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康元年公元373年，癸酉年）
春天正月己醜初一，朝廷宣布大赦天下，還改了年號。
二月，大司馬桓溫來京城朝見皇帝。辛巳日，皇帝下詔讓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到新亭迎接。那時候，京城人心惶惶的，有人傳言說桓溫要殺王坦之、謝安，然後改朝換代。王坦之害怕得不行，謝安卻神色鎮定，說：“晉朝的存亡，就看這一趟了。”桓溫到了之後，百官都在路邊跪拜。桓溫帶著好多士兵護衛，接見朝中大臣，那些有名望的大臣都嚇得渾身發抖，臉色大變。王坦之緊張得汗水濕透了衣服，手版都拿反了。謝安卻從容地就座，坐好後對桓溫說：“我聽說諸侯要是有道義，周邊的鄰居都會來守護，您乾嘛要在牆壁後麵藏人呢！”桓溫笑著說：“我也是沒辦法呀。”於是讓左右把藏著的人撤了，和謝安談笑了很久。郗超平常是桓溫的主要謀士，謝安和王坦之去見桓溫時，桓溫讓郗超躺在帳子裡偷聽他們說話。一陣風吹開了帳子，謝安笑著說：“郗超可真是個入幕之賓啊。”當時皇帝年幼，外麵又有桓溫這樣的權臣，多虧謝安和王坦之儘忠輔佐護衛，才讓晉朝安穩下來。
溫處理盧悚入宮這件事，把尚書陸始抓起來交給廷尉，還免去了桓秘的官職，受牽連的人很多；同時提升毛安之為右衛將軍，桓秘因此怨恨桓溫。
三月，桓溫生病了，在建康停留了十四天，甲午日，回到姑孰。
夏天，代王什翼犍派燕鳳到前秦進貢。
秋天七月己亥日，南郡宣武公桓溫去世。
之前，桓溫病重的時候，暗示朝廷給他加九錫古代帝王賜給有大功或有權勢的諸侯大臣的九種禮器，是一種極高的禮遇），還多次派人去催。謝安、王坦之故意拖延，讓袁宏起草加九錫的詔書。袁宏把草稿給王彪之看，王彪之感歎文章寫得好，接著說：“你確實有大才，但這種東西怎麼能隨便示人呢！”謝安看到草稿後，就不停地修改，結果過了十幾天還沒完成。袁宏私下和王彪之商量，王彪之說：“聽說他病情越來越嚴重，估計也撐不了多久了，不妨再稍微拖延一下。”袁宏就聽了他的。
桓溫的弟弟江州刺史桓衝，問桓溫謝安、王坦之該怎麼安排，桓溫說：“他們不是你能安排得了的。”桓溫心裡覺得，自己活著的時候，他們肯定不敢有什麼不同意見，自己死了，桓衝也管不了他們；要是殺了他們，對桓衝也沒好處，還會失去人心。
桓溫因為世子桓熙才能平庸，就讓桓衝統領他的部眾。於是桓秘和桓熙的弟弟桓濟商量一起殺桓衝，桓衝暗中知道了這件事，不敢進宮。沒過多久，桓溫去世，桓衝先派大力士把桓熙、桓濟抓起來，然後才去處理喪事。桓秘就被閒置一邊，桓熙、桓濟都被流放到長沙。朝廷下詔按照漢朝霍光和安平獻王的舊例安葬桓溫。桓衝宣稱這是桓溫的遺命，讓小兒子桓玄繼承爵位，當時桓玄才五歲，就繼承了南郡公的封號。
庚戌日，朝廷給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加征西將軍的稱號，讓他都督荊、楊、雍、交、廣五州諸軍事。任命江州刺史桓衝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以及揚、豫二州刺史，鎮守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守尋陽。桓石秀是桓豁的兒子。桓衝接替桓溫的職位後，一心忠於朝廷，有人勸桓衝殺掉那些有名望的人，獨攬大權，桓衝沒有聽從。以前桓溫在地方鎮守時，判人死刑都是自己決定，不向朝廷請示。桓衝覺得生殺大權應該歸朝廷，凡是判處死刑的，都先上報，等朝廷批複後，再執行。
謝安因為皇帝年幼，剛剛又失去了首輔大臣桓溫，就想請崇德太後臨朝聽政。王彪之說：“以前皇帝還在繈褓中，母子一體，所以太後可以臨朝；但太後也不能獨自決斷事情，還是要谘詢大臣。現在皇上已經十歲多了，快到行冠禮和結婚的年紀了，反而讓嫂子臨朝，會讓人覺得皇上弱小，這怎麼能彰顯皇上的聖德呢！你們要是非要這麼做，我也沒辦法，我隻是可惜國家的大體統罷了。”謝安不想把大權交給桓衝，所以想讓太後臨朝，這樣自己就能更多地參與決策，最終沒有聽從王彪之的建議。八月壬子日，太後再次臨朝攝政。
