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回京履職諫諍風生
明道二年1033）三月，汴京的空氣裡彌漫著一種微妙的躁動。垂簾聽政十一載的劉太後薨逝，二十四歲的仁宗皇帝終於親政。這場權力交替的漣漪，最先波及的便是官員任免。四月初八，一道加急驛書送達臨安縣衙，召吳育回京任太常丞、判三司戶部勾院。消息傳開，臨安百姓在縣衙前跪留三日，而汴京的權貴們則紛紛打探這個以鐵腕治理地方的新進官員的底細。
吳育返京時，正值朝廷為陝西軍費焦頭爛額之際。西夏元昊雖未正式叛宋，但已在邊境頻頻挑釁。三司使程琳奏請增加南方茶稅以充軍資，建議將東南茶課從年額四十萬貫增至六十萬貫。此議在朝堂引發激烈爭論，宰相呂夷簡持支持態度，認為“茶乃嗜食之物，微調無傷大體”。
五月十五夜，吳育在戶部勾院的燭光下展開東南各路的茶課檔案。他發現在天聖年間，福建路建州北苑貢茶院已出現“園戶伐茶為薪”的記載；兩浙路更是“十室九空，逃徙相繼”。更觸目驚心的是淮南西路的報告：蘄門茶農為完稅賦，竟將幼女賣給茶商為婢。
子時三刻，他鋪開奏疏紙，寫下《罷增茶稅疏》：“臣聞治國如烹小鮮，不可輕擾。今東南茶戶已十室九空，若複重斂，猶抱薪救火...”文中詳細列舉天聖以來茶稅數據，指出若再增課，將導致“園戶逃散，茶山荒廢”的惡果。最令人震動的是，他竟預判到“恐生變亂”——這話在十年後果真應驗，當王安石推行榷茶法時，確實引發了江南茶農暴動。
翌日清晨，奏疏通過通進銀台司直送禦前。仁宗在垂拱殿召對時特彆問及此事，吳育當場畫出《茶課盈虧圖》，直觀展示稅賦與民生的關係。年輕皇帝深受觸動，次日便下詔：“茶課依舊，毋得妄增。”這道詔書被刻在汴京各衙門的示諭牌上，成為仁宗親政後體恤民生的首個標誌性政令。
在禮製爭論中，吳育更顯風骨。景佑元年1034）六月，有司循舊例奏請為皇帝上尊號。這套自唐玄宗以來沿襲的儀式，本是無傷大雅的虛文，但此時天下大旱，河南路已出現“人相食”的慘狀。
七月大朝會，禮儀使捧著擬定的“景佑體天膺道欽文聰武”尊號草案，等待百官附和。突然，吳育手持玉笏出班：“臣聞《春秋》記災異一百二十二事，皆以警醒人君。今旱魃為虐，正宜修德弭災，豈可崇虛名而受實禍？”這番話引經據典，直指要害。他進一步引用《漢書·文帝紀》中漢文帝拒受尊號的先例：“昔文帝曰朕之不德，何以稱此，今陛下宜效法先賢。”
宰相呂夷簡臉色驟變。這位三朝元老向來重視禮製，更將尊號儀式視為朝局穩定的象征。他當即反駁“祖宗舊製，豈可輕廢？”吳育卻寸步不讓：“周公製禮，本為治國。若禮製反成民害，不如更張！”這場爭論持續兩個時辰，最終仁宗宣布“姑待來年”。退朝時，呂夷簡從吳育身邊經過，冷冷拋下一句：“少年氣盛，恐非福也。”
這場風波並未平息。次年元旦大朝會前夜，呂夷簡再次推動尊號之事。吳育連夜撰寫《諫上尊號第二疏》，其中寫道：“今河北流民塞道，京東餓殍遍野，若此時受虛名而忘實禍，恐傷天地之和。”更厲害的是，他查出禮部籌備尊號儀式的預算竟需三十萬貫，相當於萬頃良田的賦稅。
正月初一的紫宸殿，香燭輝煌。當司禮監正要宣讀尊號詔書時，吳育突然舉著奏疏高呼：“臣有本奏！”在眾目睽睽之下，他當場展示各州府的災情急報。這個戲劇性的場麵，讓端坐禦榻的仁宗想起三年前吳育在臨安賑災的政績，終於下旨：“罷受尊號，其費充賑災之用。”
此事成為景佑初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史官在《仁宗實錄》中特彆記載：“景佑二年春正月壬子，帝從吳育言，罷受尊號。”而民間更是流傳開“吳鐵笏直諫，仁宗罷虛名”的佳話。更重要的是，這次諫爭標誌著以範仲淹、吳育為代表的少壯派官員開始嶄露頭角，為七年後的慶曆新政埋下了伏筆。
在接下來的半年裡，吳育繼續在財政領域展現鋒芒。他改革三司稽核程序，創立“四柱清冊”法；整頓漕運積弊，追回被侵吞的漕糧五萬石；更推動將內藏庫的部分積蓄轉入常平倉，以備災年。這些紮實的政績，使他成為朝中公認的能臣，也讓他與呂夷簡集團的矛盾日益加深。
某日散朝後，仁宗特意留下吳育，指著殿前新柳感歎：“卿可知朕為何屢納卿言？”不待回答便自答：“因卿凡事皆以民生為念。”這番話傳入呂夷簡耳中，老宰相在府中長歎：“吳育不死，吾輩無寧日矣！”
而此刻的吳育不會想到，這場關於尊號的爭論，僅僅是他與保守派較量的序幕。在不久的將來，他將卷入更激烈的黨爭，甚至因此被貶出京。但曆史終將證明，他在景佑年間的這些諫言，如同投入池中的石子，激起的漣漪將一直蕩漾到慶曆新政的波瀾壯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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