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蹲在院牆角，手裡攥著把生鏽的螺絲刀，正對著一個拆開的舊收音機搗鼓。陽光斜斜地打在他背上，把影子拉得老長，落在旁邊那個掉了漆的鐵皮工具箱上。
工具箱敞著蓋，裡麵碼著各式工具：扳手、鉗子、卷尺，還有幾卷不同型號的電線，線頭上沾著黑黢黢的油汙。最底下壓著張泛黃的紙條，上麵用鉛筆寫著幾行字，是去年修鄰居家電視機時記的線路圖。
“王伯，您這收音機還能修好不？”路過的劉嬸挎著菜籃問，“我家那台電風扇也轉不動了，等您有空給瞅瞅？”
王伯頭也沒抬，用螺絲刀挑了挑收音機裡的線圈：“不好說，這零件老得掉渣了。你家風扇先擱著，等我把這玩意兒拆明白，就過去。”他說著，從工具箱裡摸出個小毛刷，仔細掃掉收音機裡的灰塵，“你看這焊點，都氧化成黑的了，得重新焊一遍才行。”
劉嬸放下菜籃，湊過來看了看：“您這工具箱比我家孩子歲數都大吧？”
王伯笑了，眼角堆起皺紋：“可不是，這箱子跟了我三十年，當年在供銷社買的，花了我半個月工資。”他摩挲著工具箱的邊緣，那裡的紅漆早就磨沒了，露出銀灰色的鐵皮，邊角卻依舊厚實，“彆看它舊，結實著呢。當年修生產隊的拖拉機，全靠它裝家夥事兒。”
正說著，工具箱裡的卷尺“啪嗒”一聲掉在地上，滾到了牆根。王伯彎腰去撿，手指碰到個硬邦邦的東西，摸出來一看，是枚生鏽的銅頂針——是他老伴生前做針線活時用的，不知啥時候掉進了工具箱。
他捏著頂針看了會兒，又輕輕放回箱底，歎了口氣：“老物件就是這樣，用著用著就有了念想。”
收音機裡突然“滋啦”響了一聲，冒出串模糊的人聲。王伯眼睛一亮，趕緊調整螺絲刀的角度：“成了！這老骨頭還能出聲！”
劉嬸也樂了：“您這手藝真沒的說。”
王伯擺擺手，把收音機往工具箱裡一放：“走，修風扇去。正好讓你看看，我這老夥計指工具箱）裝著多少能耐。”他合上箱蓋，拎起工具箱往劉嬸家走，鐵皮箱子碰撞著工具，發出“哐啷哐啷”的響，像在哼一首老調子。
曬穀場邊的老榆樹上，掛著把掉了漆的木尺，尺身上用紅漆畫著密密麻麻的刻度，最底下那道“0”線磨得快要看不清了，往上數第三道刻痕旁寫著個歪歪扭扭的“明”字——那是三十年前，明娃子第一次跟著大人來曬穀，踮著腳在木尺上刻下的，說要比一比今年的穀堆能不能高過這道線。
此刻，根叔正踩著木梯，用那把木尺量穀堆的高度。他眯著眼瞅準尺上的刻度，喊底下記賬的小周：“記好了，今年頭茬穀堆，高三尺七寸，比去年多了兩寸！”
小周在本子上畫個歪歪扭扭的穀堆，旁邊標上“3.7尺”，忽然指著木尺問：“根叔，這尺上咋有這麼多名字？‘蘭’‘柱’‘寶’……個個都帶個點？”
根叔從梯子上下來，摸了摸木尺上的刻痕，指腹蹭過那些被歲月磨平的字跡：“都是早年在這曬穀場乾活的娃子。那年頭收了穀，就按家裡人頭分，娃子們怕分少了，都在尺上刻自己名字，比著誰家莊稼長得高。”
他指著最上麵那道刻痕，那裡的字跡最深，旁邊標著“5尺2”：“這是你柱子叔刻的，那年風調雨順，穀子堆得跟小山似的，他站在穀堆上喊‘明年要刻到6尺’，結果轉年就下了場大雨，穀堆塌了半邊，他蹲在泥裡哭，把木尺往土裡插，說‘明年還來’。”
小周順著刻痕往下看，忽然發現有道刻痕比旁邊的淺很多，名字也模糊：“這是誰的？咋這麼淺？”
“是你玲姨的。”根叔聲音低了些，“她那會兒害喜，彎不下腰，讓我替她刻的，說等娃生下來，帶著娃一起來量。結果那年她生娃大出血，沒挺過來……”他頓了頓，用袖子擦了擦木尺上的灰，“後來每年曬穀，我都替她把刻痕描深點，就當她還在這兒。”
說話間，幾個半大的娃子背著半簍新收的穀子跑過來，看見木尺就吵著要刻名字。根叔笑著從屋裡找出把新鑿子：“輕點鑿，彆把木尺鑿穿了。”
最小的娃子踮著腳，在“明”字上麵一點鑿了個淺痕，歪歪扭扭刻下自己的小名：“我要超過柱子叔！”
根叔看著木尺上新舊交疊的刻痕，忽然想起年輕時聽老人說的話——日子就像這穀堆，一年年往上堆，刻痕深的是坎，淺的是甜，隻要這木尺還在，就總有新的刻度往上添。
風卷著穀糠從曬穀場跑過，帶著新米的清香，木尺在風裡輕輕晃，那些深淺不一的刻痕，像一串被時光串起來的星子，亮閃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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