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跪在灶台前，灰燼簌簌地從指縫間滑落。
那半張火車票靜靜躺在掌心，像一塊燒焦的骨頭。
慶陽→廣州，2015年1月3日——正是我背著破書包、揣著最後五十塊錢離家那天。
我記得清清楚楚，這張票我一直攥在手裡，直到在廣州火車站出站口被檢票員撕去一半。
它不該在這裡，更不該出現在這堆冷了十三年的灶灰裡。
可偏偏就在眼前。
風從塌了一半的屋頂漏下來，吹得牆角塑料布嘩啦作響。
父親仍蜷在屋角，抱著錄音機，嘴裡喃喃著什麼，聲音輕得幾乎聽不清。
但我知道，他又在放那段話了——“但我還是會回來的。”
我的心猛地一抽。
這張票是誰帶回來的？
母親早已不在人世，村裡沒人知道我去哪兒。
除非……有人查過我的行蹤，甚至跟蹤過那段軌跡。
我掏出手機，拍下車票背麵那串鉛筆寫的數字：“h”。
字跡潦草，卻刻意整齊，不像是隨手塗寫。
我把照片發給張評估師，附了一句：幫我查一下這個編號，是否關聯婦聯或民政係統的檔案索引。
消息剛發出，手機震動起來。
是許念打來的視頻電話。
畫麵亮起時，她背後是一片昏暗的走廊燈光，聲音壓得很低，仿佛怕驚動誰。
“林致遠，”她頓了頓，“劉老師翻到了一份邊緣備份音頻，是省婦聯內部流轉時附帶的心理評估摘要。”她的目光直視鏡頭，“裡麵提到你這起案例時說——‘當事人家庭穩定性極差，無回歸意願預測值’。”
我僵住了。
“等等……什麼意思？”我聽見自己的聲音乾澀得不像話。
“意思是，”她緩緩道，“你在官方係統裡的尋人檔案，早在七年前就被標記為‘曆史關聯度低’，不再納入主動追蹤範圍。理由是你本人沒有表現出任何回歸原生家庭的心理傾向。”
荒謬感如冰水灌頂。
我十五歲那年摔門而出，是因為家裡欠債、母親病重無錢醫治，而村長陳世昌當著全村人的麵說“這種家底，養兒子也是浪費”。
我南下打工不是為了逃離，是為了活著回來救她們！
可現在，有人用一句冰冷的“無回歸意願”，把我從尋找名單上抹去了？
“最奇怪的是，”許念繼續說，“他們引用的數據來源……是我們‘夜燈屋’三年前提交的一份匿名調研報告。”
我瞳孔驟縮。
那份報告……是我主筆的。
關於流浪青少年對家庭聯結的心理抗拒程度分析。
我們采集了三百多個樣本，建立情緒波動模型和行為預測指數。
但它完全是宏觀研究，從未包含任何具體個案結論！
而現在，這份報告竟被用來反向定義我的人生——把我歸類為“主動斷絕關係者”，進而剝奪我被尋找的權利。
是誰在操作這些？是誰有權調取我們的數據，並扭曲其用途？
我還未開口，許念已看穿我的疑問：“原始報告裡根本沒有對你個人的心理建模。這意味著……有人借用了你們的研究框架，偽造了對你的評估邏輯。”
窗外夜色濃重，遠處傳來狗吠聲。
老屋木門被風吹得輕輕晃動，像某種無聲的叩問。
我盯著手中那張燒焦的車票，忽然意識到一件事——
這不是疏漏。
這是篩選。
有人正在用一套看不見的標準，決定哪些失蹤的人值得找，哪些不值得。
而我，差點就成了那個被“合理遺忘”的人。
淩晨兩點十七分，手機突然響起。
來電顯示：劉培訓師。
我接通，她聲音罕見地急促，沒有寒暄，直接說：“彆信‘低關聯’這三個字。”
我屏住呼吸。
“我剛剛調閱了當年省級尋人建檔流程標準文件，”她說，“隻要一個失蹤案例曾與誌願服務記錄、社區幫扶項目或公益組織產生過交叉匹配，就必須自動進入深度核查程序，不得降級處理。”
她停頓一秒，語氣沉下去：“可你的檔案，是被人手動標注為‘非優先處置類彆’的。繞過了所有係統預警機製。”
我手指收緊，指甲陷進掌心。
“負責初篩的心理協理員簽名……”她一字一頓，“是陳世昌。”
空氣凝固了。
那個攔下母親醫療救助申請的村長？
那個在我家最困難時逼債上門、煽動村民拆我家院牆的陳世昌？
他的名字，竟然出現在省級婦聯後台係統的心理協理員名錄裡？
而且是以專業身份參與尋人檔案分級？
十年前他掌控村莊資源，如今他還能影響全省的公益分配邏輯？
這絕不是巧合。
這是網絡。
一層層看不見的網，把某些人永遠擋在關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