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充帶著一萬多人馬和王含的軍隊會合了。司馬顧颺勸沈充說：“咱們現在乾這大事兒，可天子已經卡住了咱們的要害，咱們前鋒受挫，士氣低落，要是這麼僵持下去，時間一長，肯定得失敗。現在要是打破柵欄堤壩，引湖水灌進京城，借著水勢，派水軍進攻，這是上策；趁著剛到的銳氣，集合東西兩路軍隊的力量，分十路一起進攻，咱們兵力比對方多好幾倍，按道理肯定能攻破他們，這是中策；想辦法轉禍為福，把錢鳳叫來商量事兒，趁機殺了他投降，這是下策。”沈充哪個計策都不用，顧颺一看沒辦法，就逃到吳地去了。
丁亥日，劉遐、蘇峻等人帶著一萬精兵趕到了。皇帝夜裡召見他們，好好地慰勞了一番，還根據不同情況賞賜了將士們。沈充、錢鳳想趁著北方來的軍隊剛到，人困馬乏的時候發動攻擊。乙未日夜裡，沈充、錢鳳從竹格渚渡過淮河。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人迎戰，戰況不太好。沈充、錢鳳一路打到宣陽門，拔掉柵欄，正要開戰的時候，劉遐、蘇峻從南塘殺出來，橫著截擊，把他們打得大敗，掉進水裡淹死的有三千人。劉遐又在青溪打敗了沈充。
尋陽太守周光聽說王敦起兵，就帶著一千多人趕來。到了之後，他求見王敦。王應以王敦生病為由拒絕了他。周光退出來後說：“我大老遠趕來卻見不著，王公是不是死了啊！”他趕緊去見哥哥周撫，說：“王公已經死了，哥你乾嘛還跟錢鳳一起當賊啊！”大家聽了都很驚訝。
丙申日，王含等人燒了營地，夜裡逃跑了。丁酉日，皇帝回到宮中，宣布大赦天下，不過王敦的黨羽不在赦免範圍內。皇帝命令庾亮監督蘇峻等人到吳興去追沈充，溫嶠監督劉遐等人到江寧去追王含、錢鳳，還分彆命令其他將領去追捕王敦的黨羽。劉遐的士兵在追的過程中有點放縱，到處搶掠。溫嶠責備他們說：“上天會幫助正義的一方，所以王含被剿滅了，你們怎麼能借著戰亂胡來呢！”劉遐聽了很惶恐，趕緊下拜謝罪。
王含想逃到荊州去，王應說：“不如去江州。”王含說：“大將軍王敦）平時跟江州的關係也就那樣，為啥要去那兒呢？”王應說：“這就是該去江州的原因。江州那邊的人在人家強盛的時候，都能保持自己的立場，不盲目附和，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現在看到咱們陷入困境，肯定會有憐憫同情的心。荊州那邊的人墨守成規，哪會做出什麼意外的舉動來幫咱們呢！”王含不聽他的，還是往荊州跑。王舒派兵去迎接他們，然後把王含父子沉到江裡了。王彬聽說王應要來，還偷偷準備了船等著，結果王應沒去，王彬特彆遺憾。錢鳳逃到闔廬洲的時候，被周光殺了，周光拿著他的腦袋到朝廷去贖罪。沈充逃跑的時候迷了路，不小心跑到以前的部將吳儒家。吳儒把沈充誘騙到夾牆裡，然後笑著對沈充說：“我要得三千戶侯啦！”沈充說：“你要是講義氣留我一命，我家肯定重重報答你。要是為了利益殺我，我死了，你全家都得滅族。”但吳儒還是把他殺了，把頭送到了建康。王敦的黨羽就這麼全被平定了。沈充的兒子沈勁本來該被處死，同鄉錢舉把他藏起來，這才躲過一劫。後來沈勁還真滅了吳家。
相關官員把王敦的埋屍地挖開，把屍體弄出來，燒掉他的衣冠，讓屍體跪著，然後砍了腦袋。這腦袋和沈充的腦袋一起掛在朱雀橋上示眾。郗鑒對皇帝說：“前朝誅殺楊駿等人的時候，都是先處以極刑，然後才允許家屬私下安葬。我覺得朝廷已經對他進行了懲處，從私人情義方麵講，應該允許王敦的家人收屍安葬，這樣做更符合大義。”皇帝答應了。司徒王導等人都因為討伐王敦立了功，受到了封賞。
周撫和鄧嶽一起逃亡，周光想資助哥哥周撫，順便抓住鄧嶽。周撫生氣地說：“我和伯山鄧嶽字）一起逃亡，你乾嘛不先殺了我！”正好鄧嶽到了，周撫出門遠遠地對他說：“你咋還不快走！現在連親人都想害你，何況彆人呢！”鄧嶽趕緊掉轉船頭跑了，和周撫一起逃到西陽的蠻人部落裡。第二年，皇帝下詔赦免王敦的黨羽，周撫、鄧嶽出來自首，這才免去死罪，但被終身禁錮。
以前吳地內史張茂的妻子陸氏，拿出全部家產，帶著張茂的部下作為先鋒去討伐沈充，為丈夫報仇。沈充戰敗後，陸氏到朝廷上書，為張茂沒能成功消滅沈充請罪。皇帝下詔追贈張茂為太仆。
