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辛未日，梁州刺史周訪去世了。周訪特彆擅長安撫和接納手下人，大家都願意為他拚命。他早就看出王敦有不臣之心，私下裡常常氣得咬牙切齒。所以在周訪活著的時候，王敦一直沒敢造反。王敦派從事中郎郭舒去監管襄陽的軍隊，皇帝則任命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讓他都督沔北的各項軍事，鎮守襄陽。郭舒完成任務回來後，皇帝征召他為右丞，可王敦卻把他扣下不放人。
後趙王石勒派中山公石虎率領四萬步兵和騎兵去攻打徐龕，徐龕沒辦法，把老婆孩子送去當人質，請求投降，石勒答應了他。蔡豹當時駐紮在卞城，石虎準備攻打他，蔡豹趕緊退守下邳，結果還是被徐龕打敗了。石虎帶兵在封丘築城後就回去了，還把三百戶士族遷到襄國的崇仁裡，專門設置公族大夫來管理他們。
後趙王石勒執法特彆嚴格，尤其忌諱“胡”這個字。宮殿建成後，開始設立了宮門的門禁。有個喝醉酒的胡人騎著馬，直接衝進了止車門。石勒超級生氣，就責怪宮門小執法馮翥沒看好門。馮翥嚇得要命，一緊張忘了忌諱，回答說：“剛才有個喝醉酒的胡人，騎著馬就衝進來了，我使勁嗬斥阻攔他，可根本沒法跟他溝通。”石勒聽了笑著說：“胡人確實不好溝通。”雖然生氣但也沒怪罪馮翥。
石勒讓張賓負責選拔人才，一開始定了五品，後來又改成九品。他命令公卿和州郡每年都要推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這些方麵的人才各一名。
西平公張茂立哥哥的兒子張駿為世子。
蔡豹戰敗後，打算回建康請罪，北中郎將王舒攔住了他。皇帝聽說蔡豹退兵，就派使者來抓他。王舒夜裡派兵包圍蔡豹，蔡豹以為是彆的敵人來攻打，帶著手下就反擊；聽到說是有詔書，才停下來。王舒抓住蔡豹送到建康，這年冬天十月丙辰日，蔡豹被斬首。
皇帝剛開始在江東鎮守的時候，王敦和堂弟王導齊心協力輔佐擁戴他，皇帝也對他們推心置腹，委以重任。王敦負責軍事征討，王導掌管機要政務，王氏家族的子弟們都分布在重要職位上，當時人們都說：“王與馬，共天下。”後來王敦覺得自己功勞大，而且家族勢力強盛，就越來越驕傲放縱，皇帝對他又怕又討厭。於是皇帝拉攏劉隗、刁協等人作為心腹，逐漸削弱王氏家族的權力，王導也慢慢被疏遠。中書郎孔愉向皇帝陳述王導忠誠賢能，有輔佐創業的大功勞，應該繼續重用；結果皇帝把孔愉調出京城，去當司徒左長史。王導倒是看得開，坦然接受，很淡定，有見識的人都稱讚他在興衰之間處理得很好。但王敦心裡就更不爽了，從此和皇帝產生了矛盾。
當初，王敦征召吳興的沈充做參軍，沈充又向王敦推薦了同郡的錢鳳，王敦就讓錢鳳當了鎧曹參軍。這兩人都特彆會諂媚，而且凶狠狡猾，他們知道王敦有不軌的想法，就暗中支持，還幫著出謀劃策。王敦對他們特彆寵信，這兩人的權勢在朝廷內外都很大。王敦給皇帝上疏，為王導喊冤，言辭裡充滿了怨恨。王導把奏疏封好又還給王敦，王敦又派人把奏疏送上去。左將軍譙王司馬承，為人忠厚，品行又好，皇帝很信任他。有天夜裡，皇帝把司馬承召進宮，把王敦的奏疏給他看，說：“王敦憑借前些年的功勞，現在的地位和權力已經夠可以的了；可他還貪得無厭，居然說出這樣的話，這可怎麼辦啊？”司馬承說：“陛下您要是不早點製裁他，拖到現在，王敦肯定會成為禍患。”
劉隗給皇帝出主意，說要安排心腹去鎮守地方。正好王敦上表，請求讓宣城內史沈充代替甘卓當湘州刺史，皇帝就對司馬承說：“王敦的奸逆之心已經很明顯了，照這形勢發展下去，我離當晉惠帝那樣的傀儡皇帝也不遠了。湘州占據長江上遊的險要地勢，又是三州交彙的地方，我想讓叔父您去鎮守，您覺得咋樣？”司馬承說：“陛下下了詔書，我肯定儘全力去做，哪敢推辭呢！不過湘州剛經曆了蜀地賊寇的侵擾，民生凋敝，如果我到任，得等三年時間，才能組織起軍事力量；要是時間不夠，就算我粉身碎骨，也沒什麼用啊。”十二月，皇帝下詔說：“晉朝建立基業，任用方鎮官員，向來是皇親與賢能並用，現在任命譙王司馬承為湘州刺史。”長沙的鄧騫聽說這事兒後，感歎道：“湘州的災禍，恐怕就從這兒開始了！”司馬承去上任，走到武昌的時候，王敦請他吃飯，席間王敦對司馬承說：“大王您一直是文雅之士，我擔心您不是當將帥的料啊。”司馬承說：“您還不了解我呢，再鈍的刀也能割一下東西吧！”王敦對錢鳳說：“他都不知道害怕，還硬裝好漢說大話，可見他沒什麼軍事才能，成不了什麼事。”於是就放司馬承去湘州上任了。當時湘州土地荒蕪，官府和百姓都很窮困，司馬承自己帶頭勤儉節約，全心全意安撫百姓，很有能乾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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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麗來侵犯遼東，慕容仁迎戰，把高句麗打得大敗，從這以後，高句麗再也不敢侵犯慕容仁的地盤了。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聚焦東晉初年與後趙政權的並行發展，字裡行間暗藏著政權更迭中的權力邏輯、人性博弈與製度探索，既展現了亂世中個體命運的浮沉，也揭示了王朝興衰的深層密碼。