梁州刺史楊亮派他的兒子楊廣襲擊仇池，和前秦梁州刺史楊安交戰，楊廣戰敗，沮水一帶的戍衛都棄城逃跑了。楊亮害怕，退守到磬險。九月，楊安進攻漢川。丙申日，朝廷任命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仆射，兼任吏部尚書，共同掌管朝政。謝安常常感歎說：“朝廷裡那些大家決定不了的大事，去問王公王彪之），他總能立刻做出決斷。”還任命吳國內史刁彝為徐、兗二州刺史，鎮守廣陵。
冬天，前秦皇帝苻堅派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肜率領兩萬士兵從漢川出發，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領三萬士兵從劍門出發，入侵東晉的梁州和益州；梁州刺史楊亮率領一萬多巴獠人抵抗，在青穀交戰。楊亮戰敗，逃回西城。朱肜於是攻下漢中。徐成攻打劍門，也成功攻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颺堅守涪城，還派幾千步兵和騎兵護送母親、妻子從漢水去江陵，結果被朱肜半路截獲，周颺就向楊安投降了。十一月，楊安攻克梓潼。荊州刺史桓豁派江夏相竺瑤救援梁州、益州；竺瑤聽說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就帶兵撤退了。益州刺史周仲孫在綿竹集結兵力抵抗朱肜，聽說毛當要到成都了，周仲孫就帶著五千騎兵逃到南中。前秦於是占領了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等地都歸附了前秦。苻堅任命楊安為益州牧，鎮守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守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駐紮在墊江；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守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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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堅想讓周颺當尚書郎。周颺說：“我蒙受晉朝的厚恩，隻是因為老母被抓，才在這裡失節，母子能保全性命，這是秦國的恩惠。就算給我公侯這樣尊貴的地位，我也不覺得榮耀，更何況是個郎官呢！”於是不肯做官。每次見到苻堅，有時候還會叉開腿坐著，叫苻堅氐賊。有一次趕上新年朝會，禮儀和護衛都很盛大，苻堅問他：“晉朝的新年朝會，和這個比怎麼樣？”周颺揮動衣袖，大聲說：“你們這些像牛羊一樣聚集在一起的人，怎麼敢和我們天朝相比！”前秦的人覺得周颺太無禮，多次請求殺了他，苻堅卻對他越來越好。
周仲孫因為失守被免官。桓衝任命冠軍將軍毛虎生為益州刺史，兼任建平太守，讓毛虎生的兒子毛球當梓潼太守。毛虎生和毛球討伐前秦，到了巴西，因為糧食匱乏，退到巴東駐紮。還任命侍中王坦之為中書令，兼任丹陽尹。
這一年，鮮卑人勃寒侵擾隴右，苻堅派乞伏司繁去討伐。勃寒請求投降，苻堅就讓乞伏司繁鎮守勇士川。
有彗星出現在尾宿和箕宿之間，長達十多丈，經過太微垣，掃過東井宿；從四月開始出現，到秋冬都沒有消失。前秦太史令張孟對苻堅說：“尾宿、箕宿，是燕國的分野；東井宿，是秦國的分野。現在彗星從尾宿、箕宿出現，掃過東井宿，十年之後，燕國將會滅掉秦國；二十年之後，代國將會滅掉燕國。慕容暐父子兄弟，是我們的仇敵，卻在朝廷中占據高位，顯貴興盛無人能比，我私下很擔憂，應該除掉他們當中的首領，來消除上天顯示的災禍。”苻堅沒有聽從。
陽平公苻融上疏說：“東胡占據六個州，南麵稱帝，陛下多年勞師動眾，才把他們拿下，他們本來就不是因為仰慕道義而歸順的。現在陛下親近並寵幸他們，讓他們父子兄弟在朝廷中遍布，掌握權力，履行職責，勢力超過了有功勳的舊臣。我覺得狼虎之心，終究是不能養的，天象變化如此，希望陛下稍微留意一下。”苻堅回複說：“我正要統一天下，把夷狄當作自己的孩子。你應該打消顧慮，不要心懷不滿。隻有修養德行才能消除災禍，如果能從自身找原因，還怕什麼外患呢！”
