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間的蟬鳴早已消儘，隻餘下幾片枯黃的樹葉在風中打著旋兒，落在田埂上、泥路上，像是為誰送行。村後的老槐樹葉子也漸漸黃了，枝頭掛著零星的葉片，在風中輕輕搖晃，仿佛也在低聲歎息。
在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山村裡，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也沒有商旅往來的熱鬨。有的，隻是一代又一代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人，守著幾畝薄田，盼著風調雨順，卻往往等來的是一場場無望的秋雨或乾旱。
可就在這樣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清晨，村口卻站著三個漢子，他們的影子拉得老長，映在泥路上，像是三棵即將遠行的樹。
他們是從村東、村中和村西三個方向聚來的，彼此熟識，也都知道對方家裡的日子過得有多艱難。這三個人，一個是李大山，村裡的佃農，老實巴交，家裡有婆娘和兩個娃；一個是張鐵柱，三十出頭，沒娶上媳婦，跟老母親相依為命，靠打短工和種坡地過活；還有一個是王長根，四十來歲，家裡兄弟多，分到的田最少，年年靠借糧度日，是村裡最窮的人家之一。
三人肩上扛著簡單的行李——幾件破舊的衣裳、一床補丁摞補丁的棉被，打成一個小小的包袱，用一根麻繩捆著，斜掛在扁擔上。腳邊放著幾個粗布包，裡麵裝著些乾糧：紅薯乾、玉米餅，還有一小罐鹹菜。那是他們從家裡省出來的，路上充饑的東西。
除此之外，他們每人懷裡還揣著幾枚銅錢——那是家裡僅有的積蓄，有的是賣了一隻老母雞換來的，有的是把祖傳的一把銅勺當掉的，還有的是東拚西湊，從鄰裡那裡借來應急的。
他們沒有多話，隻是默默地檢查了一遍行李，又抬頭看了看遠處蜿蜒進山的小路，再望了望天邊那尚未完全明亮的天空。
李大山蹲下身，把包袱重新捆緊了些，低聲說道：“這趟去廣州府，路遠著呢，聽說要先走水路，再轉旱路，一路上不知要花多少時日。”
張鐵柱點了點頭，嗓音沙啞：“我娘昨夜還拉著我的手不放，說……說我這一走，不知還能不能回來。可我……我實在是沒有法子了。”
王長根沉默了一會兒，從懷裡掏出那幾枚銅錢，看了看，又小心地塞回去，低聲道：“我家裡那幾個小的，還等著我帶點銀子回來。哪怕……哪怕隻夠買上一畝薄田呢，也值了。”
李大山拍了拍兩人的肩，沉聲道：“咱們這一趟，是去闖一闖。聽說去長沙找一個南洋貿易公司，他們包吃住，在廣州府有船。招人去海外，說是能分地，百畝！要是真能闖出個名堂，咱們就回來，接上家裡人，一起過好日子。”
“要是……要是闖不出名堂呢？”張鐵柱低聲問，眼裡透著一絲不安。
李大山沉默了一會兒，望著遠處霧靄籠罩的山巒，緩緩道：“那也得試試。總比一輩子窩在這山溝裡，守著兩畝薄田，年年挨餓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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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漸漸亮了起來，遠處傳來幾聲雞鳴，炊煙從村中一戶戶人家的屋頂上嫋嫋升起。村裡人陸陸續續起床了，有人在田裡勞作，有人在喂雞喂豬，也有人站在自家門口，遠遠地看著村口這三位即將遠行的漢子。
阿秀躲在屋裡，一個人邊燒柴火，一邊抹著眼淚。
沒有人來送行，也沒有人高聲告彆。在這個窮苦的小山村，離彆是常事，也是最無力的事。大家心裡都明白：這一去，山高水遠，凶險難料，誰也不知道能不能回來。
可他們也知道，這些漢子，是為了家裡的生計，為了孩子的未來，為了那或許永遠也觸不到的“好日子”，才咬牙踏上了這條未知的路。
李大山最後看了一眼自己的家——那幾間低矮的泥草屋，煙囪裡正冒著淡淡的炊煙，那是阿秀在燒早飯，孩子們應該還沒有醒來。
他深吸一口氣，彎腰挑起了行李，穩了穩肩上的擔子，然後直起身，對張鐵柱和王長根點了點頭。
“走吧。”
三個漢子，邁開了腳步。
他們的背影，在晨曦中顯得格外堅定，也格外孤獨。
李大山的兒子小虎，此時站在山坡上，這孩子昨夜就睡不著，他聽到父親的出門，就一個人跑上山，看著大人們離去。
他想喊：“爸，你彆走”，可他喊不出來，孩子蹲在地上也在哭，號啕大哭。
腳下的泥路延伸向遠方，穿過稻田，越過山梁，通向山外的世界——通向廣州府，通向那片他們從未去過、卻寄托了全部希望的遠方。
或許，這一去，便是命運的轉折；
或許，這一彆，便是永世的分離。
但此刻，一無所有的他們，隻能往前走。
為了家為了那或許存在的“百畝良田”。
中國人啊，祖祖輩輩，從古至今，都在種地。
一塊地，一頭牛，一把鋤頭，幾間泥草屋，就是一家人的全部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種秋收，寒來暑往，年複一年，代代相傳。土地，是命根子，是飯碗，是根，是家，是希望，也是歸宿。
