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頊見火候已到，終於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語氣緩和下來，帶著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務實：
“司馬卿家，阿雲一案，其情確有可憫之處。母喪期間被逼嫁，一弱女子，憤而出手，終未釀成慘禍，且能自首伏法。
朕意，可否援引‘恤刑’之古義？不必在‘謀殺’、‘故殺’或婚姻效力上再做糾纏，直以其‘事出有因，悔罪可矜’為由，將刑名由死減流死刑減為流放）。
如此，既存其生路，顯朝廷仁政，亦未完全否定前判之嚴正。最重要的是——”
趙頊的目光緊緊盯著司馬光，一字一句地說道：
“此事可就此了結。朕不希望再看到任何因此案而起的奏章、辯論和攻訐。
朝廷的精力，必須立刻、全部地放回到河北的災民、西北的邊防、國家的度支上來！卿家明白朕的意思嗎？”
這已不是商量，而是近乎最後的定論。趙頊的意圖再明白不過：他要在不公開否定司馬光的前提下，快刀斬亂麻地結束這場爭論。
他避開了所有意識形態的陷阱，選擇了一條最務實、也是政治成本最低的路徑——運用皇帝特有的“赦免”或“恤刑”權，以“仁政”的名義，將案件從禮法之爭的漩渦中強行剝離出來。
司馬光沉默了很長時間。他一生堅守原則，最厭惡的就是這種“和稀泥”的權宜之計。
但他同樣是一位老練的政治家，深知皇帝此刻承受的壓力，也明白如果再堅持下去，可能真的會引發難以預料的朝局動蕩。
更重要的是，皇帝將河北、西北的慘狀赤裸裸地擺在他麵前，那份沉甸甸的現實，讓他無法再僅僅執著於一條抽象的“綱常”。
終於，司馬光緩緩站起身，深深一揖，聲音帶著一絲沙啞和難以言喻的沉重：
“陛下……心懷天下，以蒼生為念，臣……謹遵聖諭。臣會依陛下指示，重新擬定阿雲案判決意見，以‘恤刑’為由，奏請減刑。”
他沒有說“陛下聖明”，而是說“謹遵聖諭”。這細微的差彆，表明他內心並未完全認同，但他選擇了服從，為了他所效忠的王朝更大的“穩定”。
趙頊心中暗暗鬆了一口氣，知道這場風波終於可以平息了。他點了點頭，語氣也緩和下來：“有勞卿家了。退下吧。”
司馬光再次行禮，轉身退出禦書房。他的背影，在那一刻，顯得有些佝僂和落寞。
趙頊獨自坐在書房內，看著司馬光離去，又看了看地上那堆奏章，臉上沒有任何輕鬆的表情。
他知道，這隻是暫時壓下了矛盾。司馬光心中的理念並未改變，而士林中的裂痕也已產生。
如何真正彌合這些分歧，將所有人的力量引導到富國強兵的目標上，才是他這位年輕皇帝未來將要麵對的最艱巨的挑戰。
阿雲案的波瀾看似平息，但水麵之下，暗流依舊洶湧。而河北的旱情，依然如火，灼燒著大宋的江山。
熙寧元年七月下旬，隨著趙頊在禦書房內與司馬光那場關乎“勢”與“理”的談話結束，喧囂一時的“阿雲案”風波，終於以一種近乎“和稀泥”卻各方都能暫時接受的方式平息了下去。
在皇帝的私下示意下，司馬光雖心有不甘，但仍以審刑院的名義重新呈遞了奏狀，
援引“婦人在母喪期間，神哀誌沮，行事或有偏激，情有可原”以及“罪犯自首，查證屬實，依律可減等”的“恤刑”原則，奏請將阿雲由死刑減為“流三千裡”。趙頊當即朱批準奏。
這道旨意一下，原本爭論得麵紅耳赤的雙方，都像被掐住了脖子，瞬間安靜了下來。
支持嚴懲的一方，見司馬光本人都已“轉彎”，且皇帝最終畢竟還是定了流刑重罪，並未完全否定“謀殺”性質，算是保住了禮法的基本麵子，便也不好再說什麼。
主張寬宥的一方，見最終保住了阿雲的性命，達到了核心目的，也深知若再糾纏細節恐引皇帝不悅，遂也見好就收。
太學裡的激昂辯論，茶坊酒肆間的熱議，幾乎一夜之間便煙消雲散。人們的注意力，很快又被河北持續旱情的最新消息、或是某地官員貪腐被查的新聞所吸引。
一樁原本可能引發朝堂撕裂的案件，就這樣被趙頊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強行降溫，迅速翻篇。
數日後，中書門下政事堂側廳。
首輔韓琦、樞密使文彥博、次相曾公亮、三司使韓絳，這四位眼下支撐著帝國運轉的核心人物，難得地聚在一起，享用著簡單的午膳後茶點。處理完上午緊急公務，略有片刻閒暇。
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剛剛平息的阿雲案上。
韓絳年輕氣盛，率先開口，帶著幾分輕鬆：“阿雲案總算塵埃落定。陛下此番處置，倒是乾脆利落。司馬君實那般固執之人，竟也被說服了。”
曾公亮撚著胡須，微微頷首，語氣中帶著讚賞：
“陛下此舉，看似和稀泥，實則高明。既未公然否定司馬光的‘禮法’大旗，免卻了無儘的口水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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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實際保全了人命，彰顯了仁恕之道。最關鍵的是，快刀斬亂麻，沒讓這樁案子變成第二個‘濮議’。如今河北、西北事急如星火，朝廷實在經不起內耗了。”
文彥博沉穩地接過話茬，目光掃過在座諸人：
“富弼在河北鎮之以威，歐陽修籌之以文，王安石、元絳行之以乾。陛下設此‘河北東西路經略使司’，用人各取所長，互為補充，成效已顯。
如今對這阿雲案，陛下又能衡情酌勢，果斷止損。由此可見，陛下雖年輕，但已深知為政之要，在於務實與權衡，而非拘泥於虛名意氣。”
一直閉目養神的韓琦，此時緩緩睜開眼，聲音蒼老卻帶著洞察世事的清明：
“陛下之心，日益沉練矣。他欲更革祖宗之法，富國強兵，此誌已明。然觀其近來所為，無論是河北設官，還是處置此案，雖手段漸趨淩厲，卻始終未脫我士大夫共治之軌範。
所用之人，所行之事，皆在規矩之內，即便有所變通，亦能自圓其說。此乃社稷之福。”
韓琦這番話，點出了關鍵。趙頊的種種舉措，在韓琦這些老成謀國的重臣看來，雖然比仁宗、英宗時代更為主動進取，但依然遵守著北宋“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政治規則。
皇帝沒有濫用皇權獨斷專行，而是通過任命官員、調整機構、引導輿論的方式來推行改革，這讓他們感到放心。皇帝的“成熟”，正在於他學會了在既有框架內更有效地行使權力，而非試圖砸爛框架。
四人相視點頭，心中對這位年輕官家的評價，又高了幾分。一種“帝國雖麵臨艱難，但中樞舵手愈發穩健”的默契，在無聲中流淌。
然而，上天似乎總要考驗這位年輕皇帝和這個多難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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