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翰林歲月文華燦然
寶元元年1038）的汴京，初夏的悶熱中透著一股山雨欲來的緊張。五月初三，當吳育接到翰林學士的任命詔書時，他正在三司衙門審核陝西軍費。案頭堆積的文書顯示，邊境軍備開支已占國庫歲入的十之三四，而更令人憂心的是，西夏使者帶來的國書語氣日趨傲慢。
翰林院的青磚小樓掩映在禁中古柏之間，這裡距離垂拱殿不過百步之遙。吳育上任第一天，就注意到廊下懸掛著太宗禦筆“玉堂之署”的匾額，其下陳列著曆代學士起草的著名詔令。當他展開特製的澄心堂紙準備起草第一份製誥時，窗外忽然傳來急促的馬蹄聲——涇原路急報：元昊正在興慶府郊外築壇，稱帝之勢已不可逆。
六月十五深夜，仁宗急召翰林院。當吳育提著官袍疾步穿過宣德門時，但見紫宸殿內燭火通明，宰相呂夷簡、樞密使晏殊等重臣齊聚，個個麵色凝重。禦案上攤著西北輿圖，延安府、慶州等地被朱筆圈出，如同滴血的傷口。
“元昊僭號，卿等以為當如何措辭？”年輕的皇帝聲音沙啞，眼中布滿血絲。
呂夷簡主張“嚴辭聲討，以彰天威”，晏殊則建議“暫示懷柔，以待軍備”。正當眾人爭論不休時，吳育趨前執禮“臣以為，當如醫家治疽，既須剜除腐肉，又要避免傷及元氣。”他取過青檀木筆架上的狼毫，在試草紙上寫下慎戰安民四字。
這個主張與範仲淹在延州軍營中提出的“以守為攻”之策不謀而合。原來半月前，吳育曾密會返京述職的範仲淹，二人在梁園酒肆深談竟夜。範仲淹出示的《邊事九議》中，特彆強調“不輕啟戰端”的重要性，這些見解都被吳育化入執政理念。
三更鼓響時，吳育呈上草擬的《賜西夏敕書》。這篇後來被收入《宋大詔令集》的著名文獻，開篇即嚴正指出：“朕承祖宗之烈，奄有中夏，爾元昊世受國恩，安得妄稱帝號？”繼而筆鋒一轉“若能去僭號，守藩儀，則賜賚如故。”最妙的是結尾處：“春冰虎尾，慎之慎之！”既示警告，又留餘地。
當詔書用泥金謄寫完畢，東方已現曙光。同值翰院的宋祁捧著詔書副本感歎：“春冰虎尾四字，既合《尚書》虎尾春冰之典，又暗藏玄機。吳公之文，真可謂一字千金矣！”這份敕書由八百裡加急直送西夏，據說元昊閱後沉吟良久，雖未立即取消帝號，但邊境緊張局勢確實因此暫得緩和。
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吳育展現出驚人的政務能力。他首創“詔令檔案法”，將曆代重要詔書按軍事、財政、民政等分門彆類，並在頁眉標注決策要點。某日仁宗谘詢河北水患對策，他立即調出真宗朝治理黃河的十三道詔書，比較各種方略優劣。這種方法後來被歐陽修編修《新唐書》時借鑒，成為曆史編纂學的重要創新。
八月秋涼，吳育受命參與編修《祖宗故事》。這項工作表麵是整理先朝政事，實則為年輕皇帝提供治國借鑒。在輯錄太宗朝奏對時，他特彆關注那些被否定的建議。比如至道年間某官員提出的“均輸法”，雖未被采納，但其“平準物價”的思路令人耳目一新。這些被塵封的智慧，後來都成為慶曆新政中“均公田”等政策的重要參考。
某夜校勘《太祖寶訓》，吳育發現開寶二年的一道敕書存在疑點：記載中太祖批評宰相“過於寬縱”，但與同期史實不符。他連夜調閱三館檔案，最終在《起居注》殘卷中找到真相——原是太宗朝史官為突出新君而做的修改。這次考據不僅糾正了曆史記錄，更讓仁宗認識到史筆如鐵的分量，特意下詔“史官記注，毋得增損”。
十月邊關告急，元昊終於正式稱帝，建國大夏。延州知州範雍輕敵冒進，導致三川口慘敗，宋軍萬餘人覆沒。噩耗傳至京師，呂夷簡欲追究主戰派責任，吳育卻在廷議中挺身而出：“戰敗之責，豈獨邊將？朝廷調度失宜，亦當反省。”他連夜起草《罪己詔》，代皇帝承擔“委任非人”的責任。這道詔書頒布後，邊境將士無不感泣，戰意複振。
最見功力的是處理契丹趁火打劫的外交危機。遼興宗派使者前來，以調停宋夏衝突為名，索要關南十縣。吳育奉命接待遼使，在都亭驛的宴席上，他即席賦詩：“幽雲烽火連三月，汴水笙歌達四夷。”既點出邊境危機，又彰顯大國氣度。當遼使拋出領土要求時，他立即反駁：“澶淵之盟猶在，豈可妄生事端？”同時密奏仁宗，建議“許增歲幣而拒割地”。這番處置被《續資治通鑒長編》評為“不傷國體，暫弭邊釁”的典範。
在翰林院的最後歲月，吳育的文學造詣達到巔峰。他主持修訂的《景佑廣樂記》，將燕樂二十八調重新整理，為後世保留珍貴音樂史料。在創作《春祠青詞》時，他巧妙化用《周易》《周禮》典故，把祭祀文書寫成蘊含治國哲理的宏文。某次起草皇後冊文，他引用《詩經·關雎》喻示後宮之德，卻又暗含“防微杜漸”的規諫，讓仁宗讀後沉思良久。
寶元二年1039）元宵節，翰林院舉行傳統的“曝書會”。吳育在觀摩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摹本時，對同僚說出流傳後世的名言：“治國如運筆，疾徐得宜。今之西夏，猶紙上遊絲，看似纖弱，牽扯實難。”這番話被侍立的書童記錄，後來成為宋代政治智慧的代表性論述。
當暮春的柳絮再次飄滿汴京，吳育在玉堂東廂留下最後墨寶——為即將出征的韓琦書寫《班超傳》名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這幅字被韓琦帶到涇原前線，懸掛在中軍帳內，成為宋軍將士的精神旗幟。而此刻的吳育不會想到，他精心編纂的《祖宗故事》，將在五年後成為慶曆新政的理論基石；他在翰林院培養的務實作風，更將影響整整一代士大夫的政治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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