【內核解讀】
寧康元年公元373年）是東晉政治格局劇烈變動的一年，更是南北政權力量對比發生關鍵轉折的節點。這一年，權臣桓溫的離世標誌著東晉“桓氏專權”時代的階段性落幕，謝安、王坦之等士族官僚的崛起重塑了東晉的政治生態；而前秦苻堅在這一年南下攻取梁、益二州，不僅擴大了統治疆域，更展現了其獨特的治國理念與戰略野心。這一係列事件如同曆史的多棱鏡，折射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權力博弈、民族關係與士大夫精神的複雜麵向。
權臣末路：桓溫的權力遺產與東晉的危機化解
桓溫作為東晉中期最具爭議的權臣，其一生都在“權臣”與“篡位者”的邊緣徘徊。寧康元年的到來，為他的政治生涯畫上了句號，卻也將東晉推向了權力重組的風口浪尖。
桓溫此次入朝的排場極具威懾性，“大陳兵衛”的陣仗與百官“戰懾失色”的反應，形成鮮明對比，生動展現了其權勢熏天的地位。王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的失態，更反襯出謝安“神色不變”的膽識與智慧。謝安一句“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的從容質問，看似輕描淡寫，實則暗藏機鋒——既點破了桓溫的猜忌之心，又以“諸侯有道，守在四鄰”的儒家政治倫理對其進行道德約束。這種“以柔克剛”的政治智慧，不僅化解了當場的危機，更為後續穩定東晉政局奠定了基礎。
桓溫病重期間求“九錫”的舉動，是其政治野心的最後暴露。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的應對策略，展現了士族官僚的政治手腕。他們沒有選擇與桓溫正麵衝突，而是通過修改詔文、拖延時間等柔性方式，巧妙地化解了這場可能引發政治動蕩的危機。王彪之“聞彼病日增，亦當不複支久”的判斷，精準把握了局勢的核心——時間站在維護晉室的一方。這種“以時間換空間”的策略，避免了東晉陷入內戰的深淵，體現了士族精英在危局中的理性選擇。
桓溫臨終前對謝安、王坦之的評價——“渠等不為汝所處分”，道破了權力博弈的本質：權力的維係不僅依賴於個人權威，更取決於製度框架與社會認同。他不讓弟弟桓衝加害謝、王二人的考量，既包含對現實政治平衡的認知，也暗含對家族長遠利益的算計。而桓衝最終放棄誅殺謝、王、穩定政局的選擇，表明東晉士族政治已形成“權力製衡”的潛規則——過度專權不僅會引發士大夫群體的反對，更會損害家族聲譽。
南北交鋒：前秦南進與梁益二州的易主
如果說東晉的內部權力交接是“軟著陸”，那麼前秦對梁、益二州的攻取則是“硬擴張”，這一軍事行動深刻改變了南北對峙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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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堅派遣的四路大軍分工明確，王統、朱肜出漢川，毛當、徐成出劍門，形成鉗形攻勢，展現了前秦成熟的軍事戰略規劃。相比之下，東晉梁州刺史楊亮的抵抗顯得倉促無力，其子楊廣在青穀戰敗後，“沮水諸戌皆委城奔潰”，反映出東晉邊防體係的脆弱。梓潼太守周颺的投降頗具戲劇性，因“母、妻被獲”而“失節”，卻在降秦後始終堅守晉臣氣節，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實則是魏晉士大夫“忠孝難兩全”的真實寫照。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的剛烈，以及在元會上怒斥“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的決絕，將儒家“夷夏之辨”的觀念展現得淋漓儘致。
