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原本的竊竊私語漸漸平息。
文官們麵麵相覷，雖然仍有不甘，但李綱的解釋，尤其是“三權分立”的製衡之說，讓他們找不到可以反駁的漏洞。
若是反對，以什麼理由反對？
我文官必須染指兵權？
必須力壓武將？
如同天下大亂，還得靠這群臭丘八保家衛國，豈能得罪死了？
崇禎皇帝目光如炬，掃視著下方，見無人反對，笑道：“此番李相國推薦的軍製改革，事關大宋百年基業，非同小可，朕決意推行此新製，以振我大宋軍威！樞密院及兵部，務必依照此新製，各司其職，精誠協作，為我大宋開創萬世太平！”
“臣等遵旨！”百官齊聲應和，聲音在殿內久久回蕩。
一場改變大宋命運的軍製改革，在金陵朝堂上，正式拉開了序幕。
樞密院改製後，崇禎又順勢著手地方軍政革新。
以前大宋各地地方軍製混亂不堪，的番號林立。
如劉延慶的鎮海軍節度使，韓世忠為武勝軍節度使，劉光世為寧武軍節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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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領們習慣於隻效忠於自己的“軍”，而非大宋的皇帝，這種私兵化的傾向，極易導致軍閥割據，地方割據，成為皇權穩固和國家統一的巨大隱患。
靖康之恥前，各地軍隊各自為戰，便是這種弊端的血淋淋寫照。
崇禎皇帝對此深惡痛絕，雷厲風行地廢除了這些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軍”番號。
取而代之的，是以行省區域命名的軍隊建製。
他將王彥任命為河北軍節度使，劉光世為山東軍節度使，韓世忠為南京京營節度使，宗澤為東京京營節度使等。
這一改動看似隻是名稱的變化，實則蘊含著深遠的意義：
它旨在打破將領對個人私兵的掌控，將軍隊的效忠對象從某個將領或某個番號，直接轉化為對國家區域的責任，最終統一於中央朝廷。
在新製下，節度使的權力被重新定義。
他們掌管一省之兵權，其秩品為正二品實權，地位與明朝的總兵相當。
這種設計，既賦予了地方最高軍事長官足夠的統兵練兵之權，以應對日益嚴峻的邊患和內部動蕩，又避免了其擁有過大的行政權力。
崇禎深諳“兵權在手”可能帶來的隱患。
為了防止節度使擁兵自重，形成新的地方軍閥，朝廷保留了對其進行調任到其他行省的權力，但明確規定不會頻繁調任。
這種策略旨在建立一種平衡：給予將領穩定感，使其能夠安心練兵守土，同時又留有中央的製約之手，確保其始終在皇權的有效管控之下。
此外，崇禎皇帝還為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將領設計了清晰的晉升通道。
立下赫赫戰功的節度使，可以進入中央樞密院，擔任樞密副使，再進一步則可晉升為樞密使。
或加武官的最高榮譽，加封正一品太尉虛銜。
這不僅提供了上升空間，激勵將領奮勇殺敵，更重要的是，它將地方的軍事精英吸納到中央權力核心，從體製內部進行分流和整合，進一步削弱地方軍閥形成的土壤。
崇禎皇帝的這些改革，並非他刻意去“搬運”明朝的製度，而是基於對大宋官製痼疾的深刻洞察。
宋朝的官製體係，在承平時期或許能有效防範武將專權，但在外患深重的亂世，其弊端便暴露無遺。
冗官、冗兵、冗費，效率低下，軍力羸弱。
而明朝的製度，曆經宋元數百年的探索與演進，無疑更加先進與實用。
崇禎深知，在國家危亡之際，實用主義才是王道。
他儘可能保留了宋朝原有的官職名稱，以避免因全麵改製而引起的百官不適、人心浮動，從而耽誤寶貴的改革時機。
崇禎通過對中書省和樞密院的雷霆改革，以及對地方軍政體係的重塑，使得大宋朝廷的行政運行變得更加快捷有效，軍隊的戰鬥力也得到了顯著提升。
這一係列深刻的變革，為大宋的未來奠定了新的基礎。
史稱“南方改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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