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一年春，新加坡的“謙益號”橡膠園裡，陳嘉庚正蹲在橡膠樹下，看著工人割膠。他穿著粗布短衫，褲腳沾著泥，看起來不像個擁有上千畝橡膠園的僑商，倒像個普通的農夫。
“陳先生，有位姓孫的先生找您，說是從歐洲來的。”管家匆匆跑過來，手裡拿著一張名片，上麵寫著“孫中山”三個字。
陳嘉庚的手頓了一下。他早就聽說過孫中山，知道他是“亂黨”，也知道他在海外籌錢搞革命。但他對“革命”沒興趣——他是商人，隻關心橡膠的價格、運費的高低，還有年底能賺多少銀子。
“讓他到辦公室等。”陳嘉庚站起身，拍了拍褲子上的泥，心裡已經有了打算：隨便應付幾句，給點小錢把人打發走，彆惹上麻煩。
孫中山坐在陳嘉庚辦公室的藤椅上，看著牆上掛著的《新加坡港口地圖》，還有桌上攤著的橡膠價格表，心裡有了底。他沒像往常一樣直接說革命，而是指著價格表問：“陳先生，聽說去年您的橡膠園畝產提高了兩成，但是利潤卻降了一成，是不是因為英國殖民政府加了關稅？”
陳嘉庚愣了一下，沒想到孫中山會問這個。他點了點頭：“沒錯。英國佬說要‘改善殖民地基礎設施’，把橡膠的出口關稅從百分之五提到了百分之八。我這上千畝園子，一年光關稅就要多交兩萬多塊。”
“那如果中國自己能種橡膠，自己辦工廠，陳先生還用得著看英國佬的臉色嗎？”孫中山往前湊了湊，聲音裡帶著一種讓人無法拒絕的力量，“現在清廷閉關鎖國，把沿海的港口都租給洋人，我們的商人在國內沒活路，隻能跑到海外來討生活。可海外的日子也不好過，洋人欺負我們，殖民政府壓榨我們，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做靠山。”
陳嘉庚端起茶杯，手指在杯沿上摩挲。他想起自己年輕時在廈門做生意，被清廷的稅吏敲詐勒索；想起在新加坡，英國商人壟斷了橡膠市場，他好幾次差點被擠出局。這些事，像刺一樣紮在他心裡。
“孫先生，我知道你想讓我捐錢。”陳嘉庚放下茶杯，看著孫中山，“但我得問清楚，你籌來的錢，到底用在什麼地方？去年黃花崗起義，我聽說你們花了幾十萬塊，結果隻打了一天就敗了。錢花在哪兒了？是不是被人貪了？”
這是孫中山最擔心的問題。之前好幾次籌款，都因為華僑質疑資金用途而失敗。他從懷裡掏出一個賬本，放在陳嘉庚麵前：“陳先生，這是興中會去年的資金收支賬本。黃花崗起義，買軍火花了十二萬，給烈士家屬撫恤金花了三萬，革命黨人差旅費花了兩萬，剩下的三萬，現在存在新加坡的‘廣益銀行’，隨時可以查。我孫中山可以發誓，每一分錢，都用在革命上，我自己每月的生活費，從來沒超過五十塊。”
陳嘉庚拿起賬本，一頁一頁翻。賬本上的字跡工工整整，每一筆支出都有簽名，甚至連買幾支鉛筆、幾瓶墨水都記得清清楚楚。他心裡的疑慮，慢慢消了。
“孫先生，我再問你一個問題。”陳嘉庚把賬本放下，語氣嚴肅，“如果革命成功了，你打算怎麼對待我們這些華僑商人？會不會像清廷一樣，苛捐雜稅一大堆？”
“不會。”孫中山斬釘截鐵地說，“革命成功後，中華民國會頒布《商律》，保護商人的利益。華僑要是想回國投資，政府會給土地、免關稅；要是想繼續在海外做生意，政府會在各國設立領事館，幫華僑維權。陳先生，你現在做橡膠生意，將來中國的橡膠市場，一定比新加坡大十倍、百倍。這不是我空口說白話，是我給你的‘商業計劃書’。”
陳嘉庚盯著孫中山看了很久，突然笑了：“孫先生，你不像個革命家，倒像個生意人。行，我信你。我給你捐五萬塊，另外，我再發動新加坡的僑商，給你湊十萬塊。不過，我有個條件：革命成功後，你得讓我在廈門辦一個橡膠加工廠，政府得給我批地。”
孫中山一下子站起來，激動地握住陳嘉庚的手：“陳先生，謝謝你！你的條件，我答應！將來廈門的橡膠加工廠，一定是中國最大的！”
那天下午，陳嘉庚在新加坡的“中華總商會”召開會議，把孫中山介紹給各位僑商。孫中山沒講太多大道理，隻講了“投資未來”——投資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中國，比投資任何生意都劃算。
會議結束時，僑商們一共捐了十三萬五千塊。孫中山看著手裡的支票，眼睛都濕了。他知道，這不是十三萬五千塊錢，是新加坡華僑對革命的信心。
可他沒高興多久，就接到了一個壞消息：清廷駐新加坡領事館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準備派人攔截彙款，還要抓他。
“孫先生，你得趕緊走。”陳嘉庚把一張去美國舊金山的船票塞給孫中山，“我已經安排好了，今晚就坐船走。錢我會通過香港的商號轉出去，你放心。”
孫中山握著陳嘉庚的手，千言萬語都堵在喉嚨裡。他隻能說：“陳先生，保重。革命成功那天，我一定親自來新加坡接你回國。”
晚上，孫中山登上了去美國的輪船。站在甲板上，看著新加坡的燈火越來越遠，他心裡暗暗發誓：一定要把這筆錢用好，一定要讓革命成功，不能辜負這些華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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