可奇怪的是，太平年月越久，反而大多數百姓，會慢慢窮困下去。
不是因為不勤勞，不是因為不耕種，而是“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土地隨著災荒，戰亂，甚至強取豪奪，漸漸不在自己手裡了。
起初，一家人勤勤懇懇，守著幾畝薄田，雖不富裕，卻也餓不著，衣衫雖破，卻有瓦遮頭。但年景總有起伏，有的年頭旱，有的年頭澇，收成不好，便借糧、借錢。借的時候，是萬般無奈；還的時候，卻要加上利錢，利滾利，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還不上怎麼辦？隻能拿地去抵。
慢慢地，田沒了，地賣了，隻剩下力氣，去給地主當佃農，去租種那原本屬於自己的土地，交上五成、六成，甚至七成的租子，一年到頭拚死拚活，剩下的隻夠勉強糊口。
再後來，連租種的機會都沒有了，隻能去給富戶做長工，打短工，或者背井離鄉，去城裡做苦力，拉板車，挖礦，進工廠，做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錢，住最破的棚，吃最差的飯。
而那些土地呢？集中到了誰的手裡？
皇上？不，皇上高高在上，他擁有天下，卻並不真正“擁有”每一寸土地。
士大夫？官員？貴族？他們才是真正的“地主”。
他們或承襲祖上田產，或通過科舉入仕後兼並土地，或利用權勢巧取豪奪，或放高利貸迫使農民典當田地。他們穿著綾羅綢緞，住著深宅大院，餐餐有肉，仆從成群，而他們財富的根基，正是那千千萬萬農民手中失去的一塊塊田地。
還有那些有知識的人——讀書人、商人、鄉紳，他們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也參與到了這場無聲的掠奪之中。他們知道土地的重要，也知道農民對土地的感情，但他們更知道，土地意味著財富，意味著權力，意味著地位。
於是，曆朝曆代，隻要和平的越久，土地兼並就越厲害，而且愈演愈烈。
牛野是慢慢懂得，不外卷，就內卷！
西方列強向外擴張，用殖民地，用股票來圈住大量資本，不斷對外擴張。
而大清，在瘋狂內卷，資本沒有出路，那怎麼辦？買地！不斷的買地，直到買到國家崩潰，萬民起義，再次洗牌為止！
每一次改朝換代之初，新皇登基，天下初定，國家手裡有兵權。這時往往都會施行一些“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勸課農桑”的政策，鼓勵農民回歸土地，甚至會武力“均田”“限田”，抑製豪強，殺個滾滾人頭，強製把土地分給農民，讓耕者有其田。
老百姓若是沒了地，接下來就是造反，這是所有統治者都心知肚明的事。
曆史上，一次次的農民起義，無論是陳勝吳廣，還是黃巢、李自成、洪秀全，喊出的口號裡，總少不了一句——“均田地！”或“有田同耕，有飯同食！”
因為老百姓心裡最樸素的願望，就是能有塊自己的地，能種上糧食，養活一家老小，不再受餓挨凍，不再看人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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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偏，這最樸素的願望，卻曆朝曆代都無法真正實現。
為什麼？
因為利益牽扯太多，太深，太複雜。
你若真要“平均地權”，要動那些權貴、地主、官僚手裡的土地，那他們能答應嗎？他們背後，是一張盤根錯節、牢不可破的利益網——有官府撐腰，有軍隊保護，有律法偏袒，有輿論控製。
你若動了他們的地，就等於動了他們的命根子，動了他們的財富來源，動了他們的權力根基。
誰動，誰死。
哪怕你是皇上，也一樣！
那些開國皇帝，或許還能憑借雷霆手段，強力推行均田、限田之策，可不過幾十年，甚至十幾年，隨著天下承平日久，朝政鬆弛，權貴複起，土地兼並的浪潮便再度襲來，勢不可擋。
到了王朝中後期，土地高度集中，貧富極度懸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成了常態。大多數農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他們忍無可忍，揭竿而起，王朝便也走到了儘頭。
於是，曆史再一次循環。
新朝建立，舊戲重演。
土地，是百姓的命；可也是統治者的棋。
在這盤棋裡，最苦的永遠是那些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老百姓。他們最渴望的，不過是一塊能養家糊口的土地；可他們最難得到的，恰恰也是這塊土地。
中國人啊，祖祖輩輩種地，可土地卻離他們越來越遠。
這，或許才是曆朝曆代真正的隱患，也是最深的悲哀。
地之殤，亦是民之殤，國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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