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一年冬，檀香山唐人街的“聯興號”雜貨店飄著一股鹹魚和檀香混合的怪味。孫中山把棉袍的下擺往上提了提，避開地上淌著的融雪水，手指在懷裡攥著的那張皺巴巴的《倫敦蒙難記》校樣紙，指節泛白。
“孫先生，不是我不幫你。”雜貨店老板林阿福把算盤珠子扒拉得劈啪響，眼皮都沒抬，“去年你說要‘驅逐韃虜’，我捐了五十塊大洋，結果呢？廣州那邊槍都沒響兩聲就敗了。我這小店，上個月剛被巡捕房以‘通匪’的名頭罰了兩百塊，再捐，老婆孩子都要喝西北風了。”
孫中山往火盆裡添了塊炭，火星子蹦起來，映亮他眼底的紅血絲。他來檀香山已經半個月了，興中會的舊部要麼避而不見，要麼哭窮，籌集到的銀子加起來還不夠買十支毛瑟槍。更糟的是，清廷駐檀香山領事館已經放出風聲，說要“拿辦亂黨首逆”，再待下去，不僅錢籌不到，連命都可能搭進去。
“阿福兄，你看這張紙。”孫中山把校樣紙推過去，上麵是他親筆寫的“興中會債券”字樣，“票麵一百大洋，革命成功後，中華民國政府雙倍兌付。你現在捐一塊，將來就是兩塊；捐一百，就是兩百。這不是捐款，是投資——投資一個沒有辮子、沒有苛捐雜稅的中國。”
林阿福的手指在債券字樣上蹭了蹭，喉嚨裡咕嚕了一聲。他這輩子在檀香山當“豬仔”，被洋人欺負，被清廷漠視，何嘗不想有個像樣的國家？可“革命成功”這四個字，像掛在天上的月亮，看得見，摸不著。
就在這時，雜貨店的門被撞開，一個穿西裝、戴禮帽的年輕人闖進來，手裡舉著一張報紙，聲音發顫：“孫先生！廣州那邊又出事了！我們的人在碼頭運軍火，被清廷的密探抓了，要砍頭！”
孫中山猛地站起來，棉袍掃到了火盆，炭灰撒了一地。他知道，這時候不能退。一旦退了，不僅廣州的同誌沒救，興中會的名聲徹底爛了，以後再想籌錢，比登天還難。
“阿福兄，”孫中山的聲音沉得像鐵塊，“我知道你怕。但你想想，我們現在不籌錢，不買軍火，下次被抓的，可能就是你在廣州的侄子，你在福建的老母親。清廷的刀，不會因為你在檀香山就饒過你。”
林阿福盯著孫中山的眼睛，那裡麵沒有絲毫退縮，隻有一種不管不顧的韌勁兒。他突然把算盤一推，從櫃台底下摸出一個鐵盒子，“哐當”一聲放在桌上：“這裡有三百塊，是我準備給兒子娶媳婦的錢。債券我不要，我信你孫先生。要是革命成了，你彆忘了檀香山還有個林阿福；要是成不了，就當我瞎了眼。”
孫中山把鐵盒子抱在懷裡，手都在抖。他知道，這不是三百塊錢，是一個華僑的命。他對著林阿福深深鞠了一躬：“阿福兄，我孫中山對天發誓，隻要革命成功，我一定讓所有支持過我們的華僑，都能堂堂正正地回家。”
那天晚上，孫中山在興中會檀香山分會的小閣樓裡，借著煤油燈的光，一張一張寫債券。直到天快亮時，他突然停下來，盯著窗外的啟明星，心裡冒出一個念頭：光靠熟人捐款不行，得找“大錢”——找那些在海外做實業、有實力的華僑商人。
他想起一個人：陳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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