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杜甫，第一反應就是“苦哈哈”的。好像他一輩子都在哭窮、歎氣，寫的詩不是“朱門酒肉臭”就是“路有凍死骨”，活成了唐詩裡的“悲情代言人”。
但要是以為他天生就這麼“喪”，那可就錯了——年輕時候的杜甫，也是個敢登泰山喊“會當淩絕頂”的狂傲小子。
不一樣的是，彆人隻看見泰山的雄偉，他卻從雲湧山巔裡，讀出了“山雨欲來”的心慌；彆人都在為盛唐狂歡，他卻早早就聽見了盛世崩塌的“第一聲裂響”。
他不是天生的“預言家”，他是盛唐轉衰最清醒的“先覺者”——用眼睛當鏡頭，用詩句當膠片，把彆人看不見的苦難、想不到的危機，一一拍了下來，成了後來人回望盛唐的“活史書”。
先從745年說起，這一年杜甫24歲，正是“鮮衣怒馬少年時”。他剛在長安獻了《三大禮賦》，唐玄宗看了特彆喜歡，讓他在集賢院待詔——簡單說就是“預備官員”，雖然還沒正式當官，但也算摸到了官場的邊，前途看著亮堂堂的。這時候的他，跟所有盛唐文人一樣，眼裡有光，心裡有夢，於是揣著這份意氣，去爬了泰山。
站在泰山腳下，他寫下了“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你看這口氣，不是小心翼翼的讚歎，是帶著點“天下第一山也不過如此”的狂傲；等到爬上半山腰，他又寫“蕩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雲在胸口翻騰，眼睛瞪得快裂開才看清歸巢的鳥。
彆光覺得這是寫景，這裡麵藏著杜甫的“小心思”：那“蕩胸”的雲，不隻是山間的雲霧，是他心裡隱隱的不安；那“決眥”要看的，不隻是歸鳥，是他想看清盛唐背後的真相。
為啥他會不安？因為那時候的盛唐，早就不是“開元盛世”的巔峰了。表麵上，長安還是車水馬龍，胡商還是絡繹不絕，暗地裡，毛病已經一大堆了：唐玄宗沉迷楊貴妃，不管朝政；李林甫、楊國忠這些奸臣把持大權，排擠好人；更要命的是，安祿山在河北招兵買馬，軍隊都快趕上中央軍了，明眼人都能看出不對勁，可沒人敢說——隻有杜甫，這個剛有點名氣的年輕人，在爬泰山的時候，把這份“不對勁”寫進了詩裡。
他寫“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表麵是說“等我爬上山頂，所有山都在我腳下”，深層裡，是他想站在最高處，看清這個時代到底要往哪走。這不是少年人的狂妄，是他骨子裡的“清醒”——彆人都在山腳狂歡，他卻想爬到山頂，看看遠處是不是有暴風雨要來。
後來的事證明，他沒看錯：十幾年後，安史之亂爆發，盛唐一夜之間塌了，而他早在泰山的雲裡，就預見了這場災難。
如果說李白是盛唐的“寵兒”，王維是盛唐的“隱士”，那杜甫就是盛唐的“觀察者”——他不沉迷於繁華，也不逃避現實，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被盛世遺忘的角落，投向了那些在底層苦苦掙紮的人。這不是他故意“找不痛快”，是他所處的社會土壤，逼得他不得不看清真相。
開元後期的唐朝，早就沒了“均田製”的公平——權貴們搶著占土地，把老百姓的田都吞了，無數農民變成了“流民”，要麼餓死，要麼被迫去當兵。
杜甫在長安待了十年，天天“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跟著權貴們蹭飯吃，看夠了富人的奢華：一頓飯能吃掉老百姓半年的口糧，一件衣服能抵上農民一年的收入；可轉頭再看街上，有賣兒賣女的，有餓倒在路邊的，還有被抓去當兵的年輕人，哭著跟母親告彆。
這些畫麵，彆人要麼看不見，要麼假裝看不見，可杜甫看見了，還把它寫成了詩——《兵車行》裡那句“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不是他瞎編的，是他真的聽說了：朝廷年年派兵去青海打仗，打輸了，士兵的屍體就扔在戰場上，沒人管，任憑風吹日曬，變成白骨。他還寫“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你想象一下那個場景：鹹陽橋上，全是送兒子、送丈夫去當兵的人，哭喊聲蓋過了車馬聲，揚起的塵土把橋都遮住了。
這哪是“盛唐氣象”？這是盛世下的“人間地獄”。
那時候的文人，早就開始“各走各路”了：王維看透了官場，躲進輞川彆業，靠山水禪意過日子；李白被賜金放還，到處遊山玩水，靠喝酒寫詩排解鬱悶；隻有杜甫，選擇了最難走的一條路——“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一年到頭都在為老百姓發愁，愁得腸子都快熱了。他不是不知道這條路苦，他自己都快餓死了，“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他還是放不下那些比他更苦的人。
