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都平原為例，“為王府有者十七，軍屯十二，民間僅十一而已。”
蜀王府占有的土地，占了當地耕地的7成，另外2成是軍隊所有，而老百姓擁有的土地，隻占1成。這裡麵大多數還在地主的手裡。
而藩王、地主士紳往往還是擁有稅收特權的，大量的土地歸入了特權階級的名下，使得朝廷流失大量的稅收。
另外，許多藩王還利用權力，在交通要道設卡私自征收商稅，私自經營鹽鐵，這也進一步導致了朝廷商稅的減少。
大量的財富被壟斷在特權階級的手裡，而朝廷和百姓卻越來越窮。
以萬曆三十年為例，宮廷加宗藩，皇室共計花費1526萬兩，占當年財政收入的約53。
官員俸祿409萬兩，占比約15。
軍費936萬兩，占比約32。
賑濟13.8萬兩，占比0.5％。
合計支出2885萬兩，而收入2295萬兩，當年財政赤字590萬兩。
可以看出，皇室在這一年的花費，達到了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
當然，並不是每年皇室的花費都這麼高，按照比較客觀的估計，明朝後期宮廷一年的花費大約在200萬兩，而每年供養宗藩的宗祿，在150萬兩左右。
兩項合計，正常情況下每年皇室花費在350萬兩左右，大約占明朝每年財政收入的15％。但即便如此，這也是一筆非常恐怖的數字。
正如我們上文描述的，明朝藩王的問題，並不僅僅在宗祿上，更大的問題在藩王對土地的侵占上，這些被藩王侵占的土地，大多是收不上來稅的。
就以江西為例，明末江西共有耕地3千9百多萬畝，其中官田268萬畝，民田3千7百萬畝。
而江西人口大約有1千2百多萬人。
稅收方麵，某年夏糧征收8.8萬石，秋糧252萬石，總計260萬石。
明後期南方每畝地每年水稻產量在23石。
明代的稅率在0.5成到1成，考慮到明末稅負的增加，按照1成稅率計算，每年田賦應該在780萬石1170萬石之間。
而實際上呢?
實際上當年江西的稅收，僅僅隻有260萬石！
實際的稅收，竟然隻有應收額的三分之一，甚至不到四分之一！
一大半的稅收，都落入到了藩王和地主士紳的口袋裡，這些人吃的腦滿腸肥，而百姓卻貧窮不堪！
而當明朝為了應對清的軍事威脅，不得不增加稅賦的時候，地方官員們為了完成業績，但又不敢向藩王和地主士紳征稅，於是隻能加大對百姓的盤剝力度，最終導致了西北的大規模農民起義，而這也最終敲響了大明帝國的喪鐘！
所以，要想解決財政危機，必須要向藩王和地主士紳集團動手！
然而，這又是何其艱難的一件事情啊！
這世界上最難的事情，就是動彆人的利益，那麼，到底該如何啃下這個硬骨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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