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小巷子裡碰到少年李商隱，大概率會看到個瘦得像根豆芽菜的小子：穿著洗得發白的粗布衣裳，手指上沾著墨汁，要麼蹲在書鋪門口幫人抄書，要麼扛著小半袋米往家跑——那時候的他，還不是寫“春蠶到死絲方儘”的大詩人，就是個沒了爹、得靠養活全家的寒門子弟。
他這輩子，就像一場“剛看到光就被烏雲擋住”的戲：小時候苦到抄書抄到手指流血，好不容易靠才華熬出點名氣，又一頭紮進“牛李黨爭”的泥坑，最後連個安穩官都沒當上，四十多歲就鬱鬱而終。今天就聊聊，這個寒門才子是怎麼一步步往上爬，又怎麼被命運殘酷拽下來的。
爹沒了的日子：抄書到手指腫，也沒敢放下筆
李商隱的苦，從他9歲那年就開始了——他爹李嗣病死在浙江的官任上。消息傳回家，娘抱著他和弟弟妹妹哭了三天三夜，家裡的天一下就塌了下來。
唐朝的寒門人家，沒了男人就像沒了頂梁柱。他娘是個普通婦人，不會種地，不會經商，靠變賣家裡的舊東西過日子。沒過多久，值錢的東西就賣光了，連吃飯都成了問題。10歲的李商隱，看著弟弟妹妹餓肚子，咬咬牙說：“娘，我去乾活掙錢。”
他乾的活，都是最苦最累的：
去書鋪幫人抄書，一頁紙能掙兩個小錢。那時候的毛筆硬，紙也糙，他一天要抄幾十頁，手指被筆杆磨得通紅，晚上睡覺一碰到被子就疼，他不敢停——停一天，弟弟妹妹就少一頓飯。
去米店幫人“販舂”，就是把稻穀搗成米，再扛去給客戶送。他年紀小，力氣也小，扛著半袋米走在街上，腰都直不起來，汗順著下巴往下滴，他不敢喊累——喊累也沒人幫他。
冬天天最冷的時候，他還去河邊幫人洗衣裳，河水凍得手發麻，洗一會兒就要往懷裡熱熱，他不敢歇——歇一會兒，就少掙一個銅板。
就算這麼苦，他也沒放下過書。晚上家裡沒錢點燈，他就借著鄰居家的燈光看書；白天乾活間隙，他就把書揣在懷裡，有空就掏出來讀兩頁。他娘看著心疼，勸他“彆這麼拚了，先顧著吃飯”，他卻搖搖頭說：“娘，我好好讀書，才能讓咱們家好過點。”
老天爺沒辜負他的苦。16歲那年，他寫了《才論》和《聖論》兩篇文章，把自己對時事、對聖人之道的想法全寫了進去。文章傳到了當地官員手裡，有人一看就驚了：“這哪是個少年寫的？比那些老秀才寫得還好！”
就這麼著，“李商隱有才”的名聲慢慢傳了出去。這時候的他，就像在黑暗裡走了好久，終於看到了一點光——他知道，靠讀書，他說不定真能讓家裡翻身。
遇到令狐楚：終於有了“伯樂”，卻也埋下了“禍根”
真正改變李商隱命運的，是他遇到了令狐楚。
令狐楚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唐朝的大官，當過宰相，還是“牛黨”（以牛僧孺為首的政治派彆）的核心人物。他聽說有個叫李商隱的少年很有才，就特意召見了他。一見麵，令狐楚就讓李商隱寫篇文章，李商隱拿起筆，沒一會兒就寫好了。令狐楚一看，字寫得漂亮，道理說得透徹，當場就拍了桌子：“好小子！跟我學寫駢文（唐朝官場常用的文體），我教你！”
這對李商隱來說，簡直是天上掉餡餅。令狐楚不僅教他寫文章，還管他的吃穿用度，給他零花錢，讓他安心準備科舉。有時候令狐楚出差，還會帶著李商隱，讓他見見世麵，跟其他官員認識認識。
李商隱特彆感激令狐楚，把他當成親爹一樣對待。令狐楚也喜歡這個懂事又有才的孩子，常跟彆人說：“商隱這孩子，將來肯定有大出息。”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文章越寫越好，科舉的底氣也越來越足——他覺得，離“讓家裡好過點”的目標，越來越近了。
他沒意識到，令狐楚的“牛黨”身份，給他埋下了“禍根”。唐朝中後期的“牛李黨爭”，比現在的職場鬥爭狠多了：牛黨和“李黨”（以李德裕為首的派彆），就像死對頭，你提拔的人我就打壓，你支持的政策我就反對，連跟對方走得近都不行。令狐楚是牛黨大佬，李商隱跟著他，自然就被貼上了“牛黨人”的標簽——後來的一件事，讓他徹底成了“兩黨都不待見”的人。
26歲中進士：剛高興沒幾天，就栽進了黨爭的坑
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26歲的李商隱考中了進士。放榜那天，他拿著榜單，手都在抖，第一時間跑回家報喜——娘抱著他哭了，弟弟妹妹圍著他笑，家裡有了揚眉吐氣的一天。
高興的日子還沒過去，麻煩就來了。他在一次宴會上，認識了李黨官員王茂元。王茂元特彆欣賞李商隱的才華，不僅跟他聊得很投機，還想把女兒嫁給她。
李商隱當時沒多想：王茂元是大官，人又好，他的女兒肯定也不錯；而且剛中進士，要是能娶王茂元的女兒，對仕途也有幫助。於是，他就答應了這門親事，風風光光地娶了王氏。
