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大文學係的愛，一輩子的珍藏。
——題記
雨絲斜斜掠過浙江師範大學的香樟樹梢，把青磚教學樓的牆皮洇出深淺不一的水痕。我握著錄音筆站在走廊儘頭，看玻璃上自己的影子和窗外的雨幕重疊——再過十分鐘，要采訪的文學院李教授就該到了。指尖無意識摩挲著筆帽，忽然被風卷來的桂花香勾了神，恍惚間，那香氣裡竟混進了三十年前的油墨味，帶著紙張的粗糙感，一點點漫過記憶的堤岸。
“老師，您是在等李教授嗎？”穿校服的學生乾部抱著一摞作業本經過，怯生生地問。我點頭笑笑，目光卻還粘在窗台上那盆綠蘿上。葉片上的水珠滾下來，像極了當年丁莉莉趴在宿舍床頭，給《蓓草報》寫編者案時，筆尖滴在稿紙上的墨漬。那時她總愛用鋼筆尖敲著我的手背說：“寫東西要惜墨，你看這滴墨，本可以多寫兩個字呢。”
三十年前的函大文學係，藏在城郊一座廢棄的中學裡。教學樓的牆皮掉了大半，露出裡麵暗紅色的磚塊，像老人皸裂的皮膚。我們的宿舍是間舊倉庫改的，八張鐵架床擠在逼仄的空間裡，唯一的“書桌”是用四塊紅磚架起的木板，板麵上還留著上世紀的粉筆字：“向雷鋒同誌學習”。我和丁莉莉的床鋪挨著，她的枕頭邊總堆著半本《唐詩宋詞選》，書頁被翻得卷了邊，空白處寫滿密密麻麻的批注，有幾句是用鉛筆寫的，已經淡得快要看不清，倒像是時光故意留下的謎語。
丁莉莉是從縣城來的，第一次見麵時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辮子上綁著紅色的塑料繩，見人就臉紅。她的行李隻有一個帆布包，裡麵除了幾件換洗衣裳，就是一遝用麻線捆著的筆記本。後來才知道，那些本子裡抄滿了她從縣圖書館借的書，從《紅樓夢》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字跡娟秀得像初春抽芽的柳絲，連標點符號都寫得格外認真。
“你這首詩，”她第一次看我的習作時，手指在“月亮掛在煙囪上”那句下麵劃了道波浪線，“煙囪是直的，月亮是圓的，放在一起像不像娘蒸的白麵饅頭？”我被她逗得笑出了聲，卻也忽然覺得，那些被老師批評“不夠深刻”的句子，原來藏著這樣鮮活的意思。那時我們都窮，買稿紙要數著格子算，她就把家裡寄來的掛曆背麵裁成小方塊，用藍黑墨水一筆一劃抄錄投稿地址，說這樣“既不浪費，又能練字”。有次我發高燒，她半夜跑出去找校醫，回來時褲腳沾滿了泥，手裡卻還攥著半塊水果糖，說是路過小賣部時，用這個月的菜票換的。
“咱們辦份手抄報吧？”某個晚自習後的冬夜，我們蹲在宿舍樓下的煤堆旁，嗬著白氣商量。北風卷著雪粒子打在臉上，她裹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軍大衣，鼻尖凍得通紅，忽然拍手說：“叫《蓓草》吧，咱們這些在函大讀書的，不就像牆角偷偷長的草芽子？沒人大驚小怪，可自己知道在使勁往上冒呢。”我望著她眼裡跳動的光，忽然覺得那光比煤爐裡的火星還要暖，連忙從口袋裡掏出皺巴巴的煙盒，撕開背麵當草稿紙，她搶過我的鉛筆，一筆一劃寫下“《蓓草報》創刊計劃”，字跡被凍得有些發顫，卻透著股不肯服軟的勁兒。
