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侍的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停頓,仿佛也感知到接下來兩條的分量,他清晰地念出:“其六曰,勵格物;其七曰,興文教。”
“格物”二字一出,宣政殿內竟出現了片刻奇異的凝滯。許多官員的臉上浮現出茫然與困惑,這與之前幾條引發的激烈爭論截然不同。“格物”?此語雖出自儒家經典《大學》,但曆來多被詮釋為窮究事物之理以達至善的修身方法,何時竟與朝廷政令、國家大策聯係在一起了?
將作監大匠毛婆羅,這位常年與土木、器械打交道的技術官員,眼睛卻瞬間亮了起來。他幾乎是踉蹌著出列,激動得胡須都在顫抖,聲音因常年指揮工役而略顯沙啞:
“陛……陛下!天後娘娘!聖……聖明啊!‘勵格物’!老臣……老臣……”他一時竟有些語無倫次,深吸了好幾口氣才勉強平複,“老臣在將作監數十年,深知技藝之重要!小至水輪翻車,可溉田千畝;大至軍械城防,可禦敵國門!然以往,匠人多被視為賤役,奇思妙想常被斥為‘奇技淫巧’,難以施展!今天後娘娘金口玉言,倡‘勵格物’,並許以重賞,此乃……此乃萬千匠戶之福音,更是強國富民之坦途啊!”
他匍匐在地,情緒難以自抑。他身後幾位工部、軍器監的官員也紛紛出列,臉上帶著壓抑已久的振奮,他們終於看到了自身領域被提升到國策高度的希望。
然而,更多的官員,尤其是那些皓首窮經的儒臣,則皺起了眉頭。一位太學博士忍不住出列,語氣帶著疑惑與謹慎:
“陛下,娘娘。‘格物致知’,固是聖賢之道,然其本意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若朝廷明令‘勵格物’,並厚賞工匠之‘奇技’,是否……是否有些本末倒置?恐使民趨利而輕義,重器而輕道,有違聖人教化之本啊。”
他的擔憂代表了許多恪守傳統儒家價值觀的士大夫的心聲,他們難以接受將形而下的“技藝”與形而上的“道”相提並論,甚至給予官方認可和激勵。
這時,一位出身寒門、靠精通算學和法律得以晉升的刑部郎中,鼓起勇氣出列支持:
“博士此言差矣!《周易》有雲:‘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可見製器利民,本就是聖人之業!天後娘娘‘勵格物’,正是要效法聖人,造利於民之器!若改進農具可使畝產倍增,精研醫藥可活人無數,改良軍械可保境安民,此等‘格物’,豈非大仁大義?豈能因出於匠人之手便輕之賤之?”
他的反駁引經據典,試圖在儒家框架內為“格物”正名。
而“興文教”一條,則引發了另一層麵的關注。國子監祭酒率先出列,表示擁護:
“陛下,娘娘。大興文教,廣育人才,乃國之根本。擴建國子監,鼓勵州縣辦學,提拔寒門才俊,實為開闊取士之門,使野無遺賢之善政!臣,國子監上下,必當竭儘全力,推行娘娘德政!”
這對於教育係統和渴望晉升的寒門士子而言,無疑是天大的好消息。
但一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官員,麵色卻微微沉了下來。門下省給事中,出身博陵崔氏的崔知溫,語氣溫和卻意有所指地奏道:
“天後娘娘重文教,自是聖明。然則,取士之道,關乎國體。若過於強調提拔寒門,是否也需考量士族子弟累世積澱之德才與治政經驗?且州縣廣設學堂,所需錢糧、師資浩大,是否需慮及地方財力,循序漸進,以免好事變成擾民之舉?”
他的話語背後,隱藏著對世家特權可能被稀釋的擔憂,以及對政策執行中可能產生問題的警惕。
朝堂之上,關於這兩條的爭論,不再像“息兵戈”那般劍拔弩張,卻更加深刻地觸及了意識形態、社會結構乃至資源分配的核心。一方看到了技術與教育帶來的新機遇與強國希望,另一方則擔憂傳統價值與社會秩序的動搖。
武媚高踞禦座之側,冷靜地聆聽著這一切。她提出“勵格物”,固然有受到華胥那種迥異發展模式刺激的因素,欲與之爭鋒,但更深層的原因,是她真切地認識到,固守舊有的知識體係與技藝水平,無法應對未來的挑戰,也無法實現她“超越華胥”的野心。而“興文教”,尤其是提拔寒門,則是要打破世家大族對知識和仕途的壟斷,為她自己的權力基礎注入新鮮血液,培養忠於自己的新興官僚階層。
待爭論之聲稍緩,她緩緩開口,聲音平和卻帶著一種定鼎乾坤的力量:
“毛卿之言,道出了‘格物’之實利;博士之慮,亦是為教化之本。然,《書》雲:‘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德為根本,器為所用,二者豈能偏廢?‘勵格物’,非是輕德重器,乃是補‘利用厚生’之不足,使德有所載,民有所安,國有所強!”
她巧妙地將“格物”納入儒家“三事”之中,賦予了其合法性。
“至於文教,”她目光轉向崔知溫,“取士之要,在於唯才是舉,豈能固於門第?州縣辦學,確需量力而行,然育才乃百年大計,縱有艱難,亦當勉力為之。著禮部、工部、國子監及諸相關衙門,就‘勵格物’之獎賞細則、‘興文教’之推行步驟,詳議章程,報朕與天皇裁定。”
她再次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將原則定下,將具體操作交給臣子,既展現了她超越傳統的視野,也維持了朝堂的平衡。
第六、七條,便在這樣一種新舊觀念碰撞、利益格局微調的複雜態勢中,初步確立。百官們已然感到,這位天後所圖甚大,她不僅要改變政策,更欲潛移默化地,改變這帝國的風氣與未來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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