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二年公元344年，甲辰年）
春天，正月的時候，趙王石虎在太武殿宴請群臣，結果有一百多隻白雁聚集在馬道南邊，石虎讓人去射它們，一隻都沒射中。當時各州聚集的士兵有一百多萬，太史令趙攬悄悄跟石虎說：“白雁聚集在宮殿庭院，這是宮室要空的征兆，不適合往南行動。”石虎信了這話，就到宣武觀去，大規模檢閱了軍隊後就作罷了。
漢國君主李勢改年號為太和，尊奉母親閻氏為皇太後，立妻子李氏為皇後。
燕王慕容皝和左司馬高詡商量著去討伐宇文逸豆歸。高詡說：“宇文氏勢力強盛，現在不拿下，以後肯定是國家的禍患，去討伐肯定能成功，但對將領不利。”出來後他跟彆人說：“我這次去肯定回不來了，但忠臣不躲避危險。”於是慕容皝親自帶兵去討伐逸豆歸。讓慕容翰擔任前鋒將軍，劉佩做副手；分彆命令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以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帶兵，兵分三路一起進發。高詡要出發的時候，都沒見到自己老婆，讓人傳話說了些家裡的事就走了。
逸豆歸派南羅大涉夜乾率領精兵迎戰，慕容皝派人快馬跑去跟慕容翰說：“涉夜乾勇冠三軍，你最好稍微避開他點。”慕容翰說：“逸豆歸把國內的精兵都交給涉夜乾了，涉夜乾一直都有勇猛的名聲，是整個國家依靠的人。現在我要是打敗他，那他們國家不用攻打自己就會崩潰。而且我很了解涉夜乾這人，他雖然有虛名，實際上很好對付，不應該躲避他，不然會打擊我軍士氣。”於是就進軍交戰。慕容翰親自衝陣，涉夜乾出來應戰；慕容霸從旁邊攔擊，就把涉夜乾給斬殺了。宇文氏的士兵看到涉夜乾死了，沒交戰就潰散了；燕軍乘勝追擊，就攻克了宇文氏的都城。逸豆歸逃到漠北死了，宇文氏從此就散夥滅亡了。慕容皝把他們的牲畜、財物都收了，把宇文氏部落的五千多戶遷徙到昌黎，開辟了一千多裡的土地。把涉夜乾住的城改名叫威德城，派弟弟慕容彪去駐守，然後就回去了。高詡和劉佩都中了流箭死了。
高詡擅長天文，慕容皝曾經對他說：“你有好書卻不拿給我看，這怎麼能算儘忠呢！”高詡說：“我聽說君主掌握關鍵事務，臣子做好本職工作。掌握關鍵事務的人輕鬆，做本職工作的人勞累。所以後稷播種，堯都不參與。觀測天象這些事，日夜都辛苦，不是您應該親自做的，您要這有啥用呢！”慕容皝就不說話了。
當初，逸豆歸侍奉趙國特彆小心，進貢的隊伍在路上接連不斷。等到燕國人討伐逸豆歸，趙王石虎派右將軍白勝、並州刺史王霸從甘鬆出發去救援。等他們到的時候，宇文氏已經滅亡了，於是就攻打威德城，沒打下來就回去了；慕容彪追擊，打敗了他們。
慕容翰跟宇文氏打仗的時候，被流箭射中，生病臥床很久沒出門。後來漸漸好了點，就在家裡試著騎馬。有人告發說慕容翰假裝生病卻私下騎馬，懷疑他想搞事情。燕王慕容皝雖然借助慕容翰的勇略，但心裡始終忌憚他，就賜慕容翰死。慕容翰說：“我以前有罪出逃，後來又回來了，現在死已經算晚的了。但是羯賊占據著中原，我不自量力，想為國家蕩平天下。這個誌向沒實現，死了也有遺憾啊，這就是命運啊！”就喝藥死了。
代王什翼犍派他的大臣長孫秩到燕國去迎接妻子。
夏天，四月，涼州將領張瓘在三交城打敗了趙國將領王擢。
當初，趙國領軍王朗對趙王石虎說：“寒冬下雪天特彆冷，皇太子卻派人去砍伐修建宮殿的木材，從漳水運輸，乾活的有幾萬人，路上都是歎息抱怨聲，陛下您應該借著出遊的機會把這事叫停。”石虎聽了他的話。太子石宣很生氣。正好這時候火星守在房宿，石宣讓太史令趙攬跟石虎說：“房宿代表天王，現在火星守著它，這災禍可不小。應該找個姓王的貴臣來承擔。”石虎問：“誰可以呢？”趙攬說：“沒誰比王領軍更尊貴了。”石虎舍不得王朗，讓趙攬再說個其次的。趙攬沒辦法回答，就說：“其次就隻有中書監王波了。”石虎就下詔書，追究王波之前議論箭杆的事，把他腰斬了，連同他四個兒子，屍體都扔到漳水裡；後來又憐憫他沒罪，追贈他為司空，封他孫子為侯。
趙國平北將軍尹農攻打燕國的凡城，沒打下來就回去了。
