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靜聽完畢，麵容沉靜，緩緩起身。他學識淵博，為人耿介，乃舊學之楷模。
“介甫兄所解《周禮》，字句不差，然其精神，光竊以為有商榷之處。”他開口便溫和卻堅定地切入分歧。
“《孟子》有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設泉府，或有其特定時節之用，然其本意在於方便民眾，非為取利。更非令官府置身市井，與商賈爭毫厘之利。”
他目光掃過王安石，語氣轉為凝重：“若依此例，令官府行借貸之事，收取利息，則官府即為放貸之主體，此非‘惠民’，實為‘與民爭利’！”
他聲音沉鬱，擲地有聲：“夫天子之責，在養源，不在斂財。養源者，在使百姓富足，藏富於民。
若人主棄天地之造化，爭商賈之毫末，非唯失王者之體統，更將使天下之人，言必稱利，仁義儘喪！此非治國之正道，實乃亂邦之先兆！”
王安石立刻反駁，言辭犀利：“君實兄司馬光字）豈不聞‘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國之用度不足，若非開源，莫非坐視困窘？泉府之法，正乃開源而不傷民之策！
官府借貸，取息輕微，遠低於豪強之‘倍稱之息’，此乃奪豪強之利以濟國用、惠小民，何來‘爭利’之說？莫非坐視百姓受高利貸盤剝，方為‘仁義’？”
司馬光寸步不讓：“理財之要，在於節流，在於汰冗，豈在錙銖必較於升鬥小民？況官府行事，必有胥吏經手。
胥吏借此法，上下其手，必致強配抑勒強行攤派勒索）！屆時，良法美意，儘成害民惡政！恐貧者未必得貸，而中產以上必受其擾！此非臆測，乃曆代吏治之痼疾也！與其興利而啟擾民之門，不若修德而省浮費之用！”
二人你來我往，引經據典。王安石援引《周禮》、《管子》，強調先王遺意與現實的財政需求；司馬光則固守《孟子》、《論語》之教，堅守儒家“重義輕利”的王道理想，反複警示“與民爭利”將導致的道德滑坡與行政腐敗。
堂下太學生聽得如癡如醉，心潮澎湃。有學子為王安石的銳意進取、尋求富國強兵之術而激動不已；亦有學子為司馬光的堅守道統、憂國憂民之忱而深深折服。
雙方各有擁躉，辯論至激烈處，台下亦不免低聲議論，相互辯難。
這場原本局限於太學講堂的學術辯論，因其議題直指國家困境的核心——“錢從哪裡來？”——以及兩位主講人的崇高聲望，迅速如野火般傳遍汴京。
不過數日，酒肆茶館、勾欄瓦舍，處處可聞士人乃至市井小民議論此事。
“王學士所言在理！官府若肯低息借貸，我等小民何須受那豪強盤剝？”
“非也非也！司馬公才是老成謀國之言，官府放貸，成何體統？那幫胥吏豈是良善之輩？”
“說到底，還是朝廷用度不足……”
“是啊，若能尋得一條不加賦而足國用的路子……”
一場原本純粹的經義辨析，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了一場席卷整個京師的關於國家出路的大討論。
王安石與司馬光，這兩位後世眼中的“舊黨領袖”與“新黨首領”，他們的思想碰撞，如同投入平靜湖麵的巨石，激起的漣漪，正預示著熙寧年間一場更大風暴的來臨。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年輕的皇帝趙頊悄然布局、穩固朝堂的同時。思想的火花，已然先於政令，開始在帝國的肌理中迸發、蔓延。
數日後，王安石與司馬光太學辯論的風聲不可避免地傳入宮中。趙頊在與幾位近侍或前來探口風的溫和派老臣談話時，被問及對此事的態度。
近臣小心翼翼地問）：“陛下，近日汴京士林間，因王學士與司馬學士一場經義辯論，頗有些議論紛紜之意……不知陛下……”
趙頊聞言，放下手中的奏章，臉上露出一絲淡然甚至有些讚許的笑意，他語氣平和，仿佛在說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議論？議論得好啊。”
他站起身，踱步到窗前，望著窗外太學的方向，聲音清晰而沉穩：
“王介甫據《周禮》言泉府賒貸，司馬君實引《孟子》駁與民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