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巡撫衙門的書房裡，李衛盯著桌上的鹽稅賬本，手指在“三十萬兩”這個數字上敲了敲。
“每年鹽稅才三十萬兩？”李衛轉頭問幕僚徐乾學，“江蘇的鹽產量跟浙江差不多，鹽稅卻有一百萬兩，這裡麵的‘差額’去哪了？”
徐乾學推了推眼鏡：“大人，浙江的問題比雲南還複雜。鹽商分‘場商’和‘運商’，場商從灶戶手裡收鹽，運商負責運到各地賣，中間層層加價，還有人偷偷賣私鹽。官府收的稅，隻按‘官定價格’算，根本管不住‘中間利潤’。”
李衛拿起算盤，劈啪打了起來：“我算過了，浙江每年產鹽三千萬斤，官鹽定價每斤五文，私鹽賣四文。要是能把私鹽都變成官鹽，再把中間的‘加價空間’收歸官府，鹽稅至少能翻五倍。”
“可怎麼收？”徐乾學疑惑道，“場商和運商都是幾十年的老關係，動他們就像動浙江的根基。”
“用‘資本壟斷’。”李衛放下算盤，起身走到書架前，拿出一本《鹽法考》，“我想了個‘帑鹽製’——官府拿出銀子，直接從灶戶手裡收購餘鹽，然後讓運商按官府的價格分銷。這樣一來，官府就成了‘最大的場商’，壟斷了‘貨源’。”
徐乾學眼睛一亮：“這招高！可官府拿不出那麼多銀子啊。”
“銀子？”李衛笑了，“咱有‘罰沒款’。上個月查抄了李維鈞的家產，有三十萬兩，正好用來當‘本金’。這就像咱開鹽鋪時，用賺來的錢擴大規模，本金越多，利潤越高。”
第二天，李衛召集浙江的鹽商開會。最大的運商王啟年站起來反對：“李大人，您這帑鹽製，是斷我們的活路啊！我們運鹽的成本比官府高，怎麼跟您競爭？”
李衛坐在主位上，手裡把玩著扳指：“王老板，你彆急著反對，先算筆賬。你現在從場商手裡收鹽，每斤三文，運到蘇州賣六文，除去運費和‘規禮銀’，每斤賺一文。要是按我的帑鹽製，官府給你每斤鹽兩文，你運到蘇州賣七文，每斤賺四文——利潤翻了四倍，你還覺得虧？”
王啟年愣住了，其他鹽商也竊竊私語起來。
李衛接著說：“而且，官府會派武弁幫你們護送鹽隊，打擊私鹽——這就像給你們的‘貨物’買了保險。你們隻要按官府的價格賣，賺的錢比以前還多，何樂而不為？”
鹽商們一聽，都動心了。可散會後，王啟年卻偷偷找到李衛，塞給他一張五千兩的銀票：“李大人，您這帑鹽製好是好，可我想多要兩個分銷點。您放心，以後每個月，我都給您‘分紅’。”
李衛把銀票推了回去，臉上帶著笑：“王老板，你這就不懂了。我推行帑鹽製，不是為了這點‘小錢’，是為了‘長期收益’。你把分銷點做好，鹽稅上去了，我這個巡撫的位置坐得穩，以後你想擴大生意，我還能幫你打招呼——這比你每月給我五千兩，劃算多了。”
王啟年恍然大悟，連忙點頭：“李大人英明！”
接下來的半年，李衛忙著推行帑鹽製。他讓人在每個鹽場設“收鹽局”，直接給灶戶發銀票，避免場商克扣；又讓武弁沿著運鹽的河道巡邏，抓了十幾個賣私鹽的團夥。
到了年底，徐乾學拿著新賬本跑進書房，聲音都在發抖：“大人！鹽稅……鹽稅到兩百萬兩了！”
李衛接過賬本，看著上麵的數字，心裡卻在盤算另一筆賬——這兩百萬兩裡，有五十萬兩要上交國庫，三十萬兩用於修築海塘，剩下的一百二十萬兩，一部分給鹽商發了獎金，一部分補充了官員的養廉銀，還有十萬兩，被他以“買米平糶”的名義，存在了自己親信的糧鋪裡。
“徐先生，你說這養廉銀，是不是很有意思？”李衛突然問道，“我這巡撫每年的正俸才一百五十五兩，可養廉銀有一萬兩——這就像咱做鹽生意時的‘溢價收入’，官做得越大，‘溢價’越高。”
徐乾學點點頭：“可大人，這十萬兩存糧鋪，要是被人查出來……”
“查出來？”李衛笑了，“我這是為了‘穩定物價’。明年要是鬨饑荒，我把米拿出來賣，既賺了錢，還落個‘愛民如子’的名聲——這叫‘公益與盈利結合’，比單純的貪腐高明多了。”
窗外，錢塘江的潮水聲隱約傳來。李衛望著遠處的鹽場，知道自己的“帑鹽製”已經成功——但他也清楚，這隻是開始，浙江還有更多“搞錢”的機會，比如那片沒人敢開發的玉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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