有關部門上奏說：“王彬等王敦的親族，都應該被除名。”皇帝下詔說：“司徒王導能為了大義滅親，就算過了一百代也該寬恕他，何況王彬等人都是王導的近親呢！”於是都沒追究。
皇帝又下詔說：“王敦的屬官都要除名，參與輔佐他的人要被禁錮。”溫嶠上疏說：“王敦這人剛愎自用，不仁不義，殘忍好殺，朝廷都管不了他，連親人都勸不住。在他手下做事的人，整天都害怕自己有生命危險，所以大家都不敢說話，路上碰見了都隻能用眼神交流。這實在是賢人君子走投無路，隻能暫時隱藏鋒芒的時候。想想他們的內心，哪有心思安穩地過日子呢！像陸玩、劉胤、郭璞這些人，以前常跟我說起這些，我都很清楚。要是他們真的參與並引導王敦乾壞事，自然應當按照法律懲處；要是他們是被冤枉成奸黨，我覺得應該寬大處理。我把陸玩等人的情況如實告訴陛下，我願意承擔和賊人同罪的責任；但要是我隱瞞不說，實在是辜負了他們的心意，還請陛下以仁愛聖明來裁決！”郗鑒認為，先王設立君臣之間的道德規範，看重的是堅守節操、為正義而死。王敦的輔佐官吏，雖然很多是被逼迫的，但往前說不能阻止他的叛逆陰謀，往後說又不能脫身遠逃，按照以前的教訓，應該從道義上對他們進行責備。皇帝最後還是聽從了溫嶠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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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十月，皇帝任命司徒王導為太保，兼任司徒，給他特殊的禮遇；西陽王司馬羕兼任太尉；應詹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替王邃鎮守淮陰；蘇峻為曆陽內史；給庾亮加授護軍將軍；給溫嶠加授前將軍。王導堅決推辭不接受。應詹到了江州，當地的官吏和百姓心裡還不安定，應詹就安撫他們，關懷他們，大家沒有不心悅誠服的。
十二月，涼州的將領辛晏占據枹罕，不服從命令，張駿打算去討伐他。從事劉慶勸諫說：“要出動成就霸業的軍隊，必須天時和人事都合適，然後才能行動。辛晏這人又凶又狂，殘忍無情，他肯定會滅亡，隻是時間問題。您乾嘛要在饑荒年大規模出兵，大冷天的去攻城呢！”張駿聽了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張駿派參軍王騭到趙國去訪問。趙主劉曜問他：“你們涼州誠心誠意跟我們和好，你能保證以後一直這樣嗎？”王騭說：“不能。”侍中徐邈說：“你既然來結好，卻說不能保證，為什麼呢？”王騭說：“齊桓公在貫澤會盟的時候，憂心忡忡，小心謹慎，諸侯們不用召喚就自己來了；到葵丘會盟的時候，他就變得驕傲自滿，結果有九個國家背叛了他。趙國的教化，如果能一直像現在這樣，那當然沒問題；要是政治和教化衰落了，恐怕連身邊的變故都察覺不了，更何況我們偏遠的涼州呢！”劉曜說：“這真是涼州的君子啊，選使者算是選對人了！”於是用厚禮招待王騭，然後送他回去。
這一年，代王賀傉開始親自處理國家政事。因為好多部落還沒歸順，他就在東木根山修築城池，然後搬到那裡去住。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聚焦於東晉初年王敦之亂的平定過程，字裡行間不僅展現了一場軍事衝突的終結，更折射出東晉初年權力結構的脆弱性、政治決策的複雜性以及亂世中人性的多麵性。透過這場叛亂的平定細節，我們能窺見東晉門閥政治的運行邏輯與時代底色。
戰略抉擇中的成敗分野
沈充與王含聯軍的覆滅，始於關鍵戰略決策的失誤。司馬顧颺提出的三策極具軍事洞察力：上策“決破柵塘灌京邑”，直擊東晉都城防禦弱點，借助地理優勢扭轉戰局；中策“十道俱進”，發揮兵力優勢速戰速決；下策“斬錢鳳降晉”，雖屬妥協卻可保全自身。三策層層遞進，既有破局之銳，又有兜底之智。
