子。還封其他兒子，劉襲為長樂王，劉闡為太原王，劉衝為淮南王，劉敞為齊王，劉高為魯王，劉徽為楚王。其他宗室成員也都封了郡王。這羊氏就是原來晉惠帝的皇後。劉曜有次問她：“我跟司馬家那小子比，咋樣？”羊氏說：“陛下您那是開創基業的聖主，他就是個亡國的糊塗蛋，哪能相提並論！他貴為帝王，卻連老婆孩子和自己三個人都保護不了。我那時候，真不想活了，還以為天下男人都那樣呢。自從伺候您以來，才知道世上真有爺們兒啊！”劉曜聽了美滋滋的，對她寵愛有加，羊氏也開始摻和國事了。
南陽王司馬保自稱晉王，改年號為建康，還設置了一堆官職，任命張寔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先投降漢國，後來又投降成國。上邽鬨起了大饑荒，軍隊和百姓都餓得不行。張春就帶著司馬保跑到南安祁山。張寔派韓璞率領五千步兵和騎兵去救援。陳安趕緊退到綿諸，司馬保又回到上邽。沒過多久，司馬保又被陳安逼得不行，張寔又派將領宋毅去救，陳安這才退走。
江東地區也鬨饑荒了，皇帝下詔讓百官都上奏章提建議。益州刺史應詹上疏說：“從元康年以來，大家都不重視儒家經典，推崇道家，覺得玄虛放縱才是豁達，把儒術和清廉節儉看成是俗氣。現在應該大力推崇儒家官員，改變這種不良風氣。”
祖逖在蓬關攻打陳川，石勒派石虎帶五萬大軍去救。雙方在浚儀乾了一仗，祖逖沒打過，敗退到梁國。石勒又派桃豹帶兵到蓬關，祖逖沒辦法，隻能退到淮南。石虎把陳川的五千戶部眾遷到襄國，留下桃豹守著陳川原來的城池。
石勒派石虎在朔方攻打鮮卑族的日六延，把日六延打得大敗，殺了兩萬人，俘虜三萬多人。孔萇去攻打幽州各郡，全都拿下了。段匹磾的手下又餓又散，他打算轉移到上穀去。代王鬱律帶兵要去揍他，段匹磾沒辦法，扔下老婆孩子，跑到樂陵去投靠邵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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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嶷派使者給石勒送禮，請求以黃河為邊界劃分勢力範圍，石勒答應了。
梁州刺史周訪攻打杜曾，把杜曾打得一敗塗地。馬俊等人抓住杜曾投降，周訪把杜曾斬了，還抓住了荊州刺史第五猗，送到武昌。周訪覺得第五猗本來是西晉朝廷任命的，而且挺有聲望，就跟王敦說彆殺他，王敦不聽，還是把第五猗給斬了。最開始，王敦覺得杜曾不好對付，就跟周訪說：“要是你抓住杜曾，我就考慮讓你當荊州刺史。”結果杜曾死了，王敦卻沒兌現承諾。王廙在荊州的時候，殺了好多陶侃的手下。皇甫方回因為受陶侃敬重，王廙就怪他不來拜見自己，把他抓起來殺了。這可把當地官員和百姓氣壞了，上下都不安寧。皇帝聽說了，就征召王廙為散騎常侍，讓周訪接替他當荊州刺史。王敦忌憚周訪的威名，心裡不太樂意。從事中郎郭舒勸王敦說：“咱們荊州雖然荒涼破敗，但那可是戰略要地，不能隨便給彆人，您自己兼任比較好，讓周訪當梁州刺史就夠了。”王敦覺得有道理，就這麼辦了。六月丙子日，皇帝下詔給周訪加安南將軍的稱號，其他職務不變。周訪氣得不行，王敦趕緊寫信解釋，還送了玉環、玉碗表示誠意。周訪直接把這些東西扔地上，說：“我又不是小商販，能用這些寶貝就哄高興了？”周訪在襄陽，一邊種地，一邊訓練軍隊，心裡暗暗想著要收拾王敦。當地官員有職位空缺，他就先任命補上，然後再上報朝廷。王敦雖然頭疼，但也拿他沒辦法。
魏該被胡寇逼得沒辦法，從宜陽帶著手下南遷到新野，他協助周訪討伐杜曾立了功，被封為順陽太守。
趙固死了，郭誦留在陽翟駐守，石生多次攻打他，都沒打下來。
漢主劉曜在長安修建宗廟、社稷壇，還設立南北郊祭祀的地方。他下詔說：“我們的祖先興起於北方。光文皇帝劉淵）建立漢宗廟是為了順應民心。現在應該改國號，以單於為祖先。大家趕緊討論，把結果報給我！”大臣們上奏說：“光文皇帝最初被封為盧奴伯，陛下您又在中山稱王。中山屬於趙地的範圍，所以請改國號為趙。”劉曜同意了。還把冒頓和上天配享祭祀，光文皇帝和上帝配享祭祀。
徐龕在濟水、泰山一帶燒殺搶掠，還攻破了東莞。皇帝問王導，派哪個將領能去收拾徐龕。王導覺得太子左衛率太山羊鑒可以，說羊鑒是徐龕同州的名門望族，肯定能搞定他。羊鑒卻堅決推辭，說自己沒那個將帥的本事，郗鑒也上表說羊鑒沒這能力，不能派他去。但王導不聽。秋天八月，朝廷任命羊鑒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讓他率領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族的段文鴦等人去討伐徐龕。
【內核解讀】
公元319年，正值西晉覆滅、東晉初立的分裂亂世，各方勢力在中原大地與江南地區展開了激烈的權力角逐。這一年的曆史事件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亂世中政治權謀的殘酷、人性的複雜以及時代轉型的陣痛。
軍事紛爭：利益格局的破碎與重構