這樁婚事，在牛黨眼裡，就是“忘恩負義”——你李商隱是令狐楚（牛黨）教出來的，現在居然娶李黨人的女兒，不是叛徒是什麼？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後來也成了牛黨大佬）更是氣得不行，覺得李商隱“白眼狼”，再也不跟他來往了。
這邊牛黨把他當成“叛徒”，那邊李黨也沒把他當成“自己人”——李黨覺得，李商隱本來是牛黨那邊的，現在嫁過來，說不定是牛黨派來的“臥底”，根本不信任他。
就這麼著，李商隱成了“兩頭不是人”：牛黨打壓他，不讓他當大官；李黨懷疑他，不給他人脈支持。他雖然中了進士，卻隻能當些沒實權的小官，比如秘書省校書郎（相當於現在的圖書管理員）、弘農縣尉（相當於現在的縣公安局副局長），乾的都是雜活，根本沒機會施展才華。
有一次，李商隱想給令狐綯寫封信，解釋一下不是故意“背叛”，令狐綯連信都沒拆，直接退了回去。李商隱拿著退回來的信，坐在桌子前，看著寫的詩，心裡又委屈又難過——他想娶個喜歡的人，想好好當官能做事，怎麼就成了“叛徒”？
輾轉幕府：跑遍大半個中國，還是沒逃過“鬱鬱而終”
既然在京城待不下去，李商隱去地方上的“幕府”當幕僚——就是給節度使（地方軍政長官）當秘書，寫寫文書，出出主意。這日子，比在京城還苦。
他先後去了桂州（今廣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台）等地的幕府，每一次都要走幾千裡路，路上風餐露宿，有時候還會遇到強盜。到了幕府，活兒多還不討好：節度使高興了，就給點賞賜；不高興了，就把氣撒在他身上。
更讓他難受的是，他根本沒法照顧家人。他娘年紀大了，身體不好，他卻隻能隔著幾千裡寫信；妻子王氏跟著他，沒享過一天福，反而要跟著他吃苦，後來還得了重病。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王氏病逝，李商隱連最後一麵都沒見到——他當時在梓州幕府，等他趕回家，王氏已經下葬了。
王氏的死，成了壓垮李商隱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看著王氏的墓碑，想起以前跟她在一起的日子，想起這輩子的遭遇：苦了半輩子，好不容易中了進士，卻困在黨爭裡；想好好照顧家人，卻連妻子最後一麵都沒見到；一身才華，卻隻能寫些沒人看的文書——他覺得太沒用了。
從那以後，李商隱的身體越來越差，精神也越來越消沉。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拚命寫文章，而是常常一個人坐在窗前，看著窗外的花開花落，寫些悲傷的詩，比如“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字裡行間全是絕望。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46歲的李商隱在鄭州的一個小旅店裡病逝。他死的時候，身邊沒有親人，一個老仆人陪著他；他留下的，除了一疊沒寫完的詩稿，什麼都沒有——那個曾經靠抄書謀生的少年，那個26歲中進士的才子，最終還是沒能逃過“鬱鬱而終”的命運。
寒門才子的命，到底輸給了什麼？
李商隱這輩子，輸的不是才華——他的詩，流傳了一千多年，直到現在還有人讀；輸的也不是努力——他從寒門少年，靠抄書讀書考中進士，拚儘了全力。他輸的，是那個黨爭激烈的時代，是寒門子弟逃不開的“身份枷鎖”。
他要是沒跟著令狐楚，可能連科舉的機會都沒有；可跟著令狐楚，又被貼上了“牛黨”的標簽；他要是沒娶王茂元的女兒，可能不會被牛黨打壓；可娶了她，又成了李黨的“外人”——他怎麼選，好像都是錯的。
就像現在的有些人，努力了半輩子，卻因為行業變動、人際關係，沒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李商隱的厲害之處在於，就算命運對他這麼不公，他還是把苦、愛、遺憾，寫成了詩。
那些詩，就像他的“呐喊”，穿越了千年，告訴我們：曾經有個叫李商隱的寒門才子，他來過，他努力過，他愛過。
直到現在，我們讀起“春蠶到死絲方儘”，還能想起他對王氏的深情；讀“此情可待成追憶”，還能體會他錯過的遺憾；讀“君問歸期未有期”，還能感受到他漂泊的孤獨——這大概就是他留給世界最好的禮物：就算人生滿是挫折，也要把真誠藏進文字裡，讓後來的人，能從裡麵找到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