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二丙戌日），北魏皇帝下令建造黃河大橋，想要讓軍隊通過。秘書監盧淵上奏表，認為：“以前那些處在太平時期的君主，從來沒有親自統領軍隊，在戰場上決一勝負；這難道不是因為勝利了也不足以彰顯武力，失敗了卻有損威望嗎？從前魏武帝曹操用一萬疲憊的士兵打敗袁紹，謝玄憑借三千步兵打敗苻堅的前秦軍隊，勝負的轉變，瞬間就能決定，並不在於人數的多少啊。”皇帝下詔回複說：“太平時期的君主不親自參與軍事行動，有的是因為天下統一沒有敵人，有的是因為懦弱無能貪圖安逸。現在說天下統一顯然不是這樣，把我比作懦弱無能之輩那更是恥辱，如果君主不應該親自帶兵打仗，那麼先王製造用於征戰的革輅車，又有什麼用呢？魏武帝的勝利，是因為他順應天理，苻堅的失敗，也是因為他政治失當；難道人少就一定能戰勝人多，弱小就一定能製服強大嗎？”二十三日丁未日），北魏皇帝講論軍事，命令尚書李衝負責選拔武官。
建康有個和尚叫法智，他和徐州百姓周盤龍等人發動叛亂，夜裡攻打徐州城，並攻了進去；徐州刺史王玄邈出兵討伐並誅殺了他們。
秋天七月，初一癸醜日），北魏立皇子拓跋恂為太子。
初六戊午日），北魏全國戒嚴，發布檄文並移送文書，宣稱要向南齊進軍討伐。南齊皇上下詔征發揚州、徐州的壯丁，廣泛招募士兵來做好防備。
中書郎王融，仗著自己出身名門、才華出眾，希望三十歲之前就能當上三公宰輔。他曾經夜裡在官署值班，拍著桌子歎息說：“就這樣默默無聞，鄧禹都要笑話我了！”有一次他出行遇到朱雀橋打開，道路喧鬨擁擠無法前進，他就捶打著車壁歎息道：“車前要是沒有八個侍從開道，怎麼能稱得上是大丈夫！”竟陵王蕭子良欣賞他的文學才華，對他格外親近厚待。
王融見皇上有北伐的想法，多次上書鼓勵，自己也大力練習騎馬射箭。等到北魏將要入侵時，蕭子良在東府招募士兵，任命王融為寧朔將軍，讓他負責此事。王融全心全意招攬人才，招到了幾百個來自江西的楚人，這些人都很有才能。
恰逢皇上生病，下詔讓蕭子良帶著披甲執仗的衛士進入延昌殿侍奉醫藥；蕭子良任命蕭衍、範雲等人擔任帳內軍主。十六日戊辰日），派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守樊城。皇上擔心朝廷內外人心惶惶，就強撐病體召集樂府演奏雅樂。蕭子良日夜都在皇宮內，皇太孫隔天進宮侍奉。
二十六日戊寅日），皇上病情危急，一度氣絕；皇太孫還沒進宮，朝廷內外一片恐慌，百官都已經換好喪服。王融想要假傳詔書立蕭子良為帝，詔書都已經草擬好了。蕭衍對範雲說：“外麵傳言紛紛，都說將會有不尋常的舉動。王融可不是拯救天下的人才，看著他要失敗了。”範雲說：“為國家擔憂的，隻有王中書啊。”蕭衍說：“他是想當周公、召公那樣的賢臣，還是像豎刁那樣的奸佞呢？”範雲不敢回答。等到皇太孫來了，王融穿著軍裝，紅色衣衫，在中書省門口阻攔東宮衛隊不讓他們進去。沒過多久，皇上又蘇醒過來，問皇太孫在哪裡，於是召東宮的兵器鎧甲都進宮，把朝廷事務托付給尚書左仆射西昌侯蕭鸞。很快皇上就去世了，王融安排用蕭子良的軍隊封鎖各宮門。蕭鸞聽說後，急忙趕到雲龍門，卻進不去，蕭鸞喊道：“有詔書召我！”強行擠了進去，扶著皇太孫登上大殿，命令左右侍從把蕭子良扶出去；他指揮部署，聲音洪亮如鐘，殿裡的人沒有不聽從命令的。王融知道事情不成，隻好脫下軍裝回到官署，歎息道：“蕭子良耽誤我了！”從此鬱林王蕭昭業對他懷恨在心。
