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籍是他最好的朋友，倆人經常擠在張籍的小破屋裡，就著一碟鹹菜，喝一壺劣質的酒。張籍跟他說：“仲初，你的詩寫得越來越好了，比我強。”王建笑著說：“還不是跟你學的？當年在學館，你教我怎麼把話說得實在。”
有一次，張籍家裡窮得沒米了，王建把當月的俸祿分了一半給他，還說：“你彆跟我客氣，當年在邊塞，我要是沒你寄的棉襖，早就凍死了。”
後來張籍寫了首《贈王建》：
“自君去後交遊少，東野亡來篋笥貧。
賴有白頭王建在，眼前猶見詠詩人”，把他當成唯一的知己。
韓愈也很看重王建，覺得他的詩“有杜甫的風骨”。有次韓愈帶他去見白居易，白居易剛寫完《賣炭翁》，讀給他們聽。王建聽了，激動地說：“白兄，你這詩寫得太好！我也寫了首《水夫謠》，跟你這意思差不多。”說著就把詩念了出來。白居易聽完，拍手叫好：“好！咱們這些人，就該寫老百姓的苦，讓朝廷知道下麵的人有多難！”
跟這些朋友在一起，王建覺得不孤單了。雖然官沒當大，但他的詩，有人懂；他的心思，有人明白。
晚年的“王司馬”：從樂府到宮詞，寫透了宮廷裡的寂寞
大和三年（829），王建快六十歲了，頭發全白了，背也有點駝。這一年，他熬上了一個“像樣”的官——陝州司馬（今河南三門峽），從五品，雖然還是沒什麼實權，但總算擺脫了“下僚”的身份，人們也開始叫他“王司馬”。
陝州離長安遠，沒那麼多瑣碎事，王建的日子清閒了些。可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跑鄉下、見纖夫了。他的詩風，慢慢變了——從寫民間疾苦的“樂府詩”，轉向了寫宮廷生活的“宮詞”。
有人說他“變了”，開始寫奢華的宮廷了。王建自己知道，他寫的不是奢華，是宮廷裡的“另一種苦”——宮女的寂寞，宦官的專權，還有那些看似光鮮的背後，藏著的無奈。
他的《宮詞》百首，是在陝州寫的。有的是聽來的，有的是他以前在長安當太常寺丞時，接觸到宮廷禮儀，看到的場景。
他寫宮廷的莊嚴：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皇帝朝會時，金殿巍峨，雲車華麗，看著氣派，可他知道，這氣派背後，是多少百姓的賦稅堆出來的。
但他寫得更多的，是宮女的寂寞。有一首《宮詞》，寫得特彆細膩：
“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
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宮女們早上起來，看到台階前的掃地夫，覺得新鮮——她們一輩子待在宮裡，沒見過外麵的男人。圍著掃地夫，爭著給他錢，問他：“外麵的世界，是不是跟宮裡不一樣？”
王建寫這首詩時，想起了當年在長安看到的宮女。有次他去太常寺辦事，看到幾個宮女站在宮牆邊，望著牆外的柳樹發呆。有個宮女看到牆外的老百姓路過，眼裡滿是羨慕。宮女們看似住在華麗的宮殿裡，其實跟坐牢一樣，一輩子見不到親人，也得不到愛情，在宮裡慢慢老去。
他還寫宮女的“無奈”：
“禦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
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
宮女們在宮裡，吃的是最好的飯菜，可心裡苦，覺得春天都難熬。白天躺著，像生病一樣，其實是寂寞得沒精神，隔著簾子叫女醫人來，不是真的生病，就是想有人陪自己說說話。
這些《宮詞》，突破了以前“宮怨詩”的老套——以前的宮怨詩，隻寫宮女的“怨”，王建卻寫得更細：她們的好奇、她們的渴望、她們的假裝生病，全是活生生的人。他沒把宮女寫成“符號”，而是寫成了“有血有肉的女人”，跟鄉下的農婦、河邊的纖夫一樣，都是苦命人。
有一次，劉禹錫來看他，讀了他的《宮詞》，說：“仲初，你這宮詞，寫得比樂府詩還動人。彆人寫宮怨，是站在外麵看；你寫宮怨，是站在宮女心裡看。”王建笑了笑：“其實都一樣，不管是民間還是宮廷，隻要是人，就有苦。我隻是把看到的、聽到的，寫下來而已。”
晚年的王建，身體越來越差，經常咳嗽，冬天更嚴重。他還是每天寫詩，寫累了就坐在院子裡曬太陽，想起年輕時的日子：在潁川啃冷饃、在邊塞扛凍、在昭應縣替農民交稅、在長安跟張籍喝酒……他覺得這輩子，沒白活——雖然官沒當大，但他寫了很多詩，這些詩裡，有老百姓的苦，有宮女的寂寞，有朋友的情分。
大和四年（830），王建在陝州司馬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四歲。他去世後，家人整理他的遺物，除了一箱子詩稿，隻有幾件舊衣服、幾本書，還有張籍當年送他的那件厚棉襖——雖然已經破了，卻一直被他珍藏著。
後來，有人把他的詩編成了《王司馬集》，裡麵的樂府詩、宮詞，流傳了一千多年。人們讀他的《田家行》，會想起農民的苦；讀他的《水夫謠》，會想起纖夫的累；讀他的《宮詞》，會想起宮女的寂寞。
王建這一輩子，沒當過大官，沒享過福，可他用一支筆，把人間的苦都寫了下來。他就像一個“記錄者”，不管是寒門的掙紮、邊塞的殘酷、下僚的心酸，還是宮廷的寂寞，他都記在詩裡，告訴後人：不管在哪個時代，都有一群人在苦日子裡掙紮，也都有像他一樣的人，在為這些人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