忠臣之死與權臣崛起：東晉的權力裂痕
梁州刺史周訪之死，成為東晉權力天平傾斜的關鍵節點。這位善於籠絡人心、讓士兵甘願效死的將領，因其對王敦不臣之心的警惕，成為權臣專權的隱形枷鎖——“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這一細節深刻揭示了東晉初年“以將製將”的權力製衡現實：當忠誠且有實力的軍事力量存在時，權臣的野心便不得不收斂。
周訪死後，王敦立刻著手布局：派郭舒監襄陽軍，試圖掌控軍事重鎮；麵對朝廷征召郭舒的詔令，公然“留不遣”，挑戰皇權權威。而晉元帝的應對則顯露出被動與無奈——以甘卓接任梁州刺史，卻難以阻止王敦勢力的滲透。這種權力博弈的失衡，為後續王敦之亂埋下伏筆。
更值得玩味的是“王與馬，共天下”的時諺背後的權力悖論。東晉立國之初，王氏兄弟確實立下佐命之功，王敦掌軍、王導掌政的格局本是皇權的支撐，卻因宗族強盛、功高震主而走向反麵。晉元帝引劉隗、刁協製衡王氏的舉動，看似是皇權反擊，實則暴露了東晉“士族政治”的結構性缺陷：皇權與士族的權力邊界模糊，合作與猜忌始終並存。王導“任真推分，澹如也”的處世態度，既是個人智慧的體現，也是士族在權力漩渦中的生存策略，但這並不能消弭根本性的矛盾。
製度探索與現實困境：後趙的治理實驗
與東晉的權力內耗形成對比的是，後趙王石勒在北方進行著務實的製度建設。他命張賓製定九品官製，要求公卿州郡每年舉薦各類人才，這一舉措打破了單純依靠武力的統治模式，試圖通過吸納漢族官僚體係的精華來鞏固政權。從“初定五品”到“更定九品”的調整，可見其對人才選拔製度的重視與完善。
但石勒的統治也充滿矛盾性。“用法甚嚴，諱‘胡’尤峻”的規定，反映了少數民族政權在文化認同上的焦慮——既想維護本民族尊嚴，又不得不麵對漢族文化的強勢影響。醉胡闖宮門事件的處理堪稱經典：馮翥因恐懼忘記避諱，石勒卻以“胡人正自難與言”解嘲，從輕發落。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實則是石勒統治智慧的體現：既維護了諱“胡”的製度權威，又以寬容姿態化解了潛在的民族矛盾。
石虎攻徐龕、徙士族的舉措，則展現了後趙擴張與鞏固並行的策略。將三百家士族遷至襄國崇仁裡並設公族大夫管理，既是對漢族精英的控製，也是吸納其治理經驗的手段，這種“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為後趙在北方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個體命運與時代洪流：亂世中的生存抉擇
蔡豹之死堪稱亂世武將悲劇的縮影。他在與徐龕的戰敗後本想歸罪請罰，卻因王舒的軍事包圍與朝廷的收捕詔令陷入絕境。從“帥麾下擊之”到“聞有詔乃止”的轉變，展現了武將在皇權與軍權夾縫中的無奈。最終十月被斬的結局，不僅是對戰敗者的懲罰，更是東晉朝廷試圖立威卻又受製於權臣的象征——蔡豹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譙王承赴任湘州的經曆，則凸顯了忠臣在危局中的擔當與困境。晉元帝將其視為製衡王敦的棋子，寄予“湘州據上流之勢”的厚望；王敦則輕蔑地認為他“非將帥才”。麵對“民物凋弊”的湘州，譙王承選擇“躬自儉約，傾心綏撫”，在殘破土地上展現治理才能。鄧騫“湘州之禍，其在斯乎”的感歎，預言了這片戰略要地將成為權力廝殺的戰場，而譙王承的“鉛刀豈無一割之用”的豪言，既是自我激勵，也是亂世中忠臣義士的悲壯宣言。
曆史鏡鑒：權力、製度與人性的永恒博弈
這段史料跨越東晉與後趙兩個政權，展現了亂世治理的兩種路徑：東晉在士族政治的框架內艱難維持權力平衡，卻因內部猜忌與權力傾軋逐漸失序；後趙作為少數民族政權，通過製度創新與務實策略快速崛起，卻仍麵臨民族認同與文化融合的深層挑戰。
王敦與石勒的對比尤為鮮明：前者憑借功勳與宗族勢力挑戰皇權，最終將東晉推向戰亂；後者在武力征服的同時注重製度建設，為後趙奠定統治基礎。而周訪、譙王承等忠臣的存在，則證明了個體道德操守在亂世中的價值，儘管他們難以扭轉曆史洪流，卻以生命詮釋了忠誠與擔當的意義。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段曆史揭示了政權建設的核心命題：權力製衡需要製度保障而非個人威懾，人才選拔需要體係支撐而非臨時舉措，民族融合需要文化包容而非刻意避諱。這些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現實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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