這一年的軍事舞台上，各方勢力的衝突不斷改寫著區域格局。劉遐、徐龕斬殺周撫的戰役，看似隻是地方勢力的交鋒，實則暴露了北方流民帥與地方塢堡勢力的脆弱聯盟——蘇峻因遭曹嶷猜忌而南奔東晉，從自保轉向依附政權，體現了亂世中個體與小團體的生存困境：要麼在夾縫中被吞並，要麼主動依附更強者尋求庇護。
祖逖與陳川、石勒的交鋒更具代表性。祖逖作為東晉北伐的旗幟性人物，其軍事行動本承載著收複中原的希望，但陳川因私怨降石勒、徐龕因論功不公而叛晉，反映出東晉初年軍事體係的致命缺陷——缺乏穩定的激勵機製與凝聚力。將領們多以個人利益為先，朝廷對地方軍事力量的控製力薄弱，導致北伐事業屢屢因內部矛盾功虧一簣。石勒派遣石虎救援陳川、擊敗祖逖，又在朔方大破鮮卑日六延，展現了其軍事擴張的強勢，北方逐漸形成石勒勢力與漢趙政權對峙的格局。
政治權謀：信任崩塌與政權合法性危機
漢趙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極具戲劇性。石勒遣使獻捷本是藩屬對宗主國的常規操作，卻因曹平樂的讒言引發信任危機，劉曜斬殺王修的舉動，不僅徹底撕裂了石勒與漢趙的關係，更暴露了亂世中政治信任的極度匱乏。石勒怒斥“趙王、趙帝，孤自為之”的宣言，標誌著其脫離漢趙獨立建國的決心，而誅殺曹平樂三族的行為，則是亂世中“以暴製暴”的政治邏輯體現——用極端手段維護權威，卻難以建立真正的政治秩序。
東晉朝廷的郊祀爭議與皇考之爭，看似禮儀之爭，實則關乎政權合法性建構。荀組以“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為由主張在建康立郊丘，本質上是為東晉“偏安江南”尋找曆史依據；而“琅邪恭王宜稱皇考”的提議被賀循以禮製駁回，則反映了傳統禮法在亂世中的殘存影響力——即便政權飄搖，士大夫階層仍試圖通過維護禮製來維係統治的正當性。這種“在廢墟上重建秩序”的努力，成為東晉政權存續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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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群像：亂世中的選擇與掙紮
這一年的曆史人物呈現出複雜的人性光譜。祖逖始終堅守北伐之誌，即便屢遭挫折仍未放棄，其“聞雞起舞”的精神成為亂世中的一抹亮色；但他厚遇李頭引發陳川猜忌，也暴露了理想主義在現實利益麵前的脆弱。羊氏作為兩朝皇後，對劉曜“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的評價，看似諂媚，實則是女性在亂世中依附強者以求生存的無奈選擇，其乾預國事的行為，本質上是通過依附權力獲得安全感。
王敦的權力擴張與周訪的暗中抗衡，預示著東晉“王與馬共天下”格局下的深層危機。王敦違背“擒杜曾即授荊州”的承諾，又阻止周訪任荊州刺史，暴露了權臣對地方控製權的貪婪；而周訪“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誌”，則反映了地方實力派與中央權臣的矛盾已不可調和。這種內部權力鬥爭，成為東晉始終無法全力北伐的重要原因。
製度與文化：亂世中的堅守與變革
劉曜改國號為趙、以冒頓配天的舉措，是十六國時期“胡漢融合”的典型案例——通過重構祖先崇拜與國號認同，試圖將少數民族政權的曆史淵源與中原正統性結合，為政權合法性尋找新的支點。這種“文化嫁接”策略，成為後世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立國的常用手段。
應詹“崇獎儒官以新俗化”的上疏，直指西晉以來“賤《經》尚道”的文化弊端。玄學清談的盛行導致世風浮華，儒家倫理崩壞，這既是西晉滅亡的文化根源，也是東晉初年亟需解決的問題。應詹的提議雖未立刻扭轉風氣，卻開啟了東晉“儒道互補”文化格局的先聲，為後來玄學與儒學的融合埋下伏筆。
曆史啟示：分裂時代的生存邏輯
太興二年的曆史事件，揭示了分裂亂世的三大生存邏輯：實力至上——石勒、劉曜等勢力的崛起與擴張，本質上是軍事與經濟實力的較量；靈活應變——蘇峻南奔、陳安反複投降等行為，反映了小勢力在大國夾縫中的生存智慧；合法性建構——無論是東晉的郊祀禮儀還是劉曜的國號改革，都在證明“槍杆子”之外，“筆杆子”的文化認同同樣重要。
這一年的動蕩與變革，既是西晉滅亡的餘波，也是南北朝時代的序幕。各方勢力在戰亂中不斷試錯、調整，最終推動著曆史向新的統一格局緩慢演進。而其中展現的權力博弈、人性掙紮與文化堅守，也為後世理解中國曆史上的分裂時代提供了典型樣本——亂世不僅是破壞與毀滅的舞台，更是秩序重構與文明轉型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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