漢國太史令韓皓上奏說：“火星守在心宿，這是宗廟沒有好好祭祀的譴責。”漢國君主李勢讓群臣討論這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認為：“景皇帝、武皇帝開創基業，獻皇帝、文皇帝繼承根基，關係親近的祖先不遠，不應該疏遠斷絕祭祀。”於是重新把成始祖、太宗都作為祭祀對象，都稱作漢。
征西將軍庾翼派梁州刺史桓宣在丹水攻打趙國將領李羆，被李羆打敗，庾翼把桓宣貶為建威將軍。桓宣又慚愧又氣憤，生了病，秋天，八月庚辰日，去世了。庾翼讓長子庾方之擔任義城太守，代替桓宣統領他的部眾；又讓司馬應誕擔任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擔任梁州刺史，駐守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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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書令褚裒堅決推辭重要職位；閏月丁巳日，任命褚裒為左將軍、都督兗州、徐州的琅邪等地軍事、兗州刺史，鎮守金城。
晉康帝病重，庾冰、庾翼想立會稽王司馬昱為繼承人；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司馬聃，晉康帝聽從了他的建議。九月丙申日，立司馬聃為皇太子。戊戌日，晉康帝在式乾殿駕崩。己亥日，何充按照遺旨奉太子即位，大赦天下。因此庾冰、庾翼特彆恨何充。尊奉皇後褚氏為皇太後。當時晉穆帝才兩歲，太後臨朝處理政事。何充加任中書監，錄尚書事。何充自己陳述既然已經錄尚書事，就不適合再監中書；朝廷答應了，又加任他為侍中。
何充認為左將軍褚裒是太後的父親，應該總管朝政，上疏推薦褚裒參與錄尚書事；於是任命褚裒為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的職位不變。褚裒因為是皇帝近親，害怕被人非議，上疏堅決請求到外地任職；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三州以及揚州的兩個郡的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鎮守京口。尚書上奏說：“褚裒見太後，在朝堂上按照臣子禮儀，私下見麵就像嚴父。”朝廷聽從了這個建議。
冬天，十月乙醜日，把晉康帝葬在崇平陵。
江州刺史庾冰生病了；太後征召庾冰來輔佐朝政，庾冰推辭，十一月庚辰日，去世。庾翼考慮到家族和國家的事情，留下兒子庾方之擔任建武將軍，駐守襄陽。庾方之年紀小，讓參軍毛穆之擔任建武司馬來輔佐他。毛穆之是毛寶的兒子。庾翼回到夏口鎮守，朝廷下詔讓庾翼再都督江州，又兼任豫州刺史。庾翼推辭豫州刺史的職位，又想把鎮守地移到樂鄉，朝廷下詔不允許。庾翼就修繕兵器，大規模屯田儲存糧食，為以後的行動做準備。
趙王石虎在靈昌津造河橋，采集石頭做河中的橋墩，石頭一放下去就隨著水流衝走了，花了五百多萬的人力都沒把橋建成，石虎生氣了，把工匠殺了，就停工了。
【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濃縮了公元344年東晉、後趙、前燕、成漢等多國並立時期的政治博弈、軍事衝突與人性掙紮，從現代視角看，其中的權力邏輯、決策困境與人性弱點仍具啟示意義，可從四個核心維度展開評論：
暴君統治的“自我毀滅邏輯”：石虎的權力狂歡與治理崩塌
後趙君主石虎的行為，是古代專製暴君的典型樣本——他將權力異化為“個人意誌的無限延伸”，卻完全無視治理的基本規律。
迷信主導決策，資源極度浪費：因“白雁聚宮”的讖語就擱置百萬大軍的行動，因“火星守房宿”的星象就腰斬重臣王波及其四子事後又追贈補償，暴露決策的隨意性）；造靈昌津河橋時，耗五百萬人力卻因石料衝毀而殺工匠停工。這種“迷信+暴虐”的決策模式，本質是將國家公器當作滿足個人猜忌與虛榮的工具，最終隻會透支民力、瓦解統治基礎。
強權下的“統治悖論”：石虎試圖用“百萬大軍”“宮殿營造”彰顯權威，卻忽視了“民心是權力的根基”。太史令趙攬用讖語勸止南征，本質是借迷信說出“民力已竭”的實情；而他對王朗的縱容、對王波的犧牲，則暴露了暴君統治的致命缺陷——權力缺乏約束時，“親信”與“重臣”都隻是隨時可棄的棋子，最終必然導致朝堂離心、無人敢言。