第一期《蓓草報》是在食堂的案板上拚出來的。那時食堂下午五點就收攤，我們得等大師傅鎖門前溜進去，借著昏黃的燈泡趕工。丁莉莉負責插畫，她的畫稿上，迎春花能看出用了三種不同顏色的蠟筆——都是從隔壁小學的孩子那裡討來的，粉色的筆芯已經短得捏不住，她就用橡皮纏著繼續畫。我寫的創刊詞被她改得隻剩三行，最後那句“讓文字像草籽一樣，落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是她蘸著米湯寫在報頭旁邊的，說這樣能讓字跡更牢些。
那天食堂大師傅來鎖門，舉著馬燈照我們滿手的油墨，罵了句“瘋丫頭”，卻轉身從蒸籠裡摸出兩個熱饅頭塞給我們。丁莉莉咬著饅頭，墨水沾在嘴角也沒察覺，隻顧著數報紙的版數：“第一版發詩歌，第二版放散文，第三版留著登讀者來信……”蒸汽在她睫毛上凝成水珠，像落了層細雪，我忽然覺得，這簡陋的食堂案板上，正生長著比任何課本都珍貴的東西。
報紙印出來那天，我們抱著一摞紙在校園裡轉悠，心裡既緊張又驕傲。有個頭發花白的老教師接過報紙，戴著老花鏡讀了半天，說：“這‘蒲公英是天空的郵差’寫得好，比我教過的那些學生有靈氣。”丁莉莉的臉一下子紅了，拉著我就跑，跑到操場邊的楊樹下才停下，兩個人抱著笑作一團，樹葉子落了滿身也沒在意。後來才知道，那位老教師是退休的中文係教授，後來每期都給《蓓草報》寫稿，筆名就叫“老草”。
《蓓草報》漸漸有了固定的讀者。每周三下午，宿舍門口總會排起長隊，有工廠裡的夜班工人，下班來不及換工裝就跑過來；有街道上的退休教師，拄著拐杖來要報紙，說要帶給住院的老伴兒看；還有個修自行車的大爺，每期都來要兩份，說一份自己看，一份寄給在外地讀大學的兒子，“讓他知道，家裡也有懂文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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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莉莉每次整理來稿，都會把那些用鉛筆寫在煙盒背麵、藥盒內側的詩稿撫平，用紅筆仔細圈出押韻的句子，再端端正正謄抄到稿紙上。有次她拿著一張揉得不成樣的稿紙，眼睛亮晶晶地說：“你看這句‘機床在月光下打盹’，多妙啊，比咱們在課堂上學的比喻鮮活多了。”我望著她專注的側臉，忽然明白，所謂文學，從來不是書本裡的鉛字，而是藏在煙火氣裡的心跳。
那年夏天，暴雨連著下了三天。我們剛從印刷廠取了報紙，沒帶傘，隻能抱著油紙袋往郵局跑。雨水順著頭發往下淌，油紙袋根本擋不住雨，油墨順著報紙流下來，染藍了丁莉莉的白襯衫，像開了一片藍盈盈的花。她卻隻顧著把報紙往懷裡揣，說不能弄濕了讀者的地址。到了郵局，我們蹲在屋簷下一張張分開晾曬，她忽然指著我染藍的指甲笑：“你看，咱們也成詩人了，連手指頭都帶著墨水香。”
雨停的時候，天邊出了道彩虹，掛在郵局的紅磚牆上。丁莉莉撿起一張被雨水泡得發皺的報紙，忽然念起上麵的詩：“蟬鳴是夏天的標點符號，落在荷葉上，成了露珠……”她的聲音很輕，卻像羽毛一樣搔著心尖，我望著她被雨水打濕的辮子，忽然覺得，這世上最動人的詩，或許不是寫在紙上的，而是藏在某個暴雨天的屋簷下，藏在染藍了襯衫的油墨裡。