有人說他“傻”，說他“自找苦吃”，可他不這麼想——他覺得文人不能隻寫風花雪月，不能隻顧自己快活，得為老百姓說話，得為國家擔責。這種“傻”，不是天真，是他作為文人的“良心”，是盛唐文人裡最珍貴的“社會責任感”。
如果說李白的“進取”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個人自信，王勃的“進取”是“不墜青雲之誌”的個人理想，那杜甫的“進取”，就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家國情懷——他想幫皇帝成為堯舜那樣的好君主，想讓天下的風俗變得淳樸，想讓老百姓都能吃飽飯、過上好日子。
更難得的是，他的理想裡，藏著對底層民眾的“深切共情”——他不是站在高處“同情”老百姓，是蹲下來“感受”老百姓的苦，把他們的苦難當成自己的苦難。
這種共情，在他44歲那年寫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裡，達到了頂峰。那時候他剛從長安出發，去奉先縣看老婆孩子，路上正好遇到唐玄宗帶著楊貴妃去華清宮享樂，沿途的官員忙著討好皇帝，把老百姓的東西搶來給皇帝用。
等他到了家，才發現小兒子已經餓死了——就是在這樣的悲痛裡，他寫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你能想象他寫這句詩時的心情嗎？不是憤怒的咆哮，是心痛到發抖的記錄：一邊是貴族家裡的酒肉放臭了，一邊是路邊的老百姓凍餓而死；一邊是皇帝和妃子在華清宮裡歌舞升平，一邊是他的兒子因為沒飯吃活活餓死。
這種對比，不是簡單的“貧富差距”，是盛唐的“精神分裂”——表麵的繁華，早就爛到骨子裡了。
這句詩，也成了盛唐文學的“轉折點”：在此之前，文人寫的大多是浪漫主義的風花雪月，是“仰天大笑出門去”的豪情；在此之後，文人開始寫現實主義的人間疾苦，是“路有凍死骨”的悲痛。
杜甫用自己的筆，把盛唐從“浪漫的幻夢”裡拽了出來，逼所有人看清“殘酷的現實”——他不是故意要“打碎”盛唐，是他知道，看清了破碎，才有可能找到修複的辦法。
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的日子更苦了：他被叛軍抓過，差點死在長安；他逃過荒，一路上吃樹皮、喝泥水；他當過小官，因為敢說真話，被排擠、被流放。
就算這麼苦，他也沒停下寫詩，沒放下對老百姓的牽掛。他寫“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不是在抱怨，是在記錄國家破了，但山河還在，春天來了，草木還在生長——他還在盼著國家能好起來；他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不是在空想，是他自己住漏雨的茅草屋，凍得睡不著，卻想著讓所有窮苦的讀書人都能有一間暖和的房子。
有人說他是“詩聖”。似乎“聖”這個字太遙遠了，他更像一個“老大哥”——自己過得不好，卻總想著幫彆人；自己受了委屈，卻總想著為彆人說話。他的詩裡沒有“仙氣”，隻有“人氣”——有老百姓的哭聲，有士兵的歎息，有孩子的餓啼，有妻子的眼淚。
這些“人氣”，讓他的詩成了“詩史”——不是官方寫的枯燥的曆史，是帶著溫度、帶著血淚的“活曆史”。
人們為什麼還讀杜甫？不是因為他的詩寫得有多華麗，是因為他教會人們“共情”——教會人們看見彆人的苦難，聽見彆人的聲音；是因為他教會我們“擔當”——教會人們就算自己過得不容易，也彆忘記為更弱小的人撐腰；是因為他教會人們“清醒”——教會人們彆沉迷於表麵的繁華，要看見繁華背後的問題。
就像現在，有人在工地裡辛苦乾活，有人因為生病沒錢治療而發愁——這時候，可以選擇轉身走開，也可以選擇像杜甫一樣，停下來，看一看，想一想：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就算做不了太多，至少彆忘記他們的存在，彆忘記這個世界還有需要我們關心的人。
杜甫早就不在了，他的詩還在；盛唐早就沒了，可他記錄的“人間”還在。他不是盛唐的“挽歌者”，他是盛唐的“守夜人”——在盛世的狂歡裡，他提著一盞燈，照亮那些被遺忘的角落，提醒所有人：彆隻顧著狂歡，彆忘了還有人在黑暗裡受苦；彆等到大廈傾塌，才想起修補裂縫。
這就是杜甫——一個在盛唐崩盤前提前“吹哨”的人，一個把老百姓的血淚寫進詩裡的人，一個讓我們永遠不敢忘記“人間疾苦”的人。
他的詩，從來不是寫給文人看的，是寫給所有“心裡有溫度”的人看的——不管過了多少年，隻要我們還能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刺痛，還能被“安得廣廈千萬間”感動，杜甫就一直活著，一直提醒我們：要做一個“清醒”的人，要做一個“有良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