君臣關係的“永恒困局”：慕容皝的“用人與防人”及慕容翰的悲劇
前燕滅宇文氏的戰爭，是“能臣建功”與“君主猜忌”的經典碰撞，折射出古代權力結構中難以調和的矛盾。
高詡的“忠勇與清醒”：他明知討伐宇文氏“對將領不利”，仍以“忠臣不避危險”主動出征，甚至臨行前不告家人、隻托家事，展現了傳統士大夫的“公義優先”；而他拒絕給慕容皝看天文書時的辯解——“君主掌關鍵，臣子做本職”，放到現代就是“專業人做專業事”的管理邏輯，可惜在“君主需絕對掌控”的時代，這種理性分工難以被完全接納。
慕容翰的“功高震主之殤”：作為前燕的“戰神級”將領，他為滅宇文氏斬殺核心敵將涉夜乾，卻因“在家試馬”被誣告謀反，最終飲藥而死。他臨終前“想蕩平羯賊後趙）卻誌未竟”的感歎，道儘了古代能臣的共同悲劇——君主需要能臣打天下，卻容不下能臣“功高蓋主”；而“猜忌”的種子一旦種下，即便沒有實據，也能成為誅殺功臣的理由。慕容皝的行為，看似“消除隱患”，實則自斷臂膀——若慕容翰不死，前燕後來與後趙、東晉的博弈或許會有不同格局。
門閥政治的“平衡術”：東晉權力交接中的“妥協與博弈”
晉康帝駕崩後的權力更迭，是東晉“門閥與皇權共治”模式的生動寫照，比後趙的“一言堂”多了幾分複雜的平衡，但也埋下了低效的隱患。
“立儲之爭”背後的門閥角力：庾冰、庾翼庾氏門閥代表）想立宗室司馬昱，本質是希望通過擁立“易於控製”的君主鞏固家族權力；何充堅持立兩歲的皇子司馬聃，表麵是“尊宗法”，實則是借“皇權正統”對抗庾氏。最終何充勝出，並非“正義戰勝私利”，而是東晉門閥間“相互製衡”的結果——沒有任何一家門閥能獨大，隻能在“皇權符號”下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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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裒的“避嫌與清醒”：作為太後之父外戚），褚裒拒絕“錄尚書事”的中樞職位，主動外鎮京口，看似“退讓”，實則是最理智的選擇——東晉門閥對“外戚專權”的警惕性極高，強行掌權隻會成為眾矢之的。他“朝堂稱臣、私下麵父”的禮儀安排，更是將“門閥體麵”與“皇權規矩”的平衡做到了極致，避免了因外戚乾政引發的動蕩。
庾翼的“北伐理想與現實困境”：庾翼在兄長庾冰死後修繕兵器、屯田儲糧，試圖繼承庾氏“北伐中原”的誌向，但東晉的現實是“門閥各自為戰”——中央權威弱，地方刺史隻關注自家利益，北伐缺乏統一調度。這種“理想豐滿、現實骨感”的處境，也注定了東晉多次北伐“雷聲大、雨點小”的結局。
迷信與政治的“捆綁”：古代認知局限下的決策依賴
從石虎因星象殺王波，到李勢因“火星守心宿”重祭祖先，這段記載中“迷信與政治的深度綁定”，本質是古代科技不發達、認知水平有限時的必然選擇——當統治者無法用理性解釋天災人禍、權力風險時，就會將“讖語、星象”當作“決策依據”和“權力合法性的背書”。
但這種“綁定”的危害顯而易見：它讓決策脫離實際如石虎因白雁停軍，錯失可能的戰略機會），也讓政治淪為“迷信的附庸”王波無過而死，隻因姓氏符合“擋災”需求）。對比現代社會，“科學決策”的核心價值正在於——用數據、邏輯替代迷信、直覺，用製度約束替代個人意誌，這正是古代政治難以突破的“認知天花板”。
結語：一段曆史，一麵鏡子
公元344年的這些事件，看似是“遙遠的古代故事”，實則折射出權力運行的普遍規律：暴君的“為所欲為”終將自食其果，君主的“猜忌心”會摧毀最得力的臂膀，門閥的“博弈平衡”雖能避免極端卻難有作為，而“迷信主導決策”永遠是治理的大忌。
對現代而言，它的啟示在於：權力需要約束，決策需要理性，人才需要信任，而“共治”的核心不是“利益妥協”，而是“規則共識”——這或許是這段千年前的曆史，留給今天最鮮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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