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
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
力儘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腳踩在被太陽曬燙的土地上，後背被太陽烤得像著火一樣，這畫麵感太強了，誰讀了都能想到農民的辛苦。
“力儘不知熱，但惜夏日長”更是絕：農民們已經累得沒力氣了，卻不覺得熱，隻盼著白天能長一點，好多割點麥子。不是不怕熱，是怕沒飯吃，是怕一年的辛苦白費。
這首詩比《賣炭翁》更通俗，連不識字的老太太都能聽懂——有人把詩念給長安街頭的老婦人聽，老婦人聽完，哭著說：“這寫的就是我們啊！夏天割麥，真是把命都快搭上了！”
白居易寫這首詩，不是為了“同情農民”，是為了“罵官員”——他在詩的最後寫：“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儘日不能忘。”意思是“我沒什麼功勞，沒種過田，卻拿著三百石的俸祿，年底還有餘糧，想起農民的苦，我心裡特彆愧疚，整天都忘不了”。
這話看似是自責，其實是在罵那些當官的：“你們拿著俸祿，不替農民做事，還搶他們的糧食，難道不覺得愧疚嗎？”
新樂府運動：和元稹聯手，讓詩歌變成“替百姓說話的武器”
白居易寫《賣炭翁》《觀刈麥》的時候，發現一個問題：當時詩壇上的詩，要麼是寫風花雪月的，比如“春花秋月何時了”；要麼是寫神仙鬼怪的，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也不關心。他覺得，詩歌不應該是“文人的玩物”，應該是“替百姓說話的工具”，應該反映現實、解決問題。
正好，他的好朋友元稹也有同樣的想法。元稹和白居易是同科進士，也看不慣當時詩壇的風氣，也想寫反映百姓疾苦的詩。有一天，倆人在白居易家裡喝酒，聊起這事，越聊越投機。
元稹說：“現在的詩，都在玩文字遊戲，沒人管百姓的死活，得改改這風氣！”白居易說：“對！應該發起一個運動，寫一種新的詩，叫‘新樂府’，就寫百姓的苦、官場的黑，用通俗的語言，讓老百姓都能懂，讓朝廷不得不重視！”
就這樣，新樂府運動開始了。白居易和元稹還提出了一個文學宣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文章應該為時代而寫，詩歌應該為現實而作，不能****，不能無病**。
為了推動這個運動，白居易寫了《新樂府》五十首，全是反映現實的：《杜陵叟》寫農民被貪官欺負，糧食被搶走；《繚綾》寫織錦的女子辛苦織出的綾羅，被皇帝和妃子浪費；《新豐折臂翁》寫老百姓為了躲避兵役，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斷。
元稹也寫了《新題樂府》十二首，比如《田家詞》寫農民被賦稅逼得家破人亡，《織婦詞》寫織婦織到手指流血，卻換不來一頓飽飯。
他們還帶動了其他詩人，比如張籍、王建，也跟著寫新樂府詩。張籍寫《野老歌》：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
王建寫《水夫謠》：
“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
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
這些詩，語言通俗，像說話一樣，老百姓都能聽懂；內容真實，全是他們身邊的事，所以很快就傳遍了全國——有的農民把詩抄在牆上，提醒“彆被貪官騙了”；有的官員看到詩，怕被罵，不敢再隨便敲詐百姓；連皇帝都看到了這些詩，不得不下命令，整頓賦稅、禁止宮市。
有人罵白居易和元稹：“你們寫這些詩，是在抹黑朝廷，是在挑撥百姓和朝廷的關係！”白居易卻反駁：“我們不是抹黑朝廷，是在幫朝廷——朝廷不知道百姓的苦，我們把苦寫出來，朝廷才能解決問題，才能讓百姓安居樂業，這不是幫朝廷是什麼？”
確實，新樂府運動沒白搞——朝廷後來真的廢除了“宮市”，減輕了部分地區的賦稅，還懲罰了幾個貪汙的官員。雖然這些改變不能徹底解決中唐的問題，但至少讓老百姓的日子好過了一點，也讓更多文人開始關注現實，不再隻寫風花雪月。
鋒芒畢露的代價：被罵“多管閒事”，卻沒忘了初心
白居易在長安當左拾遺的那幾年，活得像一把“鋒芒畢露的刀子”——敢給皇帝提意見，敢寫詩歌罵貪官，敢發起運動改變詩壇風氣，得罪了不少人。
有次，一個貪官被白居易寫詩罵了，懷恨在心，就跟皇帝說：“白居易這個人，太狂了，天天寫些破詩罵朝廷，還煽動百姓，這樣的人不能留在長安！”皇帝本來就覺得白居易有時候太囉嗦，聽了貪官的話，就想把白居易貶走。
幸好有幾個正直的官員替白居易說話：“白居易雖然說話直，但他是為了百姓、為了朝廷，要是把他貶走了，誰還敢給陛下提意見？誰還敢替百姓說話？”皇帝這才沒貶他。
白居易知道後，沒覺得害怕，反而更堅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在給朋友的信裡寫：“我這輩子，就想替百姓說話，就算得罪人，就算被貶，也不會改。要是因為怕得罪人就不說話，我對不起少年時的初心，對不起母親的教導，也對不起那些受苦的百姓。”
他沒忘少年時的經曆——沒忘逃荒時看到的餓肚子的百姓，沒忘母親用米漿教他寫字時說的“讀書要為百姓”，沒忘湘靈說的“要記得寫老百姓的事”。正是這些經曆，讓他在長安的官場裡，沒被磨掉棱角，沒變成隻會說空話的官員。
後來，白居易因為替朋友說話，還是被貶到了江州，也就是寫《琵琶行》的地方。臨走前，他把寫的新樂府詩整理好，交給朋友，說：“我走了以後，你接著把這些詩傳下去，彆讓大家忘了百姓的苦。”
朋友點點頭，說：“你放心，你的詩會一直傳下去，你的初心，也會有人記得。”
長安的日子，不是逐“當官的夢”，是逐“替百姓說話的夢”
白居易在長安的那幾年，不是來“逐當官的夢”的，是來逐“替百姓說話的夢”的——28歲考《策林》，是為了有機會提建議；當左拾遺，是為了敢給皇帝說真話；寫《賣炭翁》《觀刈麥》，是為了讓百姓的苦被看見；發起新樂府運動，是為了讓詩歌變成“武器”。
他的詩，沒有華麗的詞藻，卻比任何“陽春白雪”都有力量；他的人，沒有圓滑的處世技巧，卻比任何“老謀深算”的官員都有良心。他就像長安城裡的一束光，照亮了中唐的黑暗，溫暖了受苦的百姓。
現在讀《賣炭翁》《觀刈麥》，還能感受到那種直擊人心的疼——不是因為詩寫得好，是因為詩裡的人、詩裡的苦，太真實了，真實到讓我們想起那些為了生活拚命的人，想起那些被忽視的底層百姓。
白居易在長安的日子，雖然沒當多大的官，雖然得罪了不少人，被貶走了，但他沒白來——他讓更多人知道，詩歌可以替百姓說話，官員可以為百姓做事，初心可以一直堅守。這就是白居易，那個在長安拿著筆當“刀子”的諫官，那個一輩子“為百姓寫詩”的詩人，那個沒忘初心的“詩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