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紀十四，從公元322年壬午年）到公元323年癸未年），共二年。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壬午年）
春天正月，郭璞又上疏，建議趁著皇孫出生，頒布赦令，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乙卯日，朝廷大赦天下，更改年號。
王敦任命郭璞為記室參軍。郭璞擅長占卜算卦，他料到王敦肯定會叛亂，自己也會因此遭殃，心裡特彆憂慮。大將軍掾、穎川人陳述去世，郭璞哭得那叫一個傷心，還說：“嗣祖陳述的字）啊，誰知道這不是福氣呢！”
王敦既然已經和朝廷鬨掰了，就把朝廷裡有聲望的官員都籠絡到自己幕府裡，任命羊曼和陳國的謝鯤為長史。羊曼是羊祜哥哥的孫子。羊曼和謝鯤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所以王敦也不把重要的事交給他們。王敦打算造反，就問謝鯤：“劉隗這小子奸詐邪惡，會危害國家，我想除掉皇帝身邊的這個大壞蛋，你覺得咋樣？”謝鯤說：“劉隗確實是禍端的始作俑者，不過他就像城牆裡的狐狸、土地廟裡的老鼠意思是有所憑依，不好對付）。”王敦生氣地說：“你就是個庸才，根本不懂大局！”就打發謝鯤去當豫章太守，後來又把他留下沒讓走。
戊辰日，王敦在武昌起兵，還上疏列舉劉隗的罪狀，說：“劉隗這個奸詐小人，進讒言害忠良，作威作福，隨意發起勞役，讓士人和百姓都疲憊不堪，賦稅和勞役又多又重，一路上都是抱怨的聲音。我身為宰輔，不能眼睜睜看著國家走向衰敗，所以要進軍聲討。隻要劉隗的腦袋早上掛起來，我的軍隊晚上就撤退。以前太甲破壞了國家法度，幸虧接受了伊尹的忠誠勸告，商朝才又昌盛起來。希望陛下能好好考慮，這樣天下就能太平，國家也能穩固。”沈充也在吳興起兵響應王敦，王敦任命沈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的各項軍事。王敦到了蕪湖，又上表列舉刁協的罪狀。皇帝氣得不行，乙亥日，下詔說：“王敦仗著朕的恩寵，竟敢肆意叛亂，把朕比作太甲，還想把朕囚禁起來。這要是能忍，還有什麼不能忍的！現在朕要親自率領六軍去誅殺這個大逆不道的家夥，誰要是能殺了王敦，就封五千戶侯。”王敦的哥哥、光祿勳王含坐著小船逃去投奔王敦了。
太子中庶子溫嶠對仆射周顗說：“大將軍這次起兵，感覺好像有正當理由，應該不會亂來過分吧？”周顗說：“才不是呢。皇帝又不是堯、舜那樣的聖人，怎麼可能一點過錯都沒有，但臣子怎麼能起兵來威脅皇帝呢！他做出這種舉動，怎麼能說不是叛亂呢！王敦字處仲）狂妄自大，目無君上，他的野心哪會有邊界啊！”
王敦剛起兵的時候，派使者去告訴梁州刺史甘卓，約他一起順江而下，甘卓答應了。可等王敦上船出發了，甘卓卻沒去，而是派參軍孫雙到武昌去勸王敦停止行動。王敦驚訝地說：“甘侯之前跟我聊得好好的，怎麼現在又變卦了？他肯定是擔心我危害朝廷！我現在隻是要除掉奸凶之人，如果事情成功了，一定封甘侯為公爵。”孫雙回去彙報後，甘卓心裡猶豫不決。有人勸甘卓：“你就先假裝答應王敦，等他到了都城再討伐他。”甘卓說：“以前陳敏叛亂的時候，我先跟著他，後來又圖謀對付他，當時就有人說我是害怕被逼迫才改變主意的，我心裡一直覺得挺愧疚。現在要是再這麼乾，我怎麼證明自己的清白呢！”甘卓派人把王敦的意思告訴順陽太守魏該，魏該說：“我起兵抵抗胡賊，就是為了效忠王室。現在王公指王敦）起兵攻打天子，這可不是我該參與的事兒。”於是就拒絕了。
王敦派參軍桓羆去遊說譙王司馬承，想請司馬承擔任軍司。司馬承感歎道：“我恐怕是要死了！這裡土地荒涼，百姓又少，勢力孤單，還沒有外援，這可怎麼成功啊！但如果能為忠義而死，又還有什麼可求的呢！”司馬承發檄文讓長沙人虞悝來當長史，正好虞悝母親去世在守喪，司馬承就去吊唁，說：“我想討伐王敦，可兵力少又缺糧食，而且我剛到這兒，還沒建立起足夠的恩信。你們兄弟可是湘中的豪傑，現在王室正處於危急時刻，打仗這種事，古人都不推辭，你們有什麼好主意教教我啊？”虞悝說：“大王您不嫌棄我們兄弟才能微薄，還親自來拜訪，我們哪敢不拚死效力呢！但咱們州又荒涼又破敗，直接進兵討伐不太現實；應該先聚集兵力堅守，再向各地傳發檄文，這樣王敦的勢力肯定會分散，等他分散了我們再想辦法對付，說不定就能成功。”