苻堅對周颺的寬容態度耐人尋味。麵對周颺的屢次“不遜”，苻堅不僅不殺，反而“待之彌厚”，這並非單純的仁慈，而是其“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治國理念的實踐。在民族矛盾尖銳的魏晉時期，苻堅的民族政策具有超越時代的進步性——他試圖打破“華夷之防”的傳統觀念，構建多民族共存的統治秩序。這種理念雖然在當時顯得過於理想化，卻為後世民族融合提供了曆史借鑒。
前秦攻取梁、益二州的戰略意義重大。這一勝利不僅使前秦控製了長江上遊的戰略要地，打開了東進南下的通道，更將邛、莋、夜郎等西南民族納入統治範圍，擴大了政治影響力。而東晉失去梁、益後，西南防線徹底崩潰，隻能退守巴東，南北軍事力量的對比開始向有利於前秦的方向傾斜。桓衝派遣毛虎生父子伐秦卻因“糧乏”退兵，暴露了東晉軍事後勤體係的缺陷，也預示著未來南北戰爭的走向。
星象與政爭：權力合法性的另類敘事
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星象往往被賦予政治象征意義，寧康元年出現的彗星成為各方勢力解讀政治走向的重要符號。秦太史令張孟將彗星解讀為“燕當滅秦”“代當滅燕”的預兆，並建議苻堅翦除慕容氏勢力，反映了傳統占星術與政治鬥爭的密切關聯。張孟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慕容氏作為前秦的“仇敵”，卻在朝廷中“貴盛莫二”，這種權力結構確實潛藏著政治風險。
陽平公苻融的上疏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危機感，他以“狼虎之心，終不可養”的比喻，直指慕容氏可能構成的威脅。然而，苻堅卻堅持“修德可以禳災”的理念，拒絕了翦除異己的建議。這種分歧本質上是兩種治國思路的碰撞：張孟、苻融代表了“防患於未然”的現實主義政治觀，而苻堅則秉持“以德服人”的理想主義政治觀。曆史後來的發展似乎驗證了張孟的預言，但我們不能簡單否定苻堅理念的價值——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這種包容政策雖然風險巨大，卻是實現長治久安的可能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東晉方麵並未因彗星出現而產生大規模政治恐慌，這與東晉士大夫“敬鬼神而遠之”的理性精神有關。謝安、王坦之等決策者更關注現實政治問題，而非虛無縹緲的星象解讀，這種務實態度也是東晉能夠在危機中穩定政局的重要原因。
曆史啟示：權力平衡與民族融合的永恒命題
寧康元年的曆史事件為我們提供了多重啟示。在權力政治層麵，桓溫的興衰證明：單純依靠軍事權威的統治難以長久，真正穩定的政治秩序需要製度建構與社會認同的支撐。謝安、王坦之通過柔性手段化解權力危機的經驗表明，政治智慧往往比武力征服更能解決根本問題。
在民族關係層麵，苻堅的民族政策雖然最終未能成功，卻留下了深刻的曆史教訓：多民族國家的治理需要包容與警惕並存，既不能固守“夷夏之防”的狹隘觀念，也不能忽視民族矛盾的客觀存在。周颺的氣節與苻堅的寬容形成的張力，揭示了民族融合過程中的文化衝突與價值碰撞，這種碰撞正是推動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重要動力。
從更長的曆史視角看，寧康元年是東晉“門閥政治”向“士族共治”轉型的關鍵節點，也是前秦從地區性政權向全國性政權邁進的重要一步。這一年發生的事件，如同曆史長河中的漣漪，不僅影響了東晉與前秦的命運走向，更塑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文明的基本麵貌。權力的更迭、民族的交鋒、文化的碰撞，在這一年交織成一幅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為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政治的複雜性與多樣性提供了絕佳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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