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的陽光愈發熾烈，將賽場地麵烤得滾燙，連空氣都微微扭曲著。理論答辯被安排在下午兩點，地點在農業局那間還算通風的會議室。經過上午緊張刺激的實操，選手們臉上的表情各異，有孫建國般的誌在必得，有馬向東式的躍躍欲試，也有不少人麵露疲態和忐忑。
廖奎坐在會議室靠窗的位置，手裡捏著謝薇給的那張紙條，上麵娟秀的字跡仿佛還帶著她指尖的溫度和淡淡的雪花膏香氣。他強迫自己收斂心神，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可能被問及的理論難點上。謝薇整理得很細致，不僅列出了問題，還標注了答題要點和可能引申的方向，甚至提醒了他某些容易觸碰政治敏感區的表述方式。這份心意，沉甸甸的。
李主任坐在他旁邊，低聲囑咐：“答辯的時候，沉著，條理要清楚。有些問題，不一定非要答得多麼高深，但立場一定要正確，明白嗎？”
“明白。”廖奎點頭。他懂李主任的意思，在這種場合，有時候“說得對”比“做得好”更重要，尤其是對他這種成分敏感的人。
會議室的掛鐘指針終於指向兩點。評委們魚貫而入，在主席台就坐。除了上午見過的幾位技術評委，那位政工科的黑框眼鏡乾部果然也在，他坐在鄭副主任旁邊，麵無表情地翻看著手裡的選手資料。
答辯開始。規則是隨機抽題，現場回答，評委可以追問。
前麵幾個選手的答辯中規中矩。輪到孫建國時，他抽到的題目是關於“豬瘟的預防與撲滅措施”。這正好撞到他的槍口上，他立刻口若懸河，從病毒特性講到免疫程序，從隔離消毒談到撲殺無害化處理，引用了大量數據和國內外主要是蘇聯）文獻，理論紮實，邏輯嚴密，贏得了評委們，特彆是幾位技術評委的頻頻點頭。那個政工科乾部也難得地沒有挑刺。
孫建國下來時，腰板挺得更直了，看向其他選手的目光帶著毫不掩飾的優越感。
馬向東抽到的題目是“如何提高仔豬成活率”。他撓了撓頭，甕聲甕氣地開口：“這個嘛，沒啥訣竅，就是個細心！母豬下崽前，圈舍得弄暖和乾淨，接生的時候手要快、要輕，臍帶處理好，彆感染。生下來就得讓它趕緊吃上初乳，那玩意兒金貴！平時多看著點，弱崽單獨照顧，弄點米湯啥的喂著……”他講的都是實實在在的土辦法，雖然沒什麼高大上的理論，但句句來自實踐，樸實管用，幾個來自基層的老評委聽得直撚胡子。
不過，當一位評委追問“為什麼初乳重要”時，馬向東卡殼了，憋了半天才說：“老輩都這麼傳下來的，吃了就是好，不容易得病！”引得台下傳來幾聲低笑。政工科乾部皺了皺眉，在本子上記了點什麼。
廖奎的心微微提了起來。他知道，馬上就輪到自己了。
“下一位，紅星公社，廖奎同誌。”
廖奎深吸一口氣，站起身，走到答辯席前。他能感覺到無數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有好奇，有審視，也有來自後排謝薇那鼓勵的眼神。他抽出一個信封，打開，取出裡麵的題目紙條。
看清題目的瞬間，廖奎心裡咯噔一下。題目是：“請結合實際情況，論述技術工作如何體現‘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並談談個人思想改造與技術提升的關係。”
這根本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這是一個披著技術外衣的政治考題！直指他的“成分”和思想立場！
會議室裡瞬間安靜下來，所有人都意識到了這個題目的刁鑽和潛在的危險性。李主任在台下攥緊了拳頭，臉色發白。孫建國嘴角勾起一絲看好戲的弧度。馬向東則擔憂地看著廖奎。
坐在角落的謝薇，呼吸也微微一滯，她知道，最擔心的情況還是發生了。那個政工科乾部推了推眼鏡，目光銳利如刀，緊緊盯著廖奎，準備捕捉他言語中的任何一絲“不純”。
廖奎的心臟在胸腔裡劇烈地跳動了幾下，但他強迫自己迅速冷靜下來。腦海中飛快地閃過老王頭的“夾緊尾巴”，李主任的“立場正確”，謝薇紙條上提醒的“避免敏感表述”。他不能慌，不能硬頂，也不能空洞地喊口號。
他沉默了幾秒鐘，像是在組織語言，然後抬起頭，目光平靜地看向評委席，緩緩開口，聲音清晰而穩定：
“各位領導，各位評委。我認為，技術工作‘為人民服務’，首先就要解決人民群眾在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困難。”
他沒有直接談大道理，而是從具體入手。
“在我們紅星公社，養豬是很多社員家庭重要的副業和收入來源。一頭豬養好了，可能就是一家的油鹽錢，孩子的學費，或者過年做件新衣裳的希望。但如果豬病了，死了，對社員家庭就是很大的損失。”
他講述的語氣很平實，帶著一種來自基層的真切感。
“所以，在我看來，劁豬、治病、接生，這些看起來不起眼的技術活，直接關係到社員群眾的切身利益。把豬養好了，社員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這就是我們基層技術員‘為人民服務’最直接、最實在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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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巧妙地將“高大上”的宗旨，拉回到了社員家庭的“油鹽錢”和“新衣裳”上，樸實，卻格外有說服力。幾個來自基層的評委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
“至於個人思想改造與技術提升的關係……”廖奎話鋒一轉，觸及了最核心也是最危險的部分。他語氣誠懇，甚至帶著一絲符合他年齡和身份的“反省”意味。
“我出身在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父輩傳下來一些手藝，但也帶著一些舊社會的習氣和局限性。參加技術小組後，在公社領導的培養下，特彆是在學習《實踐論》、《矛盾論》他特意提到了這兩篇著作）和與知青同誌暗示陳衛紅）的交流中，我逐漸認識到，光有老手藝不夠，還可能因為思想守舊，妨礙新知識、新技術的吸收。”
他在這裡，主動承認了“舊習氣”和“局限性”，姿態放得很低。
“比如，以前我覺得劁豬就是個力氣活，下手狠點沒事。後來學習才知道，要注意無菌操作，減少豬的痛苦，這其實是對集體財產更負責任的態度。所以，我覺得，思想的改造，就是要把個人掌握的技術，從為自己謀生、甚至帶點‘技不外傳’舊觀念的小框框裡解放出來，真正融入到為集體、為國家做貢獻的大目標裡。隻有思想通了，方向正了，才能更好地學習新技術，提升本領，最終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他沒有回避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是將其作為“需要改造”的起點，強調了在“組織培養”和“理論學習”下的進步。他把技術的提升，歸結為“思想改造”的成果，完全契合了當時“政治掛帥”、“又紅又專”的主流話語。
一番話，不卑不亢，既有實際案例支撐，又緊扣政治要求，既承認了“不足”，又展現了“進步”，幾乎滴水不漏。
說完後，會議室裡一片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