但沈充“皆不能用”的選擇，並非簡單的剛愎自用，更反映出叛亂集團的結構性缺陷——缺乏統一指揮核心與戰略共識。王敦病亡後，叛軍失去精神支柱，沈充、錢鳳、王含等勢力各自為戰，既不敢冒險出奇，又不能合力攻堅，最終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這種決策癱瘓，成為叛軍潰敗的伏筆。
反觀東晉朝廷，雖一度陷入被動，卻能憑借地理優勢固守待援，等到劉遐、蘇峻等精銳援軍抵達後，抓住叛軍急於求成的心理，在宣陽門、青溪等地展開反擊。尤其是劉遐“自南塘橫擊”的戰術，精準打擊叛軍側翼，展現出正規軍的軍事素養優勢，與叛軍的混亂形成鮮明對比。
人性博弈中的命運沉浮
亂世之中，人性的光明與幽暗被極致放大。王應作為王敦之子，展現出超越年齡的政治洞察力，建議父親投奔江州而非荊州，精準預判了王舒的“守文”與溫嶠的“湣惻”。但王含的固執最終導致父子殞命長江，印證了“良言難勸該死鬼”的殘酷現實。
周光的轉變頗具戲劇性，從“帥千餘人來赴”的叛軍支持者，到發現王敦已死後“斬錢鳳自贖”，折射出亂世中個體的生存智慧與投機心態。而吳儒的行為更顯人性之惡——以“三千戶侯”為誘餌誘殺舊主沈充，卻最終埋下家族覆滅的隱患，沈充“我死，汝族滅矣”的詛咒竟成為現實，構成曆史的諷刺循環。
與之相對的是錢舉的義舉，藏匿沈充之子沈勁使其免死，用個體良知對抗殘酷的株連製度；張茂妻陸氏“傾家產討沈充”，既為夫報仇，也展現出女性在亂世中的剛烈擔當。這些微光在黑暗亂世中，構成人性不滅的希望。
政治清算中的寬嚴之辯
叛亂平定後的政治清算，考驗著東晉朝廷的治理智慧。晉明帝最初“大赦，惟敦黨不原”，展現出維護統治權威的強硬態度，但在郗鑒建議下“聽敦家收葬”，又體現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的治理平衡，避免了株連擴大化引發的社會動蕩。
溫嶠關於“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的上疏，更具政治遠見。他區分了“讚導凶悖”與“枉陷奸黨”，主張寬宥被迫從逆者，既維護了法律尊嚴，又體現了人道主義關懷。這種區彆對待的政策，有效化解了叛亂後的社會對立，為東晉政權的穩定奠定基礎。相比之下，郗鑒“伏節死義”的主張雖符合儒家倫理，卻忽視了亂世中個體的無奈處境，難免流於僵化。
曆史餘波中的製度反思
王敦之亂的平定，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東晉的結構性問題。叛亂中崛起的蘇峻、劉遐等軍閥，日後成為新的不穩定因素，印證了“以藩平叛，叛平藩起”的曆史循環。晉明帝對功臣的封賞，如蘇峻為曆陽內史、劉遐鎮淮陰，實質是對軍閥勢力的妥協，為後來的蘇峻之亂埋下伏筆。
涼州張駿與前趙的外交互動，則展現出邊疆政權的生存智慧。王騭“不能保和好”的坦誠回答，既維護了涼州尊嚴，又暗含對前趙政教的警示，這種以實力為基礎的外交辭令，揭示了亂世中弱國生存的法則——沒有永恒的盟友，隻有永恒的利益。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王敦之亂的平定過程，實質是東晉門閥政治的一次自我修複。以王導為代表的門閥士族，通過“大義滅親”的表演鞏固地位；寒門武將如蘇峻、劉遐則通過平叛獲得政治資本；皇權在各方勢力博弈中艱難維係。這種脆弱的平衡，構成了東晉“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生動注腳。
曆史的價值，正在於這些具體而微的細節中——一個戰略的失誤、一次人性的抉擇、一項政策的製定，共同編織成時代的經緯。王敦之亂的平定，不僅是一場軍事勝利的記錄，更是一麵映照東晉初年社會生態的鏡子，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動蕩時代的權力邏輯與人性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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