司馬承於是把桓羆關了起來，任命虞悝為長史，讓他弟弟虞望為司馬，督護各路軍隊，和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人王循、衡陽太守淮陵人劉翼、舂陵令長沙人易雄，一起起兵討伐王敦。易雄向遠近各地傳發檄文，列舉王敦的罪行，於是整個州裡的人都響應司馬承。隻有湘東太守鄭澹不服從，司馬承派虞望去把他殺了，還在四周示眾。這鄭澹是王敦的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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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核解讀】
永昌元年王敦之亂：權力漩渦中的人性博弈與時代困局。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這場政治風暴，如同一麵棱鏡，折射出東晉初年權力結構的脆弱與人性的複雜。當王敦在武昌舉兵的那一刻，不僅揭開了門閥士族與皇權的激烈博弈，更將無數個體卷入命運的漩渦，在忠誠與背叛、理想與現實的撕扯中，書寫出亂世的生存圖景。
郭璞的占卜智慧與人生困境形成了尖銳對比。這位精通卜筮的學者早已預知王敦叛亂的必然性和自身的悲劇命運，卻無力掙脫時代的枷鎖。他對陳述之死的悲歎“焉知非福”，道儘了亂世中“生存即苦難”的荒誕邏輯。在權力鬥爭的絞肉機中，死亡反而可能成為逃離災禍的解脫，這種黑色幽默般的感慨，揭示了當時知識分子的集體焦慮。
王敦的叛亂並非偶然，而是東晉門閥政治發展的必然產物。他對羊曼、謝鯤的任用策略極具政治手腕——表麵授予高位，實則以醉酒為名剝奪實權，既籠絡了士族人心，又避免了內部掣肘。當他向謝鯤詢問起兵計劃時，那句“君庸才，豈達大體”的怒斥，暴露了權臣的傲慢與偏執。在他眼中，任何對皇權的維護都是不識時務，這種極端的權力欲最終將他推向了叛逆的深淵。
晉元帝的反應則儘顯帝王的憤怒與無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的詔書宣言，看似強硬卻難掩底氣不足。將王敦比作顛覆殷道的太甲，既想占據道德高地，又暗示著對局勢的失控。而王敦兄長王含的連夜叛逃，更凸顯了朝廷內部的分裂與人心向背，這場權力對決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悲劇伏筆。
周顗對溫嶠的回應點破了問題的本質：“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在封建倫理體係中，無論君主是否有過，臣子舉兵逼宮都是不可饒恕的逆行。這種對君臣秩序的堅守，與王敦“清君側”的借口形成鮮明對立，揭示了這場叛亂在道義層麵的虛偽性。王敦所謂“除奸凶、安社稷”的宣言，終究掩蓋不了權力擴張的真實意圖。
甘卓的搖擺不定成為局勢的關鍵變量。這位本可製衡王敦的將領，在忠誠與利益間反複糾結。他對陳敏之亂中“先從而後圖之”的愧疚記憶，反映出亂世中道德選擇的沉重代價。而順陽太守魏該“拒胡賊是忠，向天子是逆”的明確表態，則反襯出甘卓的政治短視。曆史的吊詭之處在於，這種猶豫最終讓他錯失了扭轉局勢的機會，也注定了自身的悲劇結局。
譙王司馬承的起兵堪稱絕境中的堅守。“得死忠義，夫複何求”的誓言，展現了皇族成員在危局中的擔當。他對虞悝兄弟的倚重，既體現了知人善任的智慧，也暴露了朝廷勢力的薄弱——隻能依靠地方豪俊對抗權臣。虞悝“收眾固守，傳檄四方”的戰略，實為弱勢一方的無奈之舉，卻也展現了亂世中知識分子的軍事智慧。
這場叛亂的背後，是東晉初年皇權與門閥士族的結構性矛盾。晉元帝試圖通過劉隗、刁協等寒門官員加強集權，觸動了以王敦為代表的門閥利益；而王敦以“清君側”為名的叛亂，本質上是士族對皇權的反擊。在這場權力遊戲中，沒有絕對的正義與邪惡，隻有不同利益集團的較量。
永昌元年的這場風暴，最終以王敦短暫的勝利告終，但門閥與皇權的博弈並未終結。它像一道深刻的烙印，刻在東晉的曆史進程中，預示著這個王朝未來將在不斷的內亂中走向衰落。而那些在風暴中堅守道義或隨波逐流的個體命運，共同構成了這幅亂世圖景中最動人的細節，讓千百年後的我們依然能感受到曆史的溫度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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