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教育部的辦公樓裡，科員小林對著各省高校經費報表皺眉。漢東幾所重點理工高校的國家研發經費申請額，比去年驟降40，有的院係甚至砍掉了半數申報項目。“漢東這是怎麼了？難道縮減科研投入了？”他連忙拿著報表，敲開了司長辦公室的門。
司長接過報表，目光停在“漢東理工大學”“漢東農業大學”的名字上。這幾所高校往年都是經費申請“大戶”，今年突然“低調”，實在反常。“不能隻看報表，得去實地看看。”司長當即拍板，“組建個調研組，明天就去漢東，弄清楚經費去哪了，項目為什麼砍。”
調研組抵達漢東那天，陸雲正在京州高新區的聯合實驗室考察。聽說教育部來人，他笑著說：“正好，讓你們看看漢東的‘新玩法’，保準比看報表明白。”他領著調研組直奔漢東理工大學的芯片實驗室，剛到門口就聽到裡麵的討論聲。
實驗室裡，張教授正和趙剛電子廠的工程師商量技術細節，桌上擺著厚厚的測試報告。“你們申請的國家經費少了，項目也砍了不少，科研怎麼還這麼忙？”調研組組長忍不住問。張教授指著身後的設備：“這些都是企業投的，300萬，比申請國家經費快多了，還不用反複簽字審批。”
趙剛在一旁補充：“我們需要芯片故障診斷技術，高校有團隊有能力，直接投錢合作，三個月就出成果，下個月就能裝到生產線。比等著國家經費撥款、走流程，效率高太多了。”調研組成員翻開項目台賬，發現類似的企業合作項目有20多個，資金總額超2000萬。
接著，調研組去了漢東農業大學的食品實驗室。陳教授團隊正在調試桃汁鎖鮮設備，旁邊的貨架上擺滿了桃醬、桃脯樣品。“今年我們隻申請了1項國家經費，砍了5個‘純理論’項目，轉而跟10家農產品企業合作。”陳教授拿出賬本，“企業投了1500萬，比國家經費還多300萬，成果還能直接落地。”
王磊罐頭廠的技術工老周正好來取樣品，笑著說：“教授幫我們改良了桃脯工藝，廢品率降了一半，上個月產值漲了20。我們樂意投錢，以後還要追加！”調研組看著生產線旁忙碌的研究生，發現他們手裡的實驗記錄，全是跟企業生產相關的實際問題。
在漢東工業大學的新能源實驗室，調研組更是開了眼界。企業投建的聯合實驗室裡，500萬的設備一應俱全，教授帶著研究生和企業工程師一起攻關。“國家經費申請下來，至少要半年，我們的儲能技術等不起。”企業負責人說，“跟高校合作，錢投進去，專家和學生馬上就能上手，值！”
當天下午，調研組召開座談會。陸雲拿出一組數據：“今年漢東高校國家經費申請額降了40，但企業研發投入漲了120，合作項目比去年多了80個。不是砍了項目，是把‘紙上談兵’的理論項目，換成了企業急需的實用項目。”
教育廳廳長補充道：“我們還出台了政策，鼓勵高校跟企業合作，科研人員能拿技術分紅，學校能提留經費用於學科建設。漢東理工大學今年靠企業合作，給學科建設添了500萬，比國家經費的專項撥款還靈活。”
調研組組長翻著手裡的材料，越看越驚訝。漢東農業大學的陳教授團隊，靠企業合作項目，今年已經拿到120萬分紅，研究生每月能領2000元生活補貼；漢東理工大學的芯片實驗室，不僅解決了企業難題，還申請了5項專利，其中2項被企業以高價買走使用權。
“原來經費沒少，隻是來源變了；項目沒砍，隻是方向轉了。”調研組組長恍然大悟，“企業出錢，高校出技術，雙方共贏，還省去了國家經費的審批流程，真是個好模式！”他當即決定，把漢東的做法寫成專題報告，帶回京都。
調研組離開後，教育部很快召開全國高校科研工作會議，專門邀請漢東教育廳和幾所高校的代表發言。當張教授、陳教授拿出企業合作的成果、賬本和專利證書時，台下的高校負責人紛紛坐直了身子。
“我們也想跟企業合作，但擔心沒人投錢怎麼辦？”有高校代表提問。陳教授笑著說：“關鍵是找對需求。企業需要能解決生產難題的技術，咱們就盯著這些難題做研究，彆搞那些沒人用的‘空對空’項目。漢東有企業需求數據庫，隨時能匹配高校團隊。”
漢東教育廳廳長則分享了政策經驗：“要給科研人員鬆綁，允許他們拿技術分紅；給學校放權，讓合作經費能靈活使用。還要搭建平台，讓企業和高校精準對接，我們每年舉辦兩次產學對接會，促成了上百個合作項目。”
會議結束後，不少省份的教育部門和高校都來漢東“取經”。北部某省的一所理工高校，直接跟漢東理工大學簽訂了“結對協議”，派老師和學生來學習企業合作模式；東部某省則照搬漢東的“企業需求數據庫”，三個月就促成了30多個合作項目。
漢東的高校也更忙了。張教授團隊又接到了3家外地企業的合作邀請，都是衝著重金屬檢測技術來的；陳教授的實驗室裡，來自南部某省的農產品企業代表正在考察，打算投200萬研發柑橘深加工技術；漢東工業大學的新能源團隊，更是被5家企業“搶著合作”，聯合實驗室要擴建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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