皇上遺詔說：“皇太孫品德每天都在提升，國家有了寄托。蕭子良要好好輔佐他，思考治理國家的大道，朝廷內外各種事務，無論大小，都要和蕭鸞共同商議，一起拿主意！尚書省的事務，是職務的根本，都交給右仆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軍事方麵的策略，委托給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瑰、薛淵等人。”
齊世祖蕭賾留心處理政務，力求抓住關鍵，為人嚴明果斷，郡縣官員任職時間較長，如果官員犯法，就果斷處決。所以永明年間，百姓生活富足安樂，盜賊都不敢興風作浪。然而他很喜歡遊玩宴樂，對於奢華靡費的事情，嘴上常說痛恨，卻沒能一下子摒棄。
鬱林王還沒被立為皇太孫的時候，大家都猜測會立蕭子良，各種傳言沸沸揚揚。武陵王蕭曄在眾人麵前大聲說：“要是立賢能的人，那就應該是我；要是立嫡孫，那就應該是皇太孫。”從此鬱林王對他十分倚重信賴。直閣將軍周奉叔、曹道剛向來是鬱林王的心腹，鬱林王讓他們監管殿中的警衛；沒過幾天，又任命曹道剛為黃門郎。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勾勒出南北朝時期北魏與南齊之間劍拔弩張的政治軍事圖景，也暴露了權力場中人性的複雜與命運的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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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的南伐決策頗具象征意義。麵對盧淵“帝王不親戰”的勸諫，他以“非承平無敵，更非懦劣偷安”回應，既彰顯打破常規的決心，也暗含對自身統治合法性的強化。其強調“魏武勝在仗順，苻秦敗於失政”，看似駁斥“寡能勝眾”的觀點，實則是為親征尋找道義支撐——將戰爭勝負與天命人心綁定，既為軍事行動披上正當性外衣，也悄然轉移了對兵力對比的討論。這種將政治意圖融入軍事決策的思維，正是專製皇權運作的典型邏輯。
南齊的權力真空則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宮廷博弈。王融的野心幾乎改寫曆史，他深夜撫案慨歎“鄧禹笑人”，路遇阻礙怒斥“何得稱丈夫”，將文人的功名焦慮暴露無遺。其試圖矯詔立子良的舉動，看似是站隊之爭，實則折射出南齊門閥製度下“人地自恃”的階層困境——30歲渴望公輔之位的他，既想突破士族晉升的固化路徑，又深陷“八騶”所象征的等級迷思。而蕭衍一句“欲為周、召，欲為豎刁邪”的詰問，道破權力遊戲的本質：同樣的“憂國”之名，可能通向輔政賢名，也可能墜入亂臣深淵。
更值得玩味的是製度與人性的碰撞。齊武帝遺詔試圖構建“子良輔政、鸞參懷、眾臣分職”的權力平衡，卻難敵權力天然的擴張性。西昌侯鸞“排之而入”的果斷，王融“公誤我”的哀歎，形成鮮明對比——前者深諳宮廷鬥爭的叢林法則，後者則困於文人式的理想主義。這種反差印證了永明之世的悖論：齊武帝雖能“嚴明有斷”實現“百姓豐樂”，卻終因“好遊宴”的人性弱點未能根除製度隱患，最終讓權力交接淪為實力角逐。
曆史的吊詭之處正在於此：北魏以“親征”強化集權，南齊因“輔政”暴露分權漏洞，看似殊途，實則都在印證同一個真理——權力結構的穩定性，從來不取決於製度設計的完美，而在於人性欲望與規則約束的永恒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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