後來丁莉莉要去深圳了。她父親在那邊的工廠找了份工作，催她趕緊過去。臨走前一晚，我們坐在宿舍的木板床上，翻著《蓓草報》的合訂本，那是她用硬紙板和棉線一點點裝訂起來的，封麵寫著“第一輯”“第二輯”，邊角都磨圓了。她把合訂本塞進我懷裡，說：“你接著辦下去吧，我在深圳也給你投稿。”扉頁上有她新寫的字：“草會枯，芽會再長”，字跡比當年在食堂案板上寫的有力多了，卻還是帶著點抖，像怕被風吹走似的。
送她去車站那天，她背著那個舊帆布包，辮子上的紅繩換成了新的。火車開動時，她從車窗裡探出頭，手裡舉著本《蓓草報》，大聲喊：“彆忘了登我的稿！”風把她的聲音吹得斷斷續續，我站在月台上，看著火車變成一個小黑點，忽然發現手裡的合訂本被淚水打濕了，油墨暈開，把“丁莉莉插畫”那幾個字泡成了一片藍。
“老師？李教授來了。”學生的提醒把我拽回現實。走廊那頭走來一位鬢角斑白的女教授，穿著米色風衣，笑容溫和得像春日的陽光。“抱歉來晚了，剛在整理舊稿，看到些有意思的東西。”李教授伸出手，她的指尖帶著墨水的淡香，和記憶裡丁莉莉的味道很像。
采訪在文學院的會客室進行。窗外的雨已經停了，陽光透過香樟樹葉，在地上織出斑駁的光影。說到當代文學的民間力量，李教授忽然從包裡拿出一摞泛黃的報紙：“你們年輕時有沒有過辦刊物的經曆？我最近整理父親的遺物，發現他收藏的這份《蓓草報》，說是當年在函大教書時，兩個女學生辦的，字裡行間全是生命力。”
我看著那些熟悉的版麵，報頭的迎春花還是用三種蠟筆塗的，“老草”的文章旁邊，還有丁莉莉畫的小插圖——一棵歪歪扭扭的草，頂著顆露珠。李教授指著報紙角落的插畫簽名，說：“我父親總說，這個叫丁莉莉的姑娘，畫裡藏著光。”
我的眼眶忽然熱了。原來那些被我們小心翼翼珍藏的時光，早已像草籽一樣，落在了意想不到的土壤裡，悄悄發了芽。李教授說，她父親臨終前還在念叨，不知道當年辦報的兩個姑娘，現在是不是還在和文字打交道。“他說，真正的文學，從來不在廟堂之上，而在屋簷下、路燈旁，在那些願意為幾個字熬到深夜的人心裡。”
采訪結束時，李教授贈我一本她新出的散文集，扉頁題字是“文字如草，生生不息”。我握著書走出教學樓，看見陽光正透過雲層落在草坪上，草葉上的水珠閃著光，像極了丁莉莉當年畫筆下的星星。
手機忽然震動了一下，是條陌生號碼的短信，隻有一張照片：深圳的某個舊書市場裡，玻璃框裡擺著一本《蓓草報》合訂本，旁邊的標簽寫著“民間文學珍品”。照片下麵還有一行字：“路過看到的，想起咱們當年在郵局屋簷下曬報紙的日子——莉莉。”
我站在浙江師範大學的香樟樹下，忽然笑了。原來有些名字，有些時光，真的會像草籽一樣，無論埋在記憶的哪片土壤裡，總會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帶著濕潤的氣息，悄悄冒出來。就像此刻，風裡飄來的桂花香裡，我仿佛又聽見丁莉莉笑著說：“你看，咱們這些草芽子，不都好好長著呢嗎？”
遠處的教學樓傳來下課鈴聲，年輕的學生們說說笑笑地走出來，手裡捧著書，眼裡閃著光，像極了三十年前的我和丁莉莉。我握緊懷裡的《蓓草報》合訂本，忽然明白，所謂珍藏，從來不是把往事鎖進抽屜，而是讓那些時光裡的溫暖，像草一樣，在歲月裡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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