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臨安任上惠民安邦
天聖七年1029）深秋，錢塘江的潮水挾著雷霆之勢湧入杭州灣時，二十九歲的吳育踏上了臨安的土地。這座被譽為“東南第一州”的繁華都市，此時卻因一樁醜聞而蒙塵——前任知縣因勾結豪強貪墨漕糧被革職查辦。吳育赴任的消息傳開，當地四大豪紳立即送來拜帖，其中以經營漕運的沈家最為殷勤，竟在拜匣中暗藏十兩金葉。吳育當眾將金葉投入縣衙前的“戒石池”，在刻著“爾俸爾祿，民脂民民膏”的戒石亭前，對聚集的百姓朗聲說道：“自今日始，但有貪墨一錢者，猶如此金！”
到任次日，吳育便直撲症結所在。他在征收秋糧的現場，親眼目睹司倉吏員使用特製的“淋尖斛”——斛口較官定標準寬出寸餘，糧食堆尖後猛踢斛腹，灑落的糧食儘入私囊。更有甚者，還在斛底暗藏磁石，過秤時暗中操縱。當地百姓怨聲載道，卻敢怒不敢言。
吳育當機立斷，召來全縣工匠。在三班衙役的見證下，親自設計“永為定式”鐵斛。此斛以精鐵鑄就，斛沿加厚防止踢踹，斛底銘刻“天聖七年臨安縣製”，兩側鑄有《禮記·王製》“量入為修”的銘文。舉行鑄斛儀式那日，他特意選擇在縣衙門前立斛，當著千餘鄉民的麵，將舊斛投入熔爐。這個場景被當地畫師繪成《吳公鑄斛圖》，後來範仲淹見此圖時，特在畫上題詩鐵斛錚錚掃積弊。
緊接著，吳育頒布《征糧八則》。其中明確規定：不得使用非官定斛鬥；不得淋尖踢斛；不得稱量時唱數不實；不得故意拋灑糧食；不得勒索“腳錢”；不得強征“鼠耗”；不得拖延給付糧憑；不得以次充好。每條下麵都附有具體罰則，如“淋尖者杖八十”“踢斛者徒一年”。這些條款後來被收錄在《兩浙路漕運新規》中，成為宋代漕運改革的重要文獻。
水利興修更是吳育的著力之處。這年冬天，他親率老農巡視西湖。在寶石山腰的望湖亭，他指著葑田壅塞的湖麵歎道：“白樂天開六井，蘇子瞻疏二河，今人豈能讓前人專美？”隨行縣尉提醒：“庫銀不足，若征民夫恐傷農時。”吳育卻取出在國子監時整理的《唐代水利考》，提出“以工代賑”之法。
翌年開春，恰逢兩浙路微旱。吳育立即上書請求以賑災款興修水利。獲得批準後，他創造性地將工程分為三部分：招募流民疏浚西湖，以每日三升米計酬；征調廂軍修築閘堰，另給餉銀；發動鄉紳捐資捐料，立碑記功。在開挖新渠時，他沿用漢代“井渠法”，每隔百步設一豎井，既利通風又便清淤。這項創新後來被沈括記入《夢溪筆談》。
工程進行到關鍵時刻，有屬吏為趕進度，建議征調靈隱寺、淨慈寺的僧眾服役。吳育立即在工地召集所有吏員，正色道：“昔年唐武宗滅佛，至今史書詬病。釋子方外之人，豈可妄役？”這番話通過遊方僧人傳遍江南，淨慈寺主持特意送來《金剛經》注解表達敬意。此事後來被歐陽修寫入《歸田錄》，稱讚吳育“通達事理，不拘一格”。
更令人稱道的是他對商貿的治理。臨安作為漕運樞紐，各地商船雲集，卻長期被地痞流氓控製的“埠頭”把持。吳育創設“船引”製度，商人憑縣衙發放的憑證直接交易，革除中間盤剝。又在城南設立“市舶司臨安分司”，專司海外貿易。這些措施使臨安商稅在天聖八年增至二十五萬貫，較三年前翻了一番。
在教育方麵，吳育重建了縣學。他親自為學子講解《周禮》，特彆強調“荒政十二”中的“散利”、“薄征”等條款。某日講到“保息六養萬民”時，他結合臨安實際，提出“常平倉改儲新糧”之法：將存糧輪換出售，既防黴變，又平糧價。這套理論後來被王安石變法時采納，寫入《青苗法》實施細則。
天聖九年1031）春，吳育三年任滿。離任那天，出現了宋代地方官史上罕見的一幕：不僅臨安百姓“扶老攜幼，塞道阻行”，更有聞訊趕來的明州、秀州等地鄉民，在官道旁設香案跪送。百姓獻上的萬民傘上，繡著“明鏡高懸”四字，傘骨竟是用他當年鑄造的鐵斛熔鑄而成。
最讓吳育動容的是，十幾個受過“幼孤糧倉”恩惠的孤兒，捧著在縣學考取的童生文憑前來送行。這個細節被路過的諫官記錄在奏章中，成為吳育日後入主開封府的重要政績依據。而此刻的吳育不會想到，他在臨安改革的經驗，即將在更大的舞台上綻放光彩——範仲淹正在起草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中